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地址：【转载】戴不凡《揭开<红楼梦>作者之谜》（4）作者：金雨雨
内证之一：大量吴语词汇
“《红楼梦》是用纯粹的北京方言写的。”----且从这个最简单不过的问题谈起。从狄平子印戚本加眉批斥“今本”不懂京语“妄改原本”起，直到解放后红学家批评新印本因不懂京语而把它改坏了，以及在指斥程本时对之妄改“原本”京语作为罪状之一，这等等都表明这部小说是用北京话写的这一论断是不成问题的问题。然而，请问一下红学家们：你们的论断可靠么？《红楼梦》的旧本、原本、古本果然如是乎？
被断言是用纯粹北京话写的这部小说中，就运用了数量可观的南京话词汇。除了众所周知的“凤辣子”、“老爹”两词以外，诸如“憨顽”、“花胡哨”、“清爽些（病体稍痊）”、“煨”、“絮聒”、“出月”、“盘缠（日常费用）”、“汗巾子”、“混话”、“便宜（或作便益、便意，方便之意）……就全是南京词汇（可参考《儒林外史》加以对照）。它们在书中有的是偶一，有的则是经常的、大量地反复出现的。例如汗巾子：第28回写琪官“将一条大红汗巾子解了下来”、晚上袭人见宝玉睡觉时“只见腰里一条血点似的大红汗巾子”、“袭人低头一看，只见昨日宝玉系的那条汗巾子系在自己腰里呢”……。这就足以证明吴世昌先生认为“雪芹写《红楼梦》中人物的对话，主要是用北京方言，但他有时也偶尔用些江南方言中的单词只句，以透露故事的素材背景”*之语，未必全合事实。 因为，不仅是“人物的对话”，即使作者在自己行文的叙述中，也是大量而非“偶尔”用江南（南京）方言的。
当然，被断言生于南京的曹雪芹在书中多用南京语言，这是不足为奇的。可是，这部小说中却还同时存在数量不少的扬州词汇呢！它们不只是“偶尔”用于人物的“对话”中，却是经常地反复地用于诸色人等的对话以及作者行文的叙述之中。如：①这会子----第十六回平儿说“这会子二爷在家”、同回赵嫫嫫说“我这会子跑了来”……，这个道地的扬州词汇圊？书中出现达数十百处。②才刚----书中不少处用“刚才”，但至少有数十处作“才刚”；不止一个人，许多人口中都说“才刚”（戚本作“才刚”处，庚辰本往往作“刚才”。下引加重点的是庚辰本作“刚才”处），如第十六回凤姐问贾琏“才刚老爷叫你作什么”、第三十二回老婆子说“才刚打水的人……”、“王夫人道：才刚我赏了他娘五十两银子”、第四十回刘姥姥忙道“才刚那个嫂子倒了茶来”……。按，才刚，非误书。扬州口语也，刚读如京语之“间”。③吃、喝并用（戚本作“嗑”，实即喝）----书中达数百处。如第四十一回“凤姐（儿）笑道：‘这个杯没有喝一个的理……，必定要挨次吃一遍才使得。’……刘姥姥捧着喝乾（×）。贾母（薛姨妈都）道：‘慢些吃（×），不要呛了。’”又如第六十一回“柳家的打发他女儿喝了一碗（回）汤，吃了半碗粥”。按，京语食流汁物无一而不曰喝。扬州话则是吃、喝并用，如既曰吃茶吃酒，又曰喝茶喝酒。盖扬州话“喝粗吃细”也。上例中“粗、细”是分明的。除了这类经常出现的扬州话以外，书中也还有偶尔出现的道地扬州词汇如“没得”（如第五十七回宝玉对紫鹃谈燕窝：“我正要告诉他，没得说完”。余例见五十五、六十、六十一诸回）之类，这里就不细举了。另外还有诸如“下作”、“挺尸”、“作死的”……之类扬州话中也有的词汇，因苏州话中是更经常应用的，而且书中还用了吴语谐声字，故留待下文再说。
《红楼梦》中用了这么多南京和扬州词汇，可是红学家却有本领断言它是用纯粹北京话写的。你道怪也不怪！然而问题远不止于此，这部小说中还存在着数量颐伙的吴语（苏州）词汇。为了让“纯粹（道地）的北京方言”之说见鬼去吧，不嫌词费，列举部分例子于下：
①惫懒----第三回黛玉心想宝玉“不知是怎生个惫懒人物”。按：嘉庆间独逸居士《笑笑录·惫懒》条：“令，吴人也。操吴语哭诉曰：袁时中真正惫懒！’左右大笑。”----惫，音皮。
②狼----第八回“怎得衔此狼蠢物等语谤余之谈”。按：吴文英《吴下方言考》：“今吴谚谓物大而无处置放者曰狼”。----，读为“刚”之上声。作者在此处用这词，切极妥极！
③物事----第二回雨村“又谢甄家娘子许多物事”、第二十七回“每一颗树每一枝花上都系上了这些物事”。按：物（读如京音之“没”）事，吴语犹“东西”也。
④事体----第五十八回“便报了尤氏产育，将他腾挪出来办理荣宁两府事体”（余例见六十三回并两见于第四回）。按，吴语“事情”之谓。
⑤事务----第五十七回“黛玉不时遣雪雁来探（消息），这边事务尽知”、第七十一回贾政对家中“所有大小事务一概发付于度外”（余例见第四十六回，并两见于五十八回）。按：事务系苏州话对“事情”之另一称法。嘉庆十五年漱芳阁精刊弹词《风筝误·戏婢》中，“（丑白）故歇辰光奔出来啥事务”、“故宗事务说白相个”可参证。
⑥挺尸----第五十一回晴雯说麝月“真是挺死尸”、四十四回贾母贾琏“灌了黄汤，不安份守己的挺尸去”（余例见六十、七十三等回）。按：吴语骂人躺在床上不动曰挺尸。
⑦下作----第三十回王夫人骂金钏“下作小娼妇”、第四十五回李纨说凤姐若生于寒门“还不知怎么下作贫嘴恶舌的”（余例见三十六、六十七等回）。按：下作犹京语之上？流也。苏州常用口语词汇。
⑧人客----第十四回凤姐派二十个人“每日在里头单管人客往来倒茶”、第五十六回甄家女人说甄宝玉“有时见了人客……”。按，武进王古鲁先生注《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该应”云：“吴语中有许多语汇，和北方语颠倒的。例如北方语‘热闹’，吴语作‘闹热’之类。”此说殊精到。小说第十六回写贾政生辰就作“闹热非常”（不止一例）；此处“人客”正是苏州话中之“客人”。
