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我老师之父为救朱鸿兴而自杀

  我老师之父为救朱鸿兴而自杀

提起苏州美食，“苏州一碗面”少不了。“中华老字号——朱鸿兴面馆”是苏州市区最著名的面馆，在各商业区，居民点都有分店，有越来越兴旺的趋势。

但你可知道，朱鸿兴面馆能度过1950年前后的困难时期，继续开设下去，离不开一个人——高聘之先生，也许可以说：没有高聘之也就没有朱鸿兴了。但高聘之却为此而自杀，而高聘之就是我在五中时的英语老师兼班主任高晋杰的父亲。

声明：对此我没有专访，是朱熙钧先生写的，他采访过高晋杰的夫人陈慧龄老师以及原朱鸿兴的女儿和多个伙计，此文分二次发表在苏州杂志上，题目是《名牌老店“朱鸿兴”》《续记名牌老店“朱鸿兴”》，后来编入他的书《大黑七三集》（他笔名朱大黑，2003年出版此书，时年73岁），原市文保所副所长钱正先生曾陪我去访谒过朱熙钧。以下我摘抄这段史料，做一回“文抄公”：

朱鸿兴开设于1938年，业主叫朱春鹤，面馆在乐桥吉由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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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金圆券贬值，朱鸿兴到处“轧头寸”，举债度日，主要债主的姓名叫高聘之，是朱鸿兴的吃客，住在护龙街（即人民路）大石头巷东口的石库门里，与朱春鹤住处相近，过从甚密，遂成知交。高家是望族，培养七个子女都是高级知识分子。高聘之此时靠家产过日，热心慷慨，常以自己的钱财散发给穷苦人，人称“高痴子”。

后来得知朱春鹤在金圆券贬值而有困难时，竟为朱鸿兴举债，先向在上海从事纺织业的大儿子借了一笔钱，自己也拿出一笔钱，还向邻居如教师家属陆师母等（涉及人数也多）借债。1948年借的债，还还借借，竟拖到1950年春，解放初期经济尚未恢复，朱春鹤一时无力归还。而高聘之承担债主，难以向亲人友朋等人交代，竟寻觅到鸦片烟斗里的烟屑，浸水而服毒自杀，并留下遗嘱，嘱子女不准向朱春鹤逼债。高聘之张扬侠义精神，竟如此悲壮，在那个社会里也确实难得。而高聘之的儿子高晋杰，后任六中校长也确实没有向朱春鹤再提过这笔债务。

高聘之平时很喜欢朱春鹤的大女儿朱云珍。高聘之自裁前的一天，还特地去看望朱云珍。那是个阴雨蒙蒙的天气，高先生带了把黑布伞，一早就去朱家，跟朱云珍说“高伯伯要出趟远门，不能经常来看你了，但我还会来看你的，不要怕啊！”当初十来岁的朱云珍不解其意，只是嗯嗯应答而已。

翌日，高聘之自裁的噩耗传来，朱春鹤马上来吊唁，极为悲伤。朱云珍这才知道这是高伯伯最后的告别和爱抚，直到今天朱云珍已是耆老之人，还深刻记得起高伯伯的原话。今朱云珍来信说一定要写写好人高伯伯，但又不知其姓名，经过辗转询问打听 ，线索断了再续，总算最后找到了高晋 杰的夫人、环保学院退休老师陈慧龄，才证实了这段故事。

高聘之做了好人，虽然精神可嘉，朱鸿兴的门面照样撑着，但内部已经亏空异常，直到解放后，高聘之常与朱春鹤在柜台旁商量债务。这时期劳资已有纠纷，某些人怀疑高聘之为朱鸿兴抽逃资金，高聘之也听到风言风语，最后决定自裁，这里也有点因素。摆脱干系，一了百了，还个清白。高先生谢世时，年仅55岁。（此文中写“劳资已有纠纷，某些人怀疑高聘之为失鸿兴抽逃资金，高聘之也听到风言风语，最后决定自裁。”我认为这是他自杀的最大因素。初解放，怎么就出现了劳资纠纷？怎么就怀疑他抽逃资金？）

到了1952年又有五反运动，运动中又闹出个无中生有的故事，说朱春鹤藏有一尊金铸的菩萨，朱春鹤为此吃着些苦头。但职工曾见他实在发不出工资时，将自己的皮袍变卖而发工资的。而且幸有高聘之宅内邻居、朱鸿兴职工毛宁，深知高老先生为朱鸿兴举债而自杀的情节，曾说过一句实话：高老先生是好人。因而职工相信这一说法，朱春鹤在运动中逐渐解围的。

公私合营后，朱春鹤与职工一样工作，没几年就放弃了定息，后来他年老多病，却无劳保，拖不了多久也就去世了。一连串的遭遇，在这块金字招牌的背后有说不尽的苦楚。

至于朱鸿兴的子女，后来资产阶级子女受歧视的情况，背着沉重的精神包袱，甚至隐姓埋名，不敢提朱鸿兴三字。

本人跋语：

高聘之的儿子高晋杰，在苏州市五中做过我高中三年的英语老师兼班主任。上世纪60年代越来越重视家庭成份，高老师作为班主任常常教育大家，他自己就出身地主，要求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学生不要背上思想包袱。那么这位热心慷慨，具有侠义精神的高聘之应该就属于地主了。写到这里，想起我们受到的教育：地主是“五类分子”之首，属于专政对象，“天下乌鸦一般黑”“东山老虎吃人，西山老虎也吃人”。

1976年国庆期间，我步行了一个多小时特地上门探望高老师，十多年后他还记得我带去了白兰花。1992年我们班级同学还为他做过七十大寿，过了两年，突然跌倒在饮马桥附近原第二人民医院不远处的草坪上，当时无人救治，脑溢血去世。当晚电视上报道寻找死者身份，有同学看到了这则启事，我班同学都去他家吊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