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高音：舞台上的新中国——《龙须沟》的前世今生

作者　来源：《舞台上的新中国》

【破土编者按】新中国成立后，新的生产关系变革和人们新的精神需求呼唤着新戏剧。这时，广阔的社会舞台为新中国的戏剧提供了最基本的情节，人民艺术家老舍和他的代表作《龙须沟》是那个时代最瑰丽的遗产。本文回顾了老舍先生创作《龙须沟》的背景、缘起、观众的观后感受，还有这部经典之作背后的进步导演焦菊隐。《龙须沟》能成为属于劳动人民的艺术杰作、戏剧史上的经典名篇，不仅要感谢作家、导演和演员的艰苦努力，更与新社会里的新人新气象密不可分。

新社会需要新文艺

参加第一届文代会的戏剧界元老欧阳予倩深切地感受到新旧中国文艺受众的变化。他说：“以前的文艺，总是在知识分子的小圈子打转，现在已经扩展到广大的农民、士兵和工人间。领域扩大，新的读者和新的观众、听众的增多，他们要求新的内容，新的表现方法，要求更深入的生活体验，要求普及，同时也要求提高；这正是伟大的新时代赋予文艺工作者的使命。”

1949年来中国访问的苏联剧作家西蒙诺夫对台下年轻的中国戏剧工作者说：新的社会，人的性格里发现了新的东西。新的人物产生了，我们必须要表现这种新的人物，但要表现新人物，你必须自己得先是新人物，新的道德要求作家本身做新人物。但宣言礼拜六或礼拜天做新人物是靠不住的。你必须了解新社会，在新社会里工作生活，你得了解工厂的生产效率，你得知道农村的收获丰歉，你得关心到列车是否能按班次开出。这些都是摆在新艺术前面的问题，要写他你便得熟悉他，而不能幻想。新的人物正是从这中间产生的。作家和这些人物一道生活，你的灵魂才能和他们合在一起。西蒙诺夫在谈到新社会新艺术的缺失时说：“旧社会有他十分完成的典型，而在新社会却刚刚萌芽，但别看不起他，他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

老舍与《龙须沟》：人民艺术家与劳动人民的话剧

1950年元旦在华北人民文工团基础上成立的老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是集中了作家、演员、导演、音乐演奏员、乐队指挥、声乐家、作曲家、舞蹈工作者、舞台美术工作者等人民戏剧、音乐事业的专门人才，包括话剧队、歌剧队、昆曲队、管弦乐队的综合性剧院。北平接管委员会文化部部长和文教局副局长李伯钊兼任院长。1951年的“老人艺”上演了两个叫好的剧目，其中一个就是老舍的《龙须沟》。《龙须沟》是老舍先生用高度的政治热情和坚实的艺术才华结合出来的一首新中国的颂歌，是对新社会眼见为实的艺术证词。

龙须沟位于北京的南城，是条有名的臭沟。据北京市档案局馆藏档案：龙须沟一带的居民，多是零散工人、三轮车夫、贫苦市民，这里没有一条像样的街道，也没有一所像样的大瓦房，居民喝的是比自来水贵四五倍而又肮脏的井水，据说北京外城的全部人口是50万，其中40万人口的生活污水都流到曲折狭小的龙须沟里，沟水泛着古铜锈的绿色，一年有九个月臭气熏天。解放初期的1950年，对龙须沟的集中治理，使老舍看到了人民政府的切实业绩。在老舍看来，新政府的眼是看着穷苦人民的。老舍写这个戏的道理很简单，就是要歌颂为老百姓修沟的人民政府，他说：“龙须沟是北京有名的一条臭沟，沟的两岸住满了勤劳安分的人民。多少年来反动官府视人民如草芥，不管沟水多么臭、多么脏、多么有害，向来没人过问。不单如此，贪官还把人民修挖臭沟的赃款吞吃了。今春人民政府决定替人民修沟，在建设新北京的许多事项里，这是件特别值得称颂的。”