⑨黄汤----除⑥引外，如七十一回姑子说尤氏“劳乏了几天，黄汤辣水没吃”（余例见六十五、七十九等回）。按：江南多饮黄酒，故将酒叫黄汤。《缀白裘·痴诉》丑扮诸葛谙上场苏白：“骗两个铜钱，买口黄汤呷呷。”可参证。
（10）小菜----第六十二回小燕“走去拿了小菜并碗箸过来”、第五十四回“另设上各种精致小菜”。按，京语小菜是指盛于小碟子中的酱疙瘩之类的咸菜。第五十八回晴雯说“这稀饭咸菜闹到多早晚”的“四样小菜”，是北京“小菜”。但像以上二例明是吴语中的家常便菜。
（11）滚水----第五十二回叙宝玉一时又问晴雯“吃些滚水不吃”、第五十四回小丫头道“巴巴的倒的还是滚水”（本回滚汤滚水计三见）、第六十回“万不得，滚白水也好”（本回凡二见）。像五十二回此句用京语根本没法念，吴语是极顺口的。----吴人把开水叫滚水。
（12）面汤----第七十七回袭人“叫人舀了面汤催宝玉洗脸”。按，若是北京土话，煮面条饺子之汤何能给二爷洗脸？苏州话则把洗脸水叫面汤。
（13）面子----第二十八回凤姐说薛蟠拿珍珠“乳钵合（隔）面子呢”、第七十五回李纨说“他姨娘家送来的好茶面（子）倒是对碗来你喝罢”。按，苏州人把粉状的东西叫“面子”，京语无。此句姨娘系指姨母，亦苏州话。庚辰本“合”作“隔”，不误。吴越间凡以合作名词（如一升一合）或动词用时，音“隔或葛”。明末沈宠绥《度曲须知》中，凡“合”作动词用时均自注音“葛”，可证。
（14）杌子----第三十五回“王夫人方向一张小杌子坐下”、第七十三回“贾珍方在进门杌子上坐了”，例极多。苏人把凳子叫杌子。小杌子京语该说“小板凳儿”或“小马扎儿”。
（15）齐整----第四回门子谈香菱“其模样虽然出脱得齐整”、第三十六回“忽见史湘云穿的齐齐整整来辞说”，例极多。按，京语只说“整齐”；吴语之齐整是漂亮之意。
（16）痴子----第二十八回黛玉心下想道：“人人都笑我有痴病，难道还有一个痴子不成？！”第三十回“里面的早已痴了……外面不觉也看痴了”、第六十九回“小妹笑道：你终久是个痴人”、第七十三回“因此又叫他作痴丫头”，例甚多，不下数十处。此等凡用痴字处，悉苏白，北京人根本听不懂。盖京语应说“疯子”、“傻子”之类。
（17）呆子----第四十七回回目“呆霸王”、第五十七回“晴雯见他呆呆的一头热汗”、同回袭人说宝玉“那个呆子的眼（睛）也直了”、又说“也没见我们这呆子听见（了）风就是雨”，例亦达数十处。按，京人口语无呆字；读书时且呆（ｄāｉ）、呆（àｉ）不分。小说中偶尔也用的吴语“呆子”相当于京语之笨蛋，而呆子则兼天生的傻瓜、笨蛋之意。
（18）闹黄了----第八十回薛蟠“又怕闹黄了宝蟾之事”。按：黄了，吴语，犹京语“漏了馅”之意。若此语用北京旧日土话写，该作“又怕宝蟾之事漏（露）白了”，颜色正好相反。
（19）老货----第八回薛姨妈对李嬷嬷笑道“老货，你只管放心吃你的去”、同回黛玉要宝玉“别理那老货”（余例见十九、五十三等回）。这亦吴语词汇，犹京语之“老劮？伙”、“老东西”。
（20）灌丧----第四十四回尤氏要凤姐“尽力灌丧两锺罢”、凤姐笑道“我昨儿灌丧（了酒）了”。按，丧，戚本六十五回作囔，庚辰本同回作撞，同本七十九回作@⑤、嗓。 都是谐音。《儒林外史》第十一回杨老六“在船上赌输了，又噇了几杯烧酒，噇的烂碎”，亦同，但噇字不见于《词源》等书。据《新华词典》：噇，读为ｃｈｕáｎｇ（与床同音），释为“毫无节制地大吃大喝”，不知何所据而云然？（这正和这部词典据人民文学出版社印本注释，将《红楼梦》中的“夯”读作为“笨”一样，查无实据。） 若明乎丧、@⑤、噇之类全是江南话，则此字应作“舂”，（但不入“东”韵念作ｃｈōｎｇ；随吴越各地口音不同读为双ｓｈｕāｎｇ或丧ｓāｎｇ之类，不一。）盖吴越乡间多用大小熟米粉或饭放在舂臼中“舂”打磁实，制成如水磨年糕之类的食品。故吴越乡语恒说“舂酒”、“舂食”等等，犹言用杵向臼中舂打得结结实实。这是个很形象的词汇。
这里是为了凑成个“整数”，仅仅只举二十例。其它如十二回之“满口胡说乱话”、六十二回之“乌泥苔滑”、五十七回宝玉道“你又说白话”、第六十等回之“正无头路”……等等京语所无的苏州词汇；京人罕用而在吴人却是口头禅的“（大）毒日头”、“田地（作地步、程度解）”……之类；以及除了在吴中但他处也偶用的“堂客（女人）”、“堂屋”……之类；因昆曲流行而业已为京语所采用的“标致”“先儿”……等原来吴中词汇；还有有关人称的大量吴语词汇，如用得不多的“亲爷”（第四、十二回）、侄男（读如京语之“奶”、见六十回）、亲家娘（第七十一、七十二回）、“大伯子”……等等，以及书中大量出现的姨爷、姨娘（即姨妈）之类，就不再一一列举了。单就上面这篇子简明的账单来看，《红楼梦》中的吴语词汇也够得上是洋洋大观的了。----它们是这么多，而且又用得如此恰到好处。
然而事有未尽于此者。在这部用“纯粹北京方言”写的小说中，竟然还大量地应用苏州话的谐音字。这集中表现在以下六个字上面：
①以“能”字谐音代“宁”字----如庚辰本第五十六回平儿说买办“能可得罪了主子”、同回“姑娘们能可使奶妈们……”、六十八回凤姐说“只能可多给他钱为是”……，例多，不赘。（戚本对这个费解的“能可”似均经人改过，已悉作“宁可”）。按：苏州一带读“宁”为“能”，如把“宁波”说成“能波”。
