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这名头
文人这名头，曾经很高，也曾经很低。全看你赶上了什么时候，为谁所利用。高的时候金光灿灿，八面威风，千金难买相如赋。所谓“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也，所谓“一部《论语》治天下”也，所谓“孔子不出，万古如长夜”也；低的时候便“零落成尘碾作泥”，“倡优畜之”，不值分文。所谓“文人无行”也，所谓“一为文人，便无足观”也，所谓“下九流”穷酸秀才是也。
虚度半个多世纪，看惯了某些人的攀龙附凤、犬马自荣，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也看惯了某些人的遗世独立、清贫自守，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那么文人的位置到底在哪里呢？司马相如字值千金，才华盖世，然而除了他与卓文君的那段风流韵事，至今谁还记得他写过什么吗？杜工部穷愁潦倒、流离失所，茅屋秋风，不胜凄凉，却吟出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被后世学子推为诗圣。道德文章，又岂是一时浮沉所能论定的？
中国的文人士大夫阶层，长期蛰伏在封建专制皇权的严格奴役下，又浸淫于儒家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观念中，满脑子市侩哲学，一向缺乏独立人格，骨子里有着很深的奴才情结，这种情结的外在表现就是祟尚权威，丧失自我，卖身投靠，既使是做学问，也是抱着经世致用的功利目的，所谓“学成文武艺，货卖帝王家”。似乎只有得到主子的认可或赏识才能证明自身的价值。在这种社会环境下，文人本该有的独立意志、自由精神丧失殆尽，只剩下摇尾乞怜一途。更可悲的是有些文人往往相沿成习，从不自觉，被人驯服甘效犬马却自以为高明，被认可了便有了倚仗，从此失去主心骨，唯官家马首是瞻，甚至肆意睥薄民间的东西。在衡量一篇文章的价值时，认为出自民间的就是不正规的、非法的，名不正而言不顺，因此便没有任何价值，无足轻重，实际上这才是真正的舍本逐末。更有些人在官方的正规刊物上发表一两篇文章，便自觉趾高气扬起来，自以为了不起啦，跟打了鸡血似的，仿佛鱼跃龙门，身价倍增，满世界都盛不下他啦，到处炫耀自己的高贵，甚至在言谈举止中还要时不时流露出对民间刊物或自媒体的傲慢与不屑。实在是轻薄。《水浒传》在明朝曾被明令销毁，禁止传播，《红楼梦》在大清朝就是一部禁书、手抄本，根本没有任何正规出版的机会，更没法跟著名的高产诗人乾隆爷相比，乾隆爷的诗写得多好啊，有山水处便有乾隆爷的诗。然而现在谁还记得一首乾隆爷的诗，而又谁人不知《红楼梦》呢。
因此我对于民间自发的文学社团与刊物，包括互联网上的一些个人博客、自媒体公众号等等，一向是抱有极大的敬意的，并不敢稍存睥睨之心。这种民间社团与自媒体往往是抱着最纯粹的目的，怀着最纯净的理想，并不计较个人的功利得失，也不必看谁的脸色和刻意去讨好谁，自愿发声，出自本心，因此更接近于“修辞立其诚”的文学本质。从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的发展历史来看，民间刊物、同仁杂志、文学社团实际上一直占据着整个文学发展的主要阵地。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郭沫若、徐志摩等人创办的《新月》、《创造》，鲁迅等人主办的《奔流》、《语丝》，到现当代芒克、北岛等人主办的民间诗刊《今天》等，都能证明，文学史上的杰作多出自于民间。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轻慢民间的努力和成就。相对而言，倒是那些由官方主办的文学报刊和文学大奖，固步自封、划定为牢、近亲繁殖、投桃报李、甚至以次充好、藏污纳秽，时常遭人垢病，贻人笑柄。
现代西方国家的文人，基本上都是民间的、个体的，是一种独立存在，并没有什么官方与非官方之别。国家也没有必要养那么多文人。在市场经济下，文人的存在完全遵循市场规律，由大众自由选择，文章写得好不好，有没有人爱看，完全由市场来检验，并不需要什么权威来审定。巴尔扎克写作就是为了赚钱还债，这也没有什么不好；福克纳不过是美国乡村的一个农民，海明威就是一个流浪汉。这样的身份并不影响他们写作，也不需要谁来认可。因此我一向认为，作家是一种野生动物。文章憎命达，伟大的文学作品往往都产生于最卑微的民间，精神的高贵就在于为群体发声、为民众代言。作为一个文人，无论身处何地，都应该秉持良知，有悲天悯人的情怀，把苍生百姓的疾苦挂在心上。
胡适先生曾经说过，先生怎能不说话？这里说的先生，就是指过去年间那些受过良好教育、有知识有文化且能够发声为文的人，其实也就是指文人。因为在群体生活中，说话应该是文人的职责和天然属性，不说话还叫什么文人？相对于无处发声和不能发声的沉默的大多数而言，文人的声音就显得尤为可贵。这也正是文人在群体生活中的价值和担当。古人云：修辞立其诚。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不写文章便罢，如果写文章，最根本的要求就是要诚实，不能昧着良心说话。所以怎样发声、为什么人发声、站在谁的立场上发声，往往最能彰显出一个文人的品格和操守。英国作家奈保尔先生说：“优秀且有价值的作品绝对不是光靠写作技术就写得出来的，还得靠作家某种道德的完整性才行。作家如果与任何诸如某某主义、某某宗教等庞大的公共理念站在一起，他很快就会变得虚伪。一旦说谎，作家就背叛了他的行业，只有二流的作家才会这么做。”从我国的文化史上来看，只有那些站在广大民众的立场上，与芸芸众生甘苦同受、冷暖相知、风雨共担，代表广大民众的切身利益而写作的文人，才会赢得人们的尊敬和爱戴，才会拥有长久的生命力。而一旦丧失了这个立场，立刻就会变得无足轻重，难免沦为鲁迅先生所说的那种“帮闲文人”，他们枉顾现实，趋炎附势、跟风命笔、粉饰太平，其人格必然堕落，其文章也只能是一些浅薄轻狂的谀词浪调，这样的文章无论在当时被吹捧得如何天花乱坠，最终只能是明日黄花。
如果我们把文学比作人类的精神之花的话，那么只有植根于最深最广阔的民间土壤中，也就是在所谓的尘埃里，才能开出最美最璀灿的花来。(磊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