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一晃，我博士毕业已经20年了，记得是1994年的夏天我论文答辩后就离开学校去了硅谷。离开学校前，我的导师Marty Feldman携师娘Ellen请我吃饭，为我送行，这一别就是20年！20年来，我时常想起Marty，每逢墨西哥湾有Hurricane（飓风？），我都会电话Marty问候他，因为学校在美国墨西哥湾边的路易斯安那州。以前也没有特意把Marty的号码记下来，因为google一搜就有，可是现在Google被封，只好等再去美国才好找回他的号码。
我刚去美国进的是物理系，可是我的本科却是微电子。于是入学一年后，我就和物理系的教授说我想转到电子工程系，教授就告诉我说，电子工程系来了个从贝尔实验室（Bell Labs) 退休的主任当教授，让我去找他。那是1989年的冬天，我见了Marty说明我想跟他念博士，他就问我吃没吃过DimSun（广东早茶）？我说没吃过，他说他每个星期天都会去纽约的ChinaTown吃早茶，他还问了我一个光学方面的问题，可我想不起来细节了，只记得我胡诌了一通。他笑了笑问我毕业后想在学术界发展还是去工业界？我说工业界，他很高兴就同意我做他的学生，并告诫我做学问一定要向权威挑战，但也要避免踩了老虎尾巴。我听了很震撼，就记住了他这话，直到今天。那以后我跟着Marty去参加学术会议，我就经常站起来提问题，不管是哪个大牌教授，事后Marty经常加以赞许。
刚开始跟Marty念博士的两个月还是很紧张的，他对我干的活儿横挑鼻子竖挑眼，直到我改好他满意了才放过我。几乎每天他都带我一起去吃午餐，可是我刚来美国不久，还不能用英语思维，于是经常是听了他讲话就不能吃完饭，直到后来才慢慢习惯了。Marty经常周末带着我和师娘一起去实验室做实验，开始都是他自己亲自动手，让我在一边看着。到中午时，他就带着师娘和我一起去吃中饭，然后他开车，我们一起去学校周边的城市玩儿。有一次他和师娘看着我吃完，盘子里还有剩饭，他就跟我说他小时候经常听他妈妈讲中国在闹饥荒，中国人没饭吃，所以要他把每一粒饭都吃干净，我听了很不好意思。Marty是在纽约布鲁克林区长大的犹太人，他父亲是“十月革命”前从俄国移民美国，在布鲁克林区开个小家具店为生，他很骄傲地告诉我，他和Woody Allen（好莱坞著名导演）在一个街区长大，他自然是Woody Allen电影的粉丝，他还爱看英国电影，他把他保存的电影“Lady Killers”的录像带送了我。只要过节他不回纽约，他和师娘一定叫我和他们一起过节，他们开车带着我下餐馆、看球赛、逛景点。Marty康奈尔大学物理博士毕业后做了几年教师，就去了贝尔实验室，在那里一呆就是20年，从研究员一直做到一个实验室的主任。师娘是康奈尔大学英文系毕业，在校期间曾和克林顿政府的司法部长Reno小姐同宿舍。Marty和师娘一共有三个孩子，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师娘告诉我他最喜欢大儿子，因为大儿子读书从不用他们操心。可是Marty很得意地告诉我，他大儿子在MIT念博士的时候遇到宿舍的空调不work了，Marty说他带着把螺丝刀开车去了MIT帮着一伙化学系的博士生修空调！师娘说Marty很不高兴二儿子，因为老二本科毕业后执意要去念写作，以爬格子为生，他担心老二将来生活艰难。Marty和师娘特别宠小女儿，我们一起去New Orleans（新奥尔良）玩，小女儿打游戏机，师娘就叫我去在一边看着她玩，那时候她刚刚大学毕业，申请了法学院，但是师娘说Marty威胁小女儿说如果她一定要念“人权法”，就别想从父母那里拿到一分钱学费，如果她去念“公司法”，学费都包在Marty身上。Marty是个过日子非常谨慎的人，美国南部夏天经常下大雨，他刚从纽约搬过来不熟悉环境，有一次路面积水，他就等在边上直到一个和他一样型号的车安全趟过去了，他才尾随而过。他是美国民主党成员，他开玩笑说，犹太人一生下来，第一件事是割包皮，第二件就是领取民主党党证。虽然Marty在Bell Labs有很多中国朋友，但他不喜欢中国，从来不到中国来，我试着劝他几次都没用。
Marty对他的学术观点非常坚持，也不惧和同行吵架，我看到他和同系的教授吵架胆战心惊，有点儿不愿掺和进去，他就教训我说，我是他的人，我别无选择必须跟着他。我赶忙“表忠心”才了事。Marty经常带着我一起见他以前在Bell Labs的同事和朋友，把我介绍给他们，因此我认识了几乎美国半导体界所有的fat cat（肥猫,，指学术界、工业界权威人士）。到我毕业时，Marty完全让我自己挑选答辩委员会成员，当然他也给我推荐了几位，以保证答辩顺利通过。Marty修改我的博士论文非常认真，一遍又一遍，直到我有点儿不耐烦了，跟他说”就这样了“时，他一脸的失望表情。我直到今天想起来就很后悔，我真应该认真做好，直到他满意。
以后我一定会找时间去看Marty和师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