②以“是”谐音代“自”----第十二回贾瑞“正是（自）胡猜、第六十九回凤姐“外面待尤二姐是（自）不必说得”、第七十回鸳鸯“是（自）那日之后一向未和宝玉说话”、同回“将诗与李纨看了，是（自）不必说称赞不已”。戚本作“是”处庚辰多作“自”；但庚辰亦有同于戚本作“是”者，如第二十四回贾芸在书房中“正是烦闷”，不切，当为“自”之误。例子至少共有一二十处。按京语是ｚì和自ｓｈì很容易区分；但吴侬则是、自不分，均读“史（上声）ｓｈǐ”。 上述《风筝误·鸢误》丑白：“今朝勿见是有后日”、《戏婢》花旦白“奴且不要管他，且是转去”，及以同光以来的许多弹词刊本均习惯用“是”代“自”，可参证。
③以“堪”谐音代“看”----甲戌、庚辰第二回“堪堪又是一载光阴”、甲戌第二十五回“堪堪的日落”。按京语：看ｋàｎ去声，决不能谐平声堪ｋāｎ。这也是明显的吴音字，苏沪一带看、堪同音ｋè。如光绪初木活字本弹词一·一顶巾》卷七“你也不要忙来不要忙，堪好俱凭我主张”；清初《锺馗传》小说第二回“堪堪穷的一发可怜”，均明为“看”之谐音字。然而红学家们却训“堪堪”为“将要”，试问“将要的日落”成何语法耶？
④以“展@⑦” 谐“转”----如首回“转（展）眼乞丐人皆谤”、第十五回“争奈车轻马快，一时转（展）眼无踪”，例尚有。戚本作“转”处庚辰多作“展”；但亦有甲戌、戚本、庚辰三本均同者，如第二十五回“展（庚、甲：@⑦）眼过了一日”。按，北京人决不至读转ｚｈｕǎｎ或ｚｈｕàｎ为展ｚｈǎｎ；而吴侬口中则展、转不分，近于普通话的周ｚｈōｕ音。《一顶巾》弹词凡“转”悉作“占”，如卷四“大爷呒得占门墙”、“且说邹虹回占门”；苏白占、展同音，可参证。
⑤以“无”谐“呒”---第3回宝玉“又问黛玉可也有玉无有？……单我有，我说无趣。……（贾母道）因此他只说无有”、第四十五回凤姐道“里头还无吃酒，他小子先醉了”、第七十四回王夫人道“我虽无受过大荣华富贵，比你们是强的”，例达数百处，尤以甲戍本第15回净虚对凤姐说话一段更为明显：“这几天都无工夫，……忙的无个空儿，……就无来请太太的安，……到像府里就连这点子手段也无有的一般”。此等口语中忽夹入“无”字，非常别扭；用苏州音一读，原来是极道地的苏白，盖“呒”之谐音字耳。
⑥芳官外号“耶律雄奴”，被人混叫成“野驴子”，这显然是谐音。京语用于译名的耶ｙē和野ｙě决不至混淆，驴ｌü和奴ｎú读音根本不同。但苏州话中耶奴、野驴音却相近（略似ｙě--ｎū）可以互谐。《风筝误》《一顶巾》等弹词几乎全将“也”作“野”，而吴音作译名用之“耶”和“也”同音，可以参证。
至此，可谓情况大白：原来被断言是用纯粹北京话写的《红楼梦》中，不仅有不少南京话、扬州话，更有这么多吴语词汇和吴语谐声字。即就上举这些最明显的例子来看，它们至少关系到这部小说中的几千句语言！可是红学家们却不管如此大量的明明不是北京话，就去得出了一个和事实不很符合的结论。我以为，学陶渊明之好读书不求甚解固然是高雅的，但是用这种方法来治学，对小说中的吴语不求甚解，一律把它们说成是纯粹的北京方言，却不是科学而是很糟糕的。
至此，有人不免要说：书中用语的复杂问题，脂砚斋在批语中不是三次为之声明过么*？ “此书若干人说话语气及动用器物饮食之类，皆东西南北（按：指方言）互相兼用”，则这部用了大量北京话写的小说中夹杂南方话，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不过，脂斋的连篇声明，其实是丝毫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的声明。比如说，让贾母说说凤辣子之类，让扬州盐课林老爷的苏州姑娘林黛玉说说“才刚”、“作死的，又扇了我一头灰”（第三十五回）之类，为了开玩笑或拟摹人物的语气声口神情，偶一偶二为之是无足为异的。可书中语言的驳杂情况远非“若干人”“说话语气”和偶尔为之的。为说明实况，仅举对“婶母”的称呼，就足以证明脂斋的声明不过是多余的哓舌罢了。试看以下四例就可知端的：
①第六回“贾蓉笑道：我父亲打发我来求婶子，说上回老舅太太给婶子的那架玻璃炕屏……”。
②第二十四回贾芸向凤姐讨差使时说：“……昨儿晚上还提起婶婶来，说婶婶身子生得单薄”。按，这一段对话据戚本贾芸共喊了十四声婶婶；庚辰原抄同，但十二处涂改为“婶子”，二处未改，另一处为戚所无的“婶婶”，当是戚本漏抄的。
③第六十八回凤姐大闹宁国府时，“贾蓉只跪着磕头，说：婶婶若闹了起来，儊？子也是一死。只求婶婶责罚儿子，……婶子是何等样人……”。按，这一段贾蓉尤氏共喊了十五声“婶婶”，另喊了二声“婶子”。庚辰原钞同戚，后均涂改为“婶子”。
④第十一回秦氏对凤姐说：“婶娘的侄儿虽说年轻，……就是婶娘这样疼我”；又说“婶子，恕我不能跟过去了。闲了的时候还求婶子常过来瞧瞧我”；同回贾珍说“二位婶婶明日还过来@⑧@⑧”。----以上四例几乎全是对凤姐一个人的。可是，a.①④表明同是一对夫妻，贾蓉对凤姐是北京称呼婶子，秦氏则是一般喊法婶娘。b.①④还表明贾蓉用北京叫法为婶子，而他父亲贾珍则用苏州称呼婶婶。c.①②表明同是东府兄弟，贾蓉是北京话婶子，贾芸却是苏州话婶婶。d.①③表明：贾蓉在第六回是北调，第六十八回却用南腔。e.④表明同是这个秦可卿忽而是一般喊法婶娘，忽而又是北京称呼婶子。而他的公公却又用苏州喊法婶婶。f.就②③来看，庚辰本中同是这个贾芸或贾蓉，在同一场合，对凤姐的称呼也是时南时北的。至于书中对姨母或称姨妈或称姨娘之类，这里就毋须多所列举了。同一家子的父子、兄弟、夫妻甚至于同一个人在同一场合对同一个人的称呼，都是南腔北调毫无定准的；可见这部书的用语问题并不像脂砚斋所说的那么单纯，他所举的“姑娘”一词不过是个特殊的例子而已，不足以概括书中语言的全部情况。
