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舟，专栏作者，南都观察特约作者
近一两年来，国内社会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就是从互联网大厂到各种细分学科的“行业黑话”盛行，激发出特别多的讨论。像“内卷”原本是社会学、经济史等领域的专业术语，但去年“出圈”之后，俨然已成为年度最热流行语之一，其内涵也随之发生了延展和变化。
这种现象绝不是偶然的，它本身就与社会的结构性特质紧密相关，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理解了其背后的原因，也就理解了当下中国社会。
▌“行业黑话”的两种内涵
在探讨这个问题时，首先值得辨析的一点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行业黑话”，实际上包含着两种不同的内涵，其背后所折射出的社会心态、生成机制也颇有不同。
所谓“行业黑话”，其本意是各类专业群体，出于各自的惯习或交流需要，自发形成或创造出的一套术语。内行人都明白这些话是什么意思，但对外行而言就难免感觉晦涩难懂，即便听到了也不知所云。在这一意义上，它原本就是在一个个小圈子内才盛行的，甚至其基本功能之一就是避免被外人听懂，并能迅速甄别出谁才是圈内人。
这些“黑话”往往近乎隐语，在圈内的含义并非表面上的意思。例如在卖茶、品茶的领域，“牛肉”指的是武夷山牛栏坑所产的肉桂岩茶，“马肉”则是武夷山马头岩所产的肉桂岩茶，均属名贵武夷岩茶。在二手车行当里，“大切”是指车辆主要骨架因为事故受到过损伤，经过二次焊接的二手车；“裸车”指没有办过任何手续，不含车牌，不包含商业保险、交强险等保险的车。像这样的“黑话”是很难出圈的，因为通常只有涉及相关领域时，你才会感兴趣，更重要的是，其具体含义有赖于一个特殊的语境，离开了那个圈子就很难成立了。
也因此，如果你居然知道这些词的特定含义，那就可能被人“直呼内行”。很多人之所以去了解这些行业黑话，除了自己对相关领域（例如茶文化）特别感兴趣之外，一个重要动力恰是为了“解码”，以避开可能存在的风险。
英国作家萧伯纳曾有一句著名的俏皮话：“任何职业都是针对外行的阴谋。”这差不多可以一字不易地用于当下中国社会：在缺乏监管和行业自治能力的情况下，很多行业看起来都“水很深”，连经验丰富的人士都小心翼翼，更别提那些不懂行的小白了。这样，“黑话”的出圈往往恰是为了教人学会如何解读其背后的真正含义，以免受骗而不自知。
在网上就常看到有人戏谑，应聘时如果老板声称是“扁平化管理”，那多半是初创的小企业；如果他说“拥抱中国的本土数字化”，那可能只是开了个公众号。不难看出，这里的问题其实不在术语本身，而在于它被用于什么语境下，人们实际上担心的是它美化了现实：你照字面意思理解的是A，但可能进去之后才发现，现实是B。
另一种“行业黑话”的内涵则与此同中有异，它虽然也是某种外行不易理解的术语，但却未必会给你带来什么风险，其盛行的原因也不是人们想要判别风险，倒不如说它是从一种亚文化进入到了主流文化。
在这一意义上，其实这样的进程早就开始了。最早出圈的还不是互联网大厂的黑话，而是经济学术语：早在十多年前，家世一般但前途可期的男生在婚姻市场上就被普遍戏称为“潜力股”，甚至用于对武侠经典的分析——有人说，《射雕英雄传》里黄蓉最成功的地方，就是识别出了郭靖这支“潜力股”。
像这样的黑话之所以能出圈，是因为全社会已逐渐适应了伴随它而来的一套思维方式，进而用它来描述、解释一系列相关的现象。有时是人们对自身所困于其中的处境找不到合适的名词来形容，此时忽然发现有一个新词可以借用，于是它便以星火燎原之势爆发式传播开来——“内卷”的盛行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它的流行，是因为整个社会都已经为接受它做好了准备。
▌专家之死？
