简化字的“死穴”——无口能言，无目能見
要谈简体字运动，不能不谈到一位革命人物——钱玄同。
“五·四”之后，钱玄同放弃了用世界语替代汉字的主张，同意用罗马字母拼写汉字。作为“废除汉字的急先锋”，钱玄同发表的竭力否定汉字的极端言论却是谬种流传至今——“汉字不革命，则教育决不能普及，国语决不能统一”，“汉字的罪恶，如难认、难写、妨碍教育的普及、知识的传播，这是有新思想的人们都知道的。”
可那时代，“汉字革命”终归不得大多数国人人心，对汉字的“改良”思潮也同时粉墨登场。
而成气候的当然还是这位钱玄同。
1922年在国语统一筹备会第四次大会上，钱玄同提出了“简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其认为“汉字改用拼音是治本的办法，简省现行汉字笔画是治标的办法。那治本的事业，关系重大，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达到目的的。但现行汉字在学术上、教育上的作梗，已经到了火烧眉毛的地步，不可不亟图补救的办法！我们决不能等拼音的新汉字成功了才来改革，所以治标的办法，实是目前最切要的办法。”
这是历史上有关简体字的第一个具体方案，主张把过去只在民间流行的简体字（俗字）作为正体字应用于一切正规的书面语。它提出的八种简化汉字的方法，实际上也就是现行简化字的产生依据。
从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到瞿秋白、吴玉章以及新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对汉字施行“革命”与“改良”的主张都是一脉相承的。
他们打着“文字阶级论”的偏见谬说，戴着“欧罗巴语言中心论”的有色眼镜，认为汉字是处于低级阶段的文字体系，不承认汉字是一个科学的信息系统，否定中国汉字的“表意性特质”；“汉字落后论”便是他们在中国搞“汉字拼音化”改革、推行“简化汉字”实践的理论基础。
新中国五十年代推行的《汉字简化方案》（俗称“一简”）和文革中制定、文革刚刚结束就迫不及待抛出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俗称“二简”）便是对汉字进行“改良”的典型。
由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教授学者专家们制定的“汉字简化方案”，无视中国传统以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为代表的文字学理论和“六书”造字的方法规律，甚至无端的将汉字结构基础的表意部件看作“既不表意也不表音的记号”，乃至把结构汉字的形旁、声旁都视为一个“符号”；完全不顾忌汉字结构的义理，不考虑汉字构型的方法依据，肆无忌惮的、随心所欲的制造一些新“简化字”；因而严重的损害了汉字表意性特质，破坏了汉字作为完整的表意体系所具备的文字信息规律。
我这里点出简化字的一个“死穴”——无口能言，无目能見。你相信并认同“简化字”这样的创造吗？
“一简”最初简化的14个汉字偏旁当中，位居榜首的便是“讠（言）”，表中还列出由此简化偏旁类推的“简化字”达153个；
“一简”方案中还将汉字“見”简化成“见”，由此而类推的“简化字”29个。
据说这两个不同类型“简化”共同采用的是书法当中“草书”的笔法，将“見”字形旁“目”的眼珠挖空，将“言”字旁的“口”形简化省略，由此创造了——“无口也能言，无目也能見”的霸道独裁的“简化逻辑”。
“一简”方案中，随意调换或去掉表意形旁的“简化字”比比皆是，最突出耀眼的是下面一些：
听（聽）——听声（聽聲）不用耳；
声（聲）——声（聲）不用耳听（聽）；
响（響）——音响（響）不发音；
爱（愛）——无心之爱；
欲（慾）——无心之欲；
开关（開関闗）——开关不见门；
合（閤）——闭合閤无门；
谷（榖）——稻谷（榖）成山谷；
面（麺）——麺粉成面粉（搽脸的）；
胡须发松（鬍鬚髪鬆）——不用“髟”；
卷（捲）——卷簾不用手；
击（擊）——技击不用手；
灭（滅）——灭火不用水浇；
游（遊）——游戏得入水；
咸（鹹）——咸菜无卤盐；
习（習）——习飞用单翅；
飞（飛）——单翅不“升”空；
升（陞）——上升不用“过土坡、登山顶”；
写到这里大概差不多论证明白了；当然，一个人的能力有限，还是众人拾柴火焰高，请大家参与讨论，继续补充实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