在大部分是用北京话写的《红楼梦》中，却时时出现大量的吴语（还有南京和扬州话）词汇和吴语谐声字。可是，为什么连狼@⑧、黄汤、婶婶、闹黄了、说白话……这么些一望可知绝非京语的词汇都会不被人看见呢？“有一些真理对于人心是最贴近、最明显的，人只要一张开自己的眼睛，就可以看到它们。我想下边这个重要的真理就是属于这一类的：就是说天上的星辰，地上的山川景物，宇宙中所含的一切物体，在人心灵以外都无独立的存在；它们的存在就在于其为人心灵所感知、所认识，因此它们如果不真为我所感知，不真存在于我的心中或其它被造精神的心中，则它们便完全不能存在……。”（乔治·贝克莱）* 无视《红楼梦》中这么多的吴语却断言它是用“纯粹的北京方言”写的，这是不是亦属于如果不真为我所感知，则它们便完全不能存在呢？在“大概”地（石头“大概”是雪芹的假托）、想当然地（雪芹自幼回北京并在北京长大，他当然该用北京话写书）“想像”之下，作为曹雪芹“自叙（性）”的这部小说中，竟然会有大量吴语，这岂不等于说鸡蛋中有骨头！（然而这是个经过孵化过的鸡蛋，其中偏偏就有骨头！）因而，这在红学家看来自属理合应毋庸议之事，是他们心中“不存在”的问题。可是，书中数以千计的夹带吴语（以及南京、扬州话）的文句，证明红学家向来所论虚妄。他们的论定不足以成为定论。
在大部分是用北京话写的《红楼梦》中，又用了大量吴语词汇和谐音字（而且用得如此频繁、如此熟练、如此熨贴），这就显得如此地不统一，如此地驳杂，这就不能不引人深思并且要追问一下原因了。
从不仅用吴语词汇而且还老是“是、自”“堪、看”“宁、能”不分地在写小说，不能不认为这位作者该是一位口音顽强难改的吴侬。能相信雪芹是个永远改不了吴侬口音的作家么？----这就是笔者不嫌词费用了这么多篇幅列出证据乞求专家们解答一下的核心问题。
如果说《红楼梦》确是长于北京、死于北京的曹雪芹“一空依傍”独自“创作”的，那么，他开口“能可”“舂黄汤”“是不必说”，闭口“婶婶”“闹黄了”“挺尸”，这怎么解释呢？除非说曹太夫人是个吴侬，故其子亦难改吴侬口音；（可是如果若有史料证明她不是吴侬呢？）但即使能证明此点，以下问题也是很难解释的：第一，红学家公认雪芹回到北京年龄大约不会超过十岁（按甲辰说则不过三四岁）；从回京到动手写书其间至少也该隔了十来年（二十岁以上）；由写成初稿到甲戍脂斋再阅评定，又该经过至少十年，这时雪芹该是三十岁以上了。如果说初稿是夹用大量吴语吴音写的，后来则逐步改为京语，那就等于说雪芹二十多岁时还是口音难改的吴侬，三十岁后则学会“纯粹的北京话”了。然而这根本违反一个人学方言的规律；二十岁以前，特别是十岁以前改口音学方言是容易的，三十岁左右就越来越困难了。第二，从较早的戚本和最晚的庚辰本校勘中，可以发现雪芹修改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尽量使小说“北京口语化”*。 如果说他在廿几岁写初稿时还是乡音未改，到三十岁左右修改时已经很会说北京土话了，那么，他生前最后的改稿庚辰本中为什么依然是、自不分，剪、铰并用，痴子与傻子混杂，姨妈和姨娘乱喊呢？这类例子不是个别而是大量的。第三，就目前可见的较早版本（如较完整的戚本及甲戍本中的若干回）来看，其中全有京白苏白夹杂的情况。可见小说用语的南腔北调情况是早就如此，并非雪芹晚期修改才造成的。既用吴语吴音又同时用纯粹的北京方言来写书，这对于同一个作家来说是不可能的，也是大可不必这么做的。而且，如是有意识地用京语夹吴语写书，那么雪芹就不必在庚辰本中做语言“北京化”的工作了。
究竟如何解释《红楼梦》中应用南北方言的如此驳杂情况呢？问题似乎不易回答。不过，若要解开这个难解的哑谜也并不难。但这里有一个不可缺少的前题：首先得把石头“大概”是雪芹的“假托”以及小说是用“纯粹的北京方言”写的这类“胡说”扔到东洋大海里去。以常识判断：一个作家，他除非是出于特殊的（如：为使文字生动或有意开玩笑之类等等）原因，那决不可能既用京白又用苏白“双管齐下”来写小说的。《红楼梦》中纯粹京语和道地吴语并存的情况，看来只能是这样理解：它的旧稿原是个难改吴侬口音的人写的（他还能说南京和扬州话）；而改（新）稿则是一位精通北京方言的人的作品。后者是在别人旧稿基础上改写的。在改写过程中，由于创作中可以理解的种种原因，故书中语言未能统一，致出现南腔北调的情况。稍稍具有编辑、写作经验的人都会知道：自己修改自己的作品，和在别人原稿基础上进行改写，情况是不一样的。前者可以毫无拘束顾忌地“振笔直书”，后者则往往会产生某种“束手束脚”的情况。另外，或由于修改得兴会淋漓之际，来不及对他人旧稿中一些无关宏旨的字眼作通盘修改予以统一，以致残留“是、自”不分之类；或由于一时想不出更恰当的京语词汇，因而暂时保留他人旧稿中的吴语词汇如狼@⑧、挺尸、黄汤之类； 又或由于改不胜改尚有疏漏，如庚辰本第24回十四处“婶婶”有十二处改为“婶子”，但仍有两处未改；……更由于“书未成”而雪芹先逝，这样，他人旧稿中的许多吴语吴音等等，便自然而然地残留在雪芹的新稿《红楼梦》中了。
把这一点联系脂批明把石头、作者分为二人，并联系棠村旧序和裕瑞等的记载来看，那就不能不认为曹雪芹确是在石兄旧稿基础上重新改写成书的。“方无胎中之儿口有多大怎得衔此狼@⑧蠢物等语谤余之谈”（从戚本），似通非通的文言而又夹杂吴语词汇，这是一语破的， 说明《风月宝鉴》旧稿的作者，原来就是那个自称“不学无文”和“蠢物”的难改吴侬劏？音的石兄；而不是在北京长大会流利北京方言精通《文选》的语言巨匠曹雪芹。
