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报馆的记忆
京报馆旧址
邵飘萍先生题写的门额
宣南是旧时颇具老北京文化色彩的地区，除了众所周知的天桥文化、会馆文化外，它还是北京报业的发祥地，其报业文化在中国的媒体发展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民国时期，宣南与上海的望平街（《申报》《新闻报》所在地）南北并峙，成为中国报业的中心，如同英国报业的老家伦敦舰队街一般。前后共有500多家报刊分布在宣南100多条胡同内，而其中影响尤大的是林白水办的《社会日报》和邵飘萍办的《京报》。今日漫步在这片古旧的街区，逼仄的街巷两旁尽是低矮古旧的建筑，很难感受到过往时代的文化气息，但这里毕竟有一些记忆是值得回味的。
魏染胡同在宣南的众多胡同中不很起眼，它北起南柳巷，南至骡马市大街中段。其得名据民国年间出版的《北平地名志》称“据传明宦官魏忠贤曾在此巷居住。魏被诛后，此巷叫魏阉胡同，今为避恶名改为魏染胡同”。走到胡同中间，路东现出一栋坐东朝西的灰色两层西洋式小楼，在鳞次栉比的平房群落中格外显眼，这就是京报馆的旧址。京报馆是由这栋两层砖木结构的小楼和一组坐北朝南的四合院组成。楼房面阔七间，建筑面积876平方米，临街的正立面采用西洋古典式砖壁柱装饰。二层有一圈女儿墙，楼顶还曾竖着一根旗杆。楼的一侧墙壁上原有横书的“京报馆”凸字，现仅存一“京”字。大门西向，开于一层的正中，采用塔司干柱式门廊装饰，楼门的上方是镌刻着三个已显斑驳的行楷大字“京报馆”的门额，落款是“振青题”，这是京报的创始人邵飘萍的手笔。邵飘萍，原名镜青，后改为振青，浙江东阳人，是我国新闻理论的开拓者、奠基人。穿过大门可直接来到楼后的四合院中，正房、两厢房和倒坐房均为三间五檩，原是京报编辑部的一部分，现在成为一个杂院。楼内现住着多户居民，楼道中摆放着杂物，墙壁脱落开裂，原有的木质楼梯和实木地板踏上去咯吱作响。而在报馆时期，一层是传达室和负责报纸销售及刊登广告的经营所，二层是编辑部和经理室，编辑部里摆着两张黑色的长桌供编辑们工作。当年，报纸编好后，报样就被送到报馆对面的平房里印刷，出报后，报差将报纸送到北柳巷的报房里，再从报房发给卖报的小贩们。行走在楼中，我与以往探究古迹有着不同的感觉，那是一种亲切感，因为这里还承载了我自己的一部分家族史，我的外祖父王振亭当年就是京报馆的一名员工，而且一直工作到1937年《京报》停刊，在这里，国家的大历史和家族的小历史有了重叠。
触景生情，不禁思及京报馆的往事：邵飘萍先生自幼便才华横溢，14岁考上了秀才，16岁又考入浙江高等学堂接受新式教育，专修自然科学。在校期间，他就开始给《申报》撰稿。作为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他萌发了“新闻救国”的思想，立志献身新闻事业，依靠报纸舆论，干预政局，改变祖国悲惨的命运。民国元年（1912年），他成为《汉民日报》的主笔，开启了自己15年的记者生涯。他大力宣传进步思想，揭露贪官污吏的丑行，抨击封建政府的暴政，因此得罪了一批权贵。面对种种威逼，邵飘萍毫不畏惧，表示“报馆可封，记者之笔不可封也，主笔可以杀，舆论之力不可蕲”。他敢于对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和卖国罪行加以抨击，1914年，《汉民日报》被封，邵飘萍被捕。后经营救出狱，流亡日本。1916年春，邵飘萍回国，担任《申报》、《时报》及《时事新报》主笔。邵飘萍强调记者应该具有如下品性：操守、侠义、勇敢、诚实、勤勉、忍耐等。记者要有独立精神，不受社会恶风之熏染、不为虚荣利禄所羁勒及具备强烈的社会责任心。记者应当时刻生活在角色中，无论何时都要保持一种众人皆“醉”唯我独醒的状态。“新闻脑”要始终紧张活动，一旦提笔行文，则又要“状若木鸡，静穆如处子”，倾注整个身心。他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享有特派员称号的记者，以一个真正的新闻记者的面目出现在民众之中，深入实际采访，把真实的情况告诉读者，甚至不惜冒生命危险。他所著的《新闻学总论》和《实际应用新闻学》，是我国最早的一批新闻理论著作。
1918年10月5日，邵飘萍辞去《申报》的职务，独立创办了《京报》，自任社长，他提笔写了“铁肩辣手”四个大字，悬挂于编辑室内，以此自勉。当时北京的报纸多有一定的政治背景，它们随政局沉浮，并无一贯的政见和主张，无“报格”是当时许多报纸的共相。为了改变这一状况，实现他新闻救国的梦想，邵飘萍在《京报》的发刊词《本报因何而出世乎》中称报纸是“供改良我国新闻事业之试验，为社会发表意见之机关”，公开声明“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即为本报所为作也”。这一年，他倡议建立了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被北京大学聘为导师，开创了我国的新闻教育。他主张新闻记者是“布衣之宰相，无冕之王”，是“社会之公人，是居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外的第三者”，报纸除监督政府，还应该教育民众、唤醒民众。在五四运动中，邵飘萍在《京报》发表《勖我学生》、《外交失败第一幕》、《速释学生》等多篇时评，揭露北洋政府的卖国罪行，报纸因而被封，他被迫再次流亡日本。
1920年，邵飘萍回到北京，9月17日，报馆由珠巢街迁至魏染胡同新址，《京报》复刊。“二·七”惨案后，《京报》大量刊登支持工人、声援罢工斗争的文章，“五卅”惨案发生后，邵飘萍下令《京报》停止刊登日、英广告，同时免费刊登爱国广告。《京报》以真实的报道和犀利的言论，揭露政治的黑暗，为民众呐喊请命。他关注社会和国家的命运；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屡次发表揭露政府腐败的文章，最终《京报》惹怒了当权军阀。1926年奉系军阀控制北京后，被列入黑名单的邵飘萍不得不避入六国饭店，当年的4月24日下午6时许，邵飘萍在返回京报馆处理完事务后，准备乘车回六国饭店，当行至魏染胡同南口时，被军阀政府抓捕，京报旋即被查封。尽管社会各界积极营救，但军阀政府必欲置先生于死地，26日凌晨，直奉联军总执法处对邵飘萍草草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审讯后即以“宣传赤化”的罪名判他死刑。当日5时许，邵飘萍在天桥刑场遇害，他践行了新闻救国的理想，不惜以身相殉。
在邵飘萍殉难后，他的夫人汤修慧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于1928年恢复出版《京报》。这位中国报业的女中豪杰，与邵飘萍具有同样的风骨，1931年9月20日，她不惜以死为价，率先报道了“九一八”事变。《京报》最终在抗战爆发、北平沦陷前的1937年7月28日出版了最后一期，走完了它19年不凡的风雨历程，但它在中国新闻史上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