老舍把他在龙须沟实地眼见的小杂院搬上了大舞台。他要写出几个人来，“他们都与沟有关系，像沟的一些小支流，他们的言语和动作不必是一个完整故事的联系者，而是臭沟的说明者。”老舍让数着快板的程疯子和娘子搬进了《龙须沟》。老舍笔下的程疯子并不蓬头垢面，他穿着破大褂，以为靠这个尚能维持自己的体面。老舍说：“别看程疯子是个废物，可是他心地善良，情操高尚。他之成为废物是旧社会损害他的。”住在龙须沟的人物都不简单化，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性格、模样、生活、思想。用老舍的说法：“明白穷人心中的委屈才知道他说话行事的矛盾。”王大妈母女，一个进取，一个守旧；蹬三轮车的丁四，可好可坏，一阵儿明白，一阵儿糊涂；丁四嫂嘴野心善，勤苦而邋遢，这些都是被欺凌、受欺辱的底层老百姓形象。老舍曾私下说，《龙须沟》整个第一幕就是高尔基。他很自觉地给这些瞪三轮的做零活的找了个“具有领导才能的有身份的人”。泥瓦匠赵老头，这是个旧社会的反抗者、新政权的参与者和拥护者。1951年的欧阳予倩写道：“我看过《龙须沟》，以为老舍先生如果不是对旧政权的腐败统治极度地憎恨，不是对人民政府为人民的精神深深感动，他就写不出《龙须沟》。”

1951年3月18日《人民日报》刊发了几个普通工人联名写给报社编辑的信：

我们是一群印刷工人，也有几个是校对员、警卫员、通讯员和勤务员，大部分是北京人。我们都看了话剧《龙须沟》，后来还开了一个漫谈会，交换了一下意见。大家认为这是一个好戏。《龙须沟》好在哪里呢？我们觉得主要有这样三点：

一、《龙须沟》表现了城市劳动人民的生活，这对我们大部分人是十分熟悉的。戏里的角色都演得很像，仿佛不是我们的同院邻居，就是我们的亲戚朋友，有的甚至很像是我们自己。我们当中，有的就是在北京的大杂院里长大的。大杂院，“穷八家”，各人有各人的行业。解放前，大家整天奔波，还“揭不开锅”，每家人家免不了要像丁四夫妇一样吵架。我们亲眼见过地痞流氓怎样欺压人民，有的还亲身受过他们的欺侮。像勤务员戴秀清吧，她的哥哥就曾经被两个流氓找过岔子，挨过打，坐过牢，几乎弄得家破人亡。她说：“我一看见冯狗子，就恨死了。”我们当中，有的还在龙须沟那儿住过家。像勤务员王德泉吧，他在解放前，曾经在那儿当过三年织布学徒。他说：“那儿哪是人住的地方啊，一下大雨，就像黄河决了口一样，一片汪洋大水，房塌屋倒，砸死人，淹死人，西瓜皮、青菜、垃圾、杂物，冲得满街都是。水一退，炕上，窗台上，爬满了蛆。那个苦劲儿、脏劲儿，以前谁知道啊！现在，老舍先生写出来了。”

二、《龙须沟》写出了劳动人民高贵的品质。这种高贵的品质特别表现在阶级友爱上。这个小杂院里，一共住了四家，大大小小九口人，却很团结互助。遇有危难，甚至拔刀相助。就拿最落后的王大妈说吧，逃大水逃到茶馆里的时候，她抱着包袱，挽着篮子，叨念着丟在家里没有带来的烙铁。可是，当丁四家吃不上饭的时候，她赶紧送去了半盆棒子面。三、《龙须沟》写出了新旧社会的不同，和新社会怎样改造人。在旧社会，地方那么脏、那么臭，国民党政府还要收卫生捐。在新社会，人民政府“还没要钱，就不言不语地来修沟”了。在旧社会，好人吃不开，程疯子被气疯了，不能登台卖艺；在新社会，他找到了事，还在庆祝大会上说快板。在旧社会，冯狗子狗仗人势，欺人打人；在新社会，他改邪归正，积极工作。在旧社会，丁四喝酒吵架，不务正道；在新社会，他当了工人，夫妻也和美了。所有这些改变都是因为人民推翻了旧政权，建立了人民政府的原故。《龙须沟》在表现这一主题时，并不一般化，它不像有些戏一样，台上来了一个穿灰制服的干部，就算是政府属于人民了。我们从赵老头当了政府委员、刘巡长当了派出所副所长这两件事上，可以清楚地看出政权的根本改变，而这也恰好说明了人民政府是人民自己作主的政府。