“《红楼梦》是用纯粹的北京方言写的。”----且从这个最简单不过的问题谈起。从狄平子印戚本加眉批斥“今本”不懂京语“妄改原本”起，直到解放后红学家批评新印本因不懂京语而把它改坏了，以及在指斥程本时对之妄改“原本”京语作为罪状之一，这等等都表明这部小说是用北京话写的这一论断是不成问题的问题。然而，请问一下红学家们：你们的论断可靠么？《红楼梦》的旧本、原本、古本果然如是乎？
被断言是用纯粹北京话写的这部小说中，就运用了数量可观的南京话词汇。除了众所周知的“凤辣子”、“老爹”两词以外，诸如“憨顽”、“花胡哨”、“清爽些（病体稍痊）”、“煨”、“絮聒”、“出月”、“盘缠（日常费用）”、“汗巾子”、“混话”、“便宜（或作便益、便意，方便之意）……就全是南京词汇（可参考《儒林外史》加以对照）。它们在书中有的是偶一，有的则是经常的、大量地反复出现的。例如汗巾子：第28回写琪官“将一条大红汗巾子解了下来”、晚上袭人见宝玉睡觉时“只见腰里一条血点似的大红汗巾子”、“袭人低头一看，只见昨日宝玉系的那条汗巾子系在自己腰里呢”……。这就足以证明吴世昌先生认为“雪芹写《红楼梦》中人物的对话，主要是用北京方言，但他有时也偶尔用些江南方言中的单词只句，以透露故事的素材背景”*之语，未必全合事实。 因为，不仅是“人物的对话”，即使作者在自己行文的叙述中，也是大量而非“偶尔”用江南（南京）方言的。
当然，被断言生于南京的曹雪芹在书中多用南京语言，这是不足为奇的。可是，这部小说中却还同时存在数量不少的扬州词汇呢！它们不只是“偶尔”用于人物的“对话”中，却是经常地反复地用于诸色人等的对话以及作者行文的叙述之中。如：①这会子----第十六回平儿说“这会子二爷在家”、同回赵嫫嫫说“我这会子跑了来”……，这个道地的扬州词汇圊？书中出现达数十百处。②才刚----书中不少处用“刚才”，但至少有数十处作“才刚”；不止一个人，许多人口中都说“才刚”（戚本作“才刚”处，庚辰本往往作“刚才”。下引加重点的是庚辰本作“刚才”处），如第十六回凤姐问贾琏“才刚老爷叫你作什么”、第三十二回老婆子说“才刚打水的人……”、“王夫人道：才刚我赏了他娘五十两银子”、第四十回刘姥姥忙道“才刚那个嫂子倒了茶来”……。按，才刚，非误书。扬州口语也，刚读如京语之“间”。③吃、喝并用（戚本作“嗑”，实即喝）----书中达数百处。如第四十一回“凤姐（儿）笑道：‘这个杯没有喝一个的理……，必定要挨次吃一遍才使得。’……刘姥姥捧着喝乾（×）。贾母（薛姨妈都）道：‘慢些吃（×），不要呛了。’”又如第六十一回“柳家的打发他女儿喝了一碗（回）汤，吃了半碗粥”。按，京语食流汁物无一而不曰喝。扬州话则是吃、喝并用，如既曰吃茶吃酒，又曰喝茶喝酒。盖扬州话“喝粗吃细”也。上例中“粗、细”是分明的。除了这类经常出现的扬州话以外，书中也还有偶尔出现的道地扬州词汇如“没得”（如第五十七回宝玉对紫鹃谈燕窝：“我正要告诉他，没得说完”。余例见五十五、六十、六十一诸回）之类，这里就不细举了。另外还有诸如“下作”、“挺尸”、“作死的”……之类扬州话中也有的词汇，因苏州话中是更经常应用的，而且书中还用了吴语谐声字，故留待下文再说。
《红楼梦》中用了这么多南京和扬州词汇，可是红学家却有本领断言它是用纯粹北京话写的。你道怪也不怪！然而问题远不止于此，这部小说中还存在着数量颐伙的吴语（苏州）词汇。为了让“纯粹（道地）的北京方言”之说见鬼去吧，不嫌词费，列举部分例子于下：
①惫懒----第三回黛玉心想宝玉“不知是怎生个惫懒人物”。按：嘉庆间独逸居士《笑笑录·惫懒》条：“令，吴人也。操吴语哭诉曰：袁时中真正惫懒！’左右大笑。”----惫，音皮。
②狼----第八回“怎得衔此狼蠢物等语谤余之谈”。按：吴文英《吴下方言考》：“今吴谚谓物大而无处置放者曰狼”。----，读为“刚”之上声。作者在此处用这词，切极妥极！
③物事----第二回雨村“又谢甄家娘子许多物事”、第二十七回“每一颗树每一枝花上都系上了这些物事”。按：物（读如京音之“没”）事，吴语犹“东西”也。
④事体----第五十八回“便报了尤氏产育，将他腾挪出来办理荣宁两府事体”（余例见六十三回并两见于第四回）。按，吴语“事情”之谓。
⑤事务----第五十七回“黛玉不时遣雪雁来探（消息），这边事务尽知”、第七十一回贾政对家中“所有大小事务一概发付于度外”（余例见第四十六回，并两见于五十八回）。按：事务系苏州话对“事情”之另一称法。嘉庆十五年漱芳阁精刊弹词《风筝误·戏婢》中，“（丑白）故歇辰光奔出来啥事务”、“故宗事务说白相个”可参证。
⑥挺尸----第五十一回晴雯说麝月“真是挺死尸”、四十四回贾母贾琏“灌了黄汤，不安份守己的挺尸去”（余例见六十、七十三等回）。按：吴语骂人躺在床上不动曰挺尸。
⑦下作----第三十回王夫人骂金钏“下作小娼妇”、第四十五回李纨说凤姐若生于寒门“还不知怎么下作贫嘴恶舌的”（余例见三十六、六十七等回）。按：下作犹京语之上？流也。苏州常用口语词汇。
⑧人客----第十四回凤姐派二十个人“每日在里头单管人客往来倒茶”、第五十六回甄家女人说甄宝玉“有时见了人客……”。按，武进王古鲁先生注《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该应”云：“吴语中有许多语汇，和北方语颠倒的。例如北方语‘热闹’，吴语作‘闹热’之类。”此说殊精到。小说第十六回写贾政生辰就作“闹热非常”（不止一例）；此处“人客”正是苏州话中之“客人”。
