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阴电视台专题片

《江阴骄子·吴新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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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阴骄子·吴新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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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视频资料网址引自“俞玖林工作室”微信公众号当日讲座导言。                                                        欲求当日讲座回放视频，亦请前往此微信公众号。

注：本文是在记录讲座的草稿基础上修改而成，有参考过一些资料。在此还要感谢玖林老师长期以来邀请各路名家作直播讲演，为宣传昆曲所做贡献，功德无量！

正文：

吴老师开场便说自己不仅做学问，而且也喜欢昆曲，并且与昆曲界的朋友广结善缘。在整场讲座中他热情洋溢，激动之处数次起立、手舞足蹈，令人难忘！

一、与昆曲结缘要从1956年谈起

接触昆曲前，吴老师在南京大学文学院读书，主攻中国古代小说方向。1956年4月浙昆晋京演出《十五贯》，举国轰动！《人民日报》发表了田汉执笔的题为《从“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谈起》的社论。南大文学院的陈中凡老师由此向校领导提议建设戏曲学专业，陈老是学术泰斗，加之当时中央对这次昆曲演出大加赞赏，他的提议自然得到了批准。

然而这背后还有一段故事得讲一讲：1917年陈老北大毕业后留校任教。当时正逢曲学大师吴梅应蔡元培之聘,到北大讲授古典戏曲，陈老便从吴先生处学唱昆曲。1921年,陈老被东南大学聘为国文系主任与教授,他便参照北大的做法,设置了词曲方向的课程,将吴梅从北大请到东南大学国文系任教。就这样，陈老的在学术生涯中，逐渐形成了以昆曲为代表的戏曲研究的传统。1939年吴梅不幸病故，加之战乱，戏曲专业教学便一直处于中断状态。直到1956年《十五贯》演出成功，才让陈老重拾希望。

1956年，年轻的吴新雷老师考取了陈老的戏曲学研究生。陈老认为:戏曲是一门综合艺术,只有懂得它的音律声腔,掌握剧种的特点,才能深入研讨，说白了，学会唱曲和看戏是进行研究的首要前提。因此，陈老专门从北京为吴老师请来一位昆曲师傅教他唱曲。吴老师至今仍记得，那时大家都觉昆曲很稀罕，竞相前来蹭课，结果听了以后陆陆续续都打了退堂鼓。为什么？因为学唱昆曲很难，如果认为学唱昆曲就如同唱歌那样，就大错特错了！

1958年秋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时,有人造了昆曲课的反,并且贴了陈中凡老师的大字报。陈老一把年纪了，但他看了大字报后并没有生气,反而邀请张贴大字报的同志叙谈,耐心地作了解释。平日里陈老还自掏腰包买票请吴老师去看戏，“我那时还是一个穷学生，自己哪里有钱去看戏呢？”吴老师回忆道。才二十出头的吴老师便下定决心要把戏曲学好，不然对不起恩师陈老对他如此的关照。吴老师每天都坚持唱昆曲，“我那时都被当成神经病！”吴老师笑道。

正因为学会了唱昆曲，吴老师后来又结识了同样热爱昆曲的俞平伯先生，由此被推荐给上海复旦大学的赵景深老师，后又拜访了昆曲大家俞振飞先生，开始研究“俞派”唱法。“因为那时候会唱昆曲的太少了。”吴老师略带自豪地说道。

二、文艺理论与研究方法。

要搞昆曲研究，决非仅仅学会唱曲这么简单。

第一，是要有一定的文艺理论水平。让你去讲昆曲，你得讲得出它好在哪里。怎么讲才能有水平？有道理？“以前有人讲一个东西好，人家问他有多好，他从头到尾就只会说一句——它比马克思还要好！”吴老师笑哈哈地举了这个反例。

第二，是要有研究方法。王国维先生作文学考证工作，几乎不进戏园子看戏。是的，不会唱戏也当然可以研究戏曲，但是领域会受限。而相较之下，吴梅先生则是学术界的通才：他会唱曲，会吹笛，会写剧本，会登台演出，连当时的知名戏曲演员都向他请教经验。他的研究就是综合性的。在他的著作《顾曲麈谈》中的开篇里就说到：“欲明曲理，须先唱曲。”吴老师对此深有体会，也正是在学会唱曲后，自己才真正更好地理解了戏曲文本。