“行业黑话”的盛行，正可以体现出中国社会当下的诸多特点：由于缺乏可信赖的专业人员，人们不得不自行判别风险；专业壁垒不高，普通人也常常自信可以学会甚至评论；亚文化群体（“圈子”）和主流文化之间相互渗透，彼此之间界限模糊，更未必彼此抗拒。
本来，现代社会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充斥着各种专业群体，且越是发达社会，专业细分就越是深入，即便是同一领域的不同细小分支之间，都会衍生出大量彼此难以沟通、了解的专门技能或知识。所谓“隔行如隔山”，在这种情况下，“行业黑话”是在所难免的。英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曾说过：“不妨将不同的学科看成是个性分明的职业甚至亚文化。它们有各自的语言、价值、心态和思维方式，并不断被各自的训练进程或‘社会化’所强化。”
这种专业群体之间、专业群体与普通人之间的隔阂，在欧美发达国家更为严重，这不仅是因为这些国家更早现代化、分工更细，也因为一个事实：在印欧语言中，专业术语对外人来说更像“天书”。
在电影《安妮·霍尔》（1977）中，一位路人（左一）对著名传播学家麦克卢汉（右一，真人出演）的理论高谈阔论，实际上却对其知之甚少。 © 《安妮·霍尔》
美国记者卡特利奇1920年代到《孟菲斯商业之声》报任职，一次城市版编辑卡亨在办公室里问：“有谁知道，你们把那些研究的昆虫（insect）的人叫作什么？”没人能回答，只有卡特利奇喊：“是昆虫学家（entomologist）吗？”他的周薪随即从25美元升至35美元。
在英语里，“昆虫”和“昆虫学家”是两个迥然不同的词，需要专门的知识，但如果是在中国，大概小学生都能回答这个问题。也因此，无论是生物学、医学还是各种领域，对中国人来说，专业门槛相对要低很多。
不仅如此，中国人还有一种强大的社会心理，就是相信，哪怕是高度专业化的领域，也要“接地气”，用非专业化的语言“深入浅出”地讲述出来。这不仅是老百姓的想法，哲学家陈嘉映前些年在对谈中也曾说过：“你认为我们应该把问题和困惑翻译成专业语言，我反过来认为很多真正的问题被行话掩盖了，需要用自然语言来表述，才能触及真正的困惑。”
问题是，这样一种要求，本身意味着不承认专业门槛的存在，或至少是想要竭力填平其鸿沟。于是，这有时表现为对内行人的警惕与不信任（“我读书不多，你别骗我”），有时更进一步倾向反智，嘲讽专业术语毫无用处，抵触专业群体试图把自己从大众中分离出来的努力，有时则又借用一些专业词汇来显示“高大上”的感觉，进而把专业词汇当作一种现成的便利工具来理解自己周遭的现象。
要求高度专业化的领域“接地气”，这本身意味着不承认专业门槛的存在，或至少是想要竭力填平其鸿沟。这种要求有时表现为对内行人的警惕与不信任（“我读书不多，你别骗我”）。 © 《精武门》
一个社会越是平等，就越容易出现这样的现象。美国学者汤姆·尼科尔斯在《专家之死：反智主义的盛行及其影响》一书中认为，近几十年来，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失去了对专业人员和专业知识的敬畏，而专家学者也逐渐放弃了与公众互动的职责，更愿意退守回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和能够理解自己的业内人士打交道。
相比起来可以说，虽然中国社会的类似现象看着也像是“专家之死”，但却不完全是简单的“反智主义”，相反，人们一方面怀抱着对内行的不信任感，拉低这些专家到与公众对话的水平，另一方面又隐隐有着某种“全民专家化”的苗头，有时爆发出巨大的热情，使一些原本小众的专业词汇迅速破圈，推动了专业知识的普及。
没人能逆转这样的潮流，最可取的恐怕是顺势而为，勇于直面并与公众积极对话、打破壁垒。事实也已证明，这不仅让公众更好地理解自身处境和我们这个社会，专家学者在这过程中也大有可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