⑨黄汤----除⑥引外，如七十一回姑子说尤氏“劳乏了几天，黄汤辣水没吃”（余例见六十五、七十九等回）。按：江南多饮黄酒，故将酒叫黄汤。《缀白裘·痴诉》丑扮诸葛谙上场苏白：“骗两个铜钱，买口黄汤呷呷。”可参证。
（10）小菜----第六十二回小燕“走去拿了小菜并碗箸过来”、第五十四回“另设上各种精致小菜”。按，京语小菜是指盛于小碟子中的酱疙瘩之类的咸菜。第五十八回晴雯说“这稀饭咸菜闹到多早晚”的“四样小菜”，是北京“小菜”。但像以上二例明是吴语中的家常便菜。
（11）滚水----第五十二回叙宝玉一时又问晴雯“吃些滚水不吃”、第五十四回小丫头道“巴巴的倒的还是滚水”（本回滚汤滚水计三见）、第六十回“万不得，滚白水也好”（本回凡二见）。像五十二回此句用京语根本没法念，吴语是极顺口的。----吴人把开水叫滚水。
（12）面汤----第七十七回袭人“叫人舀了面汤催宝玉洗脸”。按，若是北京土话，煮面条饺子之汤何能给二爷洗脸？苏州话则把洗脸水叫面汤。
（13）面子----第二十八回凤姐说薛蟠拿珍珠“乳钵合（隔）面子呢”、第七十五回李纨说“他姨娘家送来的好茶面（子）倒是对碗来你喝罢”。按，苏州人把粉状的东西叫“面子”，京语无。此句姨娘系指姨母，亦苏州话。庚辰本“合”作“隔”，不误。吴越间凡以合作名词（如一升一合）或动词用时，音“隔或葛”。明末沈宠绥《度曲须知》中，凡“合”作动词用时均自注音“葛”，可证。
（14）杌子----第三十五回“王夫人方向一张小杌子坐下”、第七十三回“贾珍方在进门杌子上坐了”，例极多。苏人把凳子叫杌子。小杌子京语该说“小板凳儿”或“小马扎儿”。
（15）齐整----第四回门子谈香菱“其模样虽然出脱得齐整”、第三十六回“忽见史湘云穿的齐齐整整来辞说”，例极多。按，京语只说“整齐”；吴语之齐整是漂亮之意。
（16）痴子----第二十八回黛玉心下想道：“人人都笑我有痴病，难道还有一个痴子不成？！”第三十回“里面的早已痴了……外面不觉也看痴了”、第六十九回“小妹笑道：你终久是个痴人”、第七十三回“因此又叫他作痴丫头”，例甚多，不下数十处。此等凡用痴字处，悉苏白，北京人根本听不懂。盖京语应说“疯子”、“傻子”之类。
（17）呆子----第四十七回回目“呆霸王”、第五十七回“晴雯见他呆呆的一头热汗”、同回袭人说宝玉“那个呆子的眼（睛）也直了”、又说“也没见我们这呆子听见（了）风就是雨”，例亦达数十处。按，京人口语无呆字；读书时且呆（ｄāｉ）、呆（àｉ）不分。小说中偶尔也用的吴语“呆子”相当于京语之笨蛋，而呆子则兼天生的傻瓜、笨蛋之意。
（18）闹黄了----第八十回薛蟠“又怕闹黄了宝蟾之事”。按：黄了，吴语，犹京语“漏了馅”之意。若此语用北京旧日土话写，该作“又怕宝蟾之事漏（露）白了”，颜色正好相反。
（19）老货----第八回薛姨妈对李嬷嬷笑道“老货，你只管放心吃你的去”、同回黛玉要宝玉“别理那老货”（余例见十九、五十三等回）。这亦吴语词汇，犹京语之“老劮？伙”、“老东西”。
（20）灌丧----第四十四回尤氏要凤姐“尽力灌丧两锺罢”、凤姐笑道“我昨儿灌丧（了酒）了”。按，丧，戚本六十五回作囔，庚辰本同回作撞，同本七十九回作@⑤、嗓。 都是谐音。《儒林外史》第十一回杨老六“在船上赌输了，又噇了几杯烧酒，噇的烂碎”，亦同，但噇字不见于《词源》等书。据《新华词典》：噇，读为ｃｈｕáｎｇ（与床同音），释为“毫无节制地大吃大喝”，不知何所据而云然？（这正和这部词典据人民文学出版社印本注释，将《红楼梦》中的“夯”读作为“笨”一样，查无实据。） 若明乎丧、@⑤、噇之类全是江南话，则此字应作“舂”，（但不入“东”韵念作ｃｈōｎｇ；随吴越各地口音不同读为双ｓｈｕāｎｇ或丧ｓāｎｇ之类，不一。）盖吴越乡间多用大小熟米粉或饭放在舂臼中“舂”打磁实，制成如水磨年糕之类的食品。故吴越乡语恒说“舂酒”、“舂食”等等，犹言用杵向臼中舂打得结结实实。这是个很形象的词汇。
这里是为了凑成个“整数”，仅仅只举二十例。其它如十二回之“满口胡说乱话”、六十二回之“乌泥苔滑”、五十七回宝玉道“你又说白话”、第六十等回之“正无头路”……等等京语所无的苏州词汇；京人罕用而在吴人却是口头禅的“（大）毒日头”、“田地（作地步、程度解）”……之类；以及除了在吴中但他处也偶用的“堂客（女人）”、“堂屋”……之类；因昆曲流行而业已为京语所采用的“标致”“先儿”……等原来吴中词汇；还有有关人称的大量吴语词汇，如用得不多的“亲爷”（第四、十二回）、侄男（读如京语之“奶”、见六十回）、亲家娘（第七十一、七十二回）、“大伯子”……等等，以及书中大量出现的姨爷、姨娘（即姨妈）之类，就不再一一列举了。单就上面这篇子简明的账单来看，《红楼梦》中的吴语词汇也够得上是洋洋大观的了。----它们是这么多，而且又用得如此恰到好处。
然而事有未尽于此者。在这部用“纯粹北京方言”写的小说中，竟然还大量地应用苏州话的谐音字。这集中表现在以下六个字上面：
①以“能”字谐音代“宁”字----如庚辰本第五十六回平儿说买办“能可得罪了主子”、同回“姑娘们能可使奶妈们……”、六十八回凤姐说“只能可多给他钱为是”……，例多，不赘。（戚本对这个费解的“能可”似均经人改过，已悉作“宁可”）。按：苏州一带读“宁”为“能”，如把“宁波”说成“能波”。