当然，吴老师也客观认识到，他个人的学术道路与那时大学教师工作环境密切相关：“‘文革’前的大学教师是3个‘没有’——‘从没评职称’、‘从没涨工资’、‘从没强制发表论文’。”正因如此，他才能一门心思学唱昆曲、做研究。反观现在的大学，竞争太激烈，想这么做根本不可能！老师和研究生均难以为此抽出时间。

接下来，作戏曲研究，还必须从文本、文献入手，进行评论、考证、调查研究乃至实地考察。有的人连戏曲剧本都不看，谈何研究呢？那时陈老便让吴老师扎扎实实地把书单里的著作全部看完，看好几遍。昆曲的文献资料，从古至今有不少，尤其以明、清两代为重。比如：后人整理了《历代曲话汇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关于昆曲演唱的有《韵学骊珠》，昆曲演唱对字声、唱腔要求身份严格，例如关于《牡丹亭》中“迤逗的彩云偏”的“迤”字读音就有过长久的论争。

若论戏曲研究的路子，起步就是做评论。评论不容易做，必须把好与差讲清楚。下一步就是做考证。这需要旁征博引，清代“乾嘉学派”与后来的王国维先生都是这方面的代表。另外，戏曲研究不应忽视调查研究。有的时候甚至需要走出门去实地考察，要肯花费时间与力气到处跑。为编写《中国昆剧大辞典》，吴老师专门跑到河北一带的农村去开展调查，得出了当地农民群体也有演唱昆曲的结论，令学术界震惊。谈到这段经历，吴老师自豪地说，自己读书前就是农民，所以十分擅长与农民打交道——“我在那里同他们聊天时，从不介绍自己是大学教授，否则人家根本不会理你。”

三、吴老师的研究成果

从1996年——2015年，吴老师共出版了9本专著，另有许多论文。而《中国昆剧大辞典》便是其代表作。谈起这部书，吴老师乐呵呵地“报怨”说都是顾聆森老师三番五次催促他做的，而这一干就是十年。“《中国昆剧大辞典》只能算是通俗读物，达不到评职称的条件。还好那时我已经是博导了，要不然呐，换做别人谁愿意去做？”词语一出，无不再次令人感慨。“出版需要资金，顾聆森以为我认识的人多，可以拉到很多赞助，其实我最后只能自掏腰包。”谈起编书的艰难历程，吴老师无不感激他在昆曲界的各位朋友，哪怕一张照片都来之不易，书终能成，离不开他们的帮助与体谅。

四、学唱昆曲带来的意外收获。

吴老师感慨要找到新材料是十分不易的。1960年，他去北京拜访著名的藏书家路工先生。得知吴是戏曲研究生并且会唱昆曲，路工先生十分欣喜，接下来才邀其进书房，把很多珍本秘籍展示给他看。这一看可不得了，其中就有魏良辅的《南词引正》，路先生知道吴老师是内行，故请他着手研究。吴老师当时认为自己太年轻，人微言轻，便慷慨地将其推荐给了他的老师钱南扬先生，当然这又是后话了。

为什么说这是意外收获呢？原来，先前学术界已知魏良辅著有一部戏曲理论，名曰：《曲律》，且存本皆非单行本，而是附刻在其他著作之内。《南词引正》的被发现，最终证明了它是《曲律》一书的原稿，《曲律》则是它的删节本。《南词引正》弥补了《曲律》中部分被删除的内容，例如：书中指明昆山腔为元末人顾坚所创，这段资料将以往对昆山腔的历史又向前推了200余年，对于戏曲史是重大发现之一！

文至此处，已将此次吴新雷老师讲座的精华内容尽行记录，余下零散部分则不再赘述。本人一向认为，讲座是帮助观众深入了解戏曲的方式之一，其重要性与演出不分伯仲，而戏曲主讲人则更是演员与学者缺一不可。吴老师此番别开生面的讲说，从自身治学经历这样的新视角出发，让观众进一步了解了戏曲学术世界，有助于其更加全面、严谨地认识中国戏曲史，提升戏曲鉴赏力。在此也向吴新雷老师致以崇高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