②以“是”谐音代“自”----第十二回贾瑞“正是（自）胡猜、第六十九回凤姐“外面待尤二姐是（自）不必说得”、第七十回鸳鸯“是（自）那日之后一向未和宝玉说话”、同回“将诗与李纨看了，是（自）不必说称赞不已”。戚本作“是”处庚辰多作“自”；但庚辰亦有同于戚本作“是”者，如第二十四回贾芸在书房中“正是烦闷”，不切，当为“自”之误。例子至少共有一二十处。按京语是ｚì和自ｓｈì很容易区分；但吴侬则是、自不分，均读“史（上声）ｓｈǐ”。 上述《风筝误·鸢误》丑白：“今朝勿见是有后日”、《戏婢》花旦白“奴且不要管他，且是转去”，及以同光以来的许多弹词刊本均习惯用“是”代“自”，可参证。
③以“堪”谐音代“看”----甲戌、庚辰第二回“堪堪又是一载光阴”、甲戌第二十五回“堪堪的日落”。按京语：看ｋàｎ去声，决不能谐平声堪ｋāｎ。这也是明显的吴音字，苏沪一带看、堪同音ｋè。如光绪初木活字本弹词一·一顶巾》卷七“你也不要忙来不要忙，堪好俱凭我主张”；清初《锺馗传》小说第二回“堪堪穷的一发可怜”，均明为“看”之谐音字。然而红学家们却训“堪堪”为“将要”，试问“将要的日落”成何语法耶？
④以“展@⑦” 谐“转”----如首回“转（展）眼乞丐人皆谤”、第十五回“争奈车轻马快，一时转（展）眼无踪”，例尚有。戚本作“转”处庚辰多作“展”；但亦有甲戌、戚本、庚辰三本均同者，如第二十五回“展（庚、甲：@⑦）眼过了一日”。按，北京人决不至读转ｚｈｕǎｎ或ｚｈｕàｎ为展ｚｈǎｎ；而吴侬口中则展、转不分，近于普通话的周ｚｈōｕ音。《一顶巾》弹词凡“转”悉作“占”，如卷四“大爷呒得占门墙”、“且说邹虹回占门”；苏白占、展同音，可参证。
⑤以“无”谐“呒”---第3回宝玉“又问黛玉可也有玉无有？……单我有，我说无趣。……（贾母道）因此他只说无有”、第四十五回凤姐道“里头还无吃酒，他小子先醉了”、第七十四回王夫人道“我虽无受过大荣华富贵，比你们是强的”，例达数百处，尤以甲戍本第15回净虚对凤姐说话一段更为明显：“这几天都无工夫，……忙的无个空儿，……就无来请太太的安，……到像府里就连这点子手段也无有的一般”。此等口语中忽夹入“无”字，非常别扭；用苏州音一读，原来是极道地的苏白，盖“呒”之谐音字耳。
⑥芳官外号“耶律雄奴”，被人混叫成“野驴子”，这显然是谐音。京语用于译名的耶ｙē和野ｙě决不至混淆，驴ｌü和奴ｎú读音根本不同。但苏州话中耶奴、野驴音却相近（略似ｙě--ｎū）可以互谐。《风筝误》《一顶巾》等弹词几乎全将“也”作“野”，而吴音作译名用之“耶”和“也”同音，可以参证。
至此，可谓情况大白：原来被断言是用纯粹北京话写的《红楼梦》中，不仅有不少南京话、扬州话，更有这么多吴语词汇和吴语谐声字。即就上举这些最明显的例子来看，它们至少关系到这部小说中的几千句语言！可是红学家们却不管如此大量的明明不是北京话，就去得出了一个和事实不很符合的结论。我以为，学陶渊明之好读书不求甚解固然是高雅的，但是用这种方法来治学，对小说中的吴语不求甚解，一律把它们说成是纯粹的北京方言，却不是科学而是很糟糕的。
至此，有人不免要说：书中用语的复杂问题，脂砚斋在批语中不是三次为之声明过么*？ “此书若干人说话语气及动用器物饮食之类，皆东西南北（按：指方言）互相兼用”，则这部用了大量北京话写的小说中夹杂南方话，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不过，脂斋的连篇声明，其实是丝毫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的声明。比如说，让贾母说说凤辣子之类，让扬州盐课林老爷的苏州姑娘林黛玉说说“才刚”、“作死的，又扇了我一头灰”（第三十五回）之类，为了开玩笑或拟摹人物的语气声口神情，偶一偶二为之是无足为异的。可书中语言的驳杂情况远非“若干人”“说话语气”和偶尔为之的。为说明实况，仅举对“婶母”的称呼，就足以证明脂斋的声明不过是多余的哓舌罢了。试看以下四例就可知端的：
①第六回“贾蓉笑道：我父亲打发我来求婶子，说上回老舅太太给婶子的那架玻璃炕屏……”。
②第二十四回贾芸向凤姐讨差使时说：“……昨儿晚上还提起婶婶来，说婶婶身子生得单薄”。按，这一段对话据戚本贾芸共喊了十四声婶婶；庚辰原抄同，但十二处涂改为“婶子”，二处未改，另一处为戚所无的“婶婶”，当是戚本漏抄的。
③第六十八回凤姐大闹宁国府时，“贾蓉只跪着磕头，说：婶婶若闹了起来，儊？子也是一死。只求婶婶责罚儿子，……婶子是何等样人……”。按，这一段贾蓉尤氏共喊了十五声“婶婶”，另喊了二声“婶子”。庚辰原钞同戚，后均涂改为“婶子”。
④第十一回秦氏对凤姐说：“婶娘的侄儿虽说年轻，……就是婶娘这样疼我”；又说“婶子，恕我不能跟过去了。闲了的时候还求婶子常过来瞧瞧我”；同回贾珍说“二位婶婶明日还过来@⑧@⑧”。----以上四例几乎全是对凤姐一个人的。可是，a.①④表明同是一对夫妻，贾蓉对凤姐是北京称呼婶子，秦氏则是一般喊法婶娘。b.①④还表明贾蓉用北京叫法为婶子，而他父亲贾珍则用苏州称呼婶婶。c.①②表明同是东府兄弟，贾蓉是北京话婶子，贾芸却是苏州话婶婶。d.①③表明：贾蓉在第六回是北调，第六十八回却用南腔。e.④表明同是这个秦可卿忽而是一般喊法婶娘，忽而又是北京称呼婶子。而他的公公却又用苏州喊法婶婶。f.就②③来看，庚辰本中同是这个贾芸或贾蓉，在同一场合，对凤姐的称呼也是时南时北的。至于书中对姨母或称姨妈或称姨娘之类，这里就毋须多所列举了。同一家子的父子、兄弟、夫妻甚至于同一个人在同一场合对同一个人的称呼，都是南腔北调毫无定准的；可见这部书的用语问题并不像脂砚斋所说的那么单纯，他所举的“姑娘”一词不过是个特殊的例子而已，不足以概括书中语言的全部情况。
在大部分是用北京话写的《红楼梦》中，却时时出现大量的吴语（还有南京和扬州话）词汇和吴语谐声字。可是，为什么连狼@⑧、黄汤、婶婶、闹黄了、说白话……这么些一望可知绝非京语的词汇都会不被人看见呢？“有一些真理对于人心是最贴近、最明显的，人只要一张开自己的眼睛，就可以看到它们。我想下边这个重要的真理就是属于这一类的：就是说天上的星辰，地上的山川景物，宇宙中所含的一切物体，在人心灵以外都无独立的存在；它们的存在就在于其为人心灵所感知、所认识，因此它们如果不真为我所感知，不真存在于我的心中或其它被造精神的心中，则它们便完全不能存在……。”（乔治·贝克莱）* 无视《红楼梦》中这么多的吴语却断言它是用“纯粹的北京方言”写的，这是不是亦属于如果不真为我所感知，则它们便完全不能存在呢？在“大概”地（石头“大概”是雪芹的假托）、想当然地（雪芹自幼回北京并在北京长大，他当然该用北京话写书）“想像”之下，作为曹雪芹“自叙（性）”的这部小说中，竟然会有大量吴语，这岂不等于说鸡蛋中有骨头！（然而这是个经过孵化过的鸡蛋，其中偏偏就有骨头！）因而，这在红学家看来自属理合应毋庸议之事，是他们心中“不存在”的问题。可是，书中数以千计的夹带吴语（以及南京、扬州话）的文句，证明红学家向来所论虚妄。他们的论定不足以成为定论。
在大部分是用北京话写的《红楼梦》中，又用了大量吴语词汇和谐音字（而且用得如此频繁、如此熟练、如此熨贴），这就显得如此地不统一，如此地驳杂，这就不能不引人深思并且要追问一下原因了。
从不仅用吴语词汇而且还老是“是、自”“堪、看”“宁、能”不分地在写小说，不能不认为这位作者该是一位口音顽强难改的吴侬。能相信雪芹是个永远改不了吴侬口音的作家么？----这就是笔者不嫌词费用了这么多篇幅列出证据乞求专家们解答一下的核心问题。
如果说《红楼梦》确是长于北京、死于北京的曹雪芹“一空依傍”独自“创作”的，那么，他开口“能可”“舂黄汤”“是不必说”，闭口“婶婶”“闹黄了”“挺尸”，这怎么解释呢？除非说曹太夫人是个吴侬，故其子亦难改吴侬口音；（可是如果若有史料证明她不是吴侬呢？）但即使能证明此点，以下问题也是很难解释的：第一，红学家公认雪芹回到北京年龄大约不会超过十岁（按甲辰说则不过三四岁）；从回京到动手写书其间至少也该隔了十来年（二十岁以上）；由写成初稿到甲戍脂斋再阅评定，又该经过至少十年，这时雪芹该是三十岁以上了。如果说初稿是夹用大量吴语吴音写的，后来则逐步改为京语，那就等于说雪芹二十多岁时还是口音难改的吴侬，三十岁后则学会“纯粹的北京话”了。然而这根本违反一个人学方言的规律；二十岁以前，特别是十岁以前改口音学方言是容易的，三十岁左右就越来越困难了。第二，从较早的戚本和最晚的庚辰本校勘中，可以发现雪芹修改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尽量使小说“北京口语化”*。 如果说他在廿几岁写初稿时还是乡音未改，到三十岁左右修改时已经很会说北京土话了，那么，他生前最后的改稿庚辰本中为什么依然是、自不分，剪、铰并用，痴子与傻子混杂，姨妈和姨娘乱喊呢？这类例子不是个别而是大量的。第三，就目前可见的较早版本（如较完整的戚本及甲戍本中的若干回）来看，其中全有京白苏白夹杂的情况。可见小说用语的南腔北调情况是早就如此，并非雪芹晚期修改才造成的。既用吴语吴音又同时用纯粹的北京方言来写书，这对于同一个作家来说是不可能的，也是大可不必这么做的。而且，如是有意识地用京语夹吴语写书，那么雪芹就不必在庚辰本中做语言“北京化”的工作了。
究竟如何解释《红楼梦》中应用南北方言的如此驳杂情况呢？问题似乎不易回答。不过，若要解开这个难解的哑谜也并不难。但这里有一个不可缺少的前题：首先得把石头“大概”是雪芹的“假托”以及小说是用“纯粹的北京方言”写的这类“胡说”扔到东洋大海里去。以常识判断：一个作家，他除非是出于特殊的（如：为使文字生动或有意开玩笑之类等等）原因，那决不可能既用京白又用苏白“双管齐下”来写小说的。《红楼梦》中纯粹京语和道地吴语并存的情况，看来只能是这样理解：它的旧稿原是个难改吴侬口音的人写的（他还能说南京和扬州话）；而改（新）稿则是一位精通北京方言的人的作品。后者是在别人旧稿基础上改写的。在改写过程中，由于创作中可以理解的种种原因，故书中语言未能统一，致出现南腔北调的情况。稍稍具有编辑、写作经验的人都会知道：自己修改自己的作品，和在别人原稿基础上进行改写，情况是不一样的。前者可以毫无拘束顾忌地“振笔直书”，后者则往往会产生某种“束手束脚”的情况。另外，或由于修改得兴会淋漓之际，来不及对他人旧稿中一些无关宏旨的字眼作通盘修改予以统一，以致残留“是、自”不分之类；或由于一时想不出更恰当的京语词汇，因而暂时保留他人旧稿中的吴语词汇如狼@⑧、挺尸、黄汤之类； 又或由于改不胜改尚有疏漏，如庚辰本第24回十四处“婶婶”有十二处改为“婶子”，但仍有两处未改；……更由于“书未成”而雪芹先逝，这样，他人旧稿中的许多吴语吴音等等，便自然而然地残留在雪芹的新稿《红楼梦》中了。
把这一点联系脂批明把石头、作者分为二人，并联系棠村旧序和裕瑞等的记载来看，那就不能不认为曹雪芹确是在石兄旧稿基础上重新改写成书的。“方无胎中之儿口有多大怎得衔此狼@⑧蠢物等语谤余之谈”（从戚本），似通非通的文言而又夹杂吴语词汇，这是一语破的， 说明《风月宝鉴》旧稿的作者，原来就是那个自称“不学无文”和“蠢物”的难改吴侬劏？音的石兄；而不是在北京长大会流利北京方言精通《文选》的语言巨匠曹雪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