我们欢迎《龙须沟》，欢迎像《龙须沟》这样的作品。我们希望这个戏在城市中劳动人民居住的地方普遍上演，更希望文艺工作者多多地写出像《龙须沟》这样的作品来。此外，我们对《龙须沟》还有几点小意见：头一幕是在解放前，第二幕是在解放后，其间还缺少明显的交代。我们建议在两幕之间，加一过场，用鞭炮声、解放歌曲等效果来表示这个改变。其次，黑旋风被捕了，政府究竟如何处理，最好也要暗示一下。因为我们恨死了这些反革命分子，十分关心他们的下落。最后二嘎子在解放前，出出进进似应挎个篮子，表示他是捡煤球的，全剧就只他一人没有事干，不像劳动人民的儿子。

黄文龙、刘敬杰、张恩铭、禹平、方开平、徐景弼、张居生、李培安、 吴润堂、胡仲康、杨春长、张恩林、戴秀清、王德泉等共三十二人

在国家报刊上发表工人群体对一个舞台剧的评论，这毕竟是开天辟地的新鲜事。因为《龙须沟》“生动地表现了市政建设为全体人民、特别是劳动人民服务的方针和对劳动人民实际生活的深刻关系，对教育广大人民和政府干部，有光辉的贡献”。1951年12月21日，北京市人民政府，根据市人民政府第八次会议的决议，授予老舍“人民艺术家”的称号。

点石成金的“新”导演焦菊隐

当时任教于北师大的焦菊隐做了《龙须沟》的导演。建立新中国的剧场艺术是留学法国专攻戏剧的焦菊隐的梦想。在具体的导演过程中，他让舞台的节奏跟上了生活的激流。

对演员，焦菊隐要求从体验生活到写创作日记。据说，演员每人两个本子，定期轮换送他审阅。焦菊隐认为只有通过这些工作，“导演才有可能完成丹钦柯所指出的三个任务：一、作为演员的一面镜子，随时都能清清楚楚地知道演员的内在创造性发展到什么程度；二、作为演员的导师，知道他们的优点和缺点，帮助他们去创造；三、作为演员、假定自己是个演员，为他的演员设身处地地考虑，熟悉每个演员可能性，就着演员们本身的条件，给他们打开创造的大路。”

扮演程疯子的于是之体验生活开始的一个阶段，就是给程疯子找历史。最后写了篇六千字的程疯子传。神秘不凡的程疯子，在他的脑子里消减了，于是之认识到程疯子并非革命的候鸟，他只是个可怜人，倘若不是北京解放，他是没有活路的。于是之在《我怎样演程疯子》一文中写道：“焦先生说‘演员体验生活时，应先普遍深入这一阶级阶层中去观察体验，不该奢望一下子找到典型。应先找类型，最后形成典型。’”焦菊隐要求龙须沟群众中的每一个人物，都力求做到能不借台词就叫观众看出他的职业，比如赶大车的、扛大个儿的、打铁的、修理自行车的，还有煤铺伙计什么的。焦菊隐特别强调演员必须在人物创造的过程中，把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所残余着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萌芽，一根根地无情地拔去。凡是足以窒息演员们创造劳动人民角色的源泉的，都经过长期地、不厌其烦地、无微不至地斗争和拔除。

1951年2月，《龙须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两周年纪念日正式演出，演出地点为北京剧场（真光电影院，现在的儿童剧院）。《龙须沟》的副导演、焦菊隐的助手金犁记录了他们在龙须沟长达两个多月的深入生活中遇到的情形，用生动的事例说明了《龙须沟》这个戏的舞台存在的现实意义。

有位耍手艺的老太太，她对戏台上要演龙须沟的事大不以为然。她说：“这解放了，可真新鲜，臭沟沿的人也值当编成大戏上台？浑身破破烂烂的有个啥排场，冲这‘行头’我也不买票！”我说，“共产党毛主席把咱们穷人看得比什么都珍贵，我们新文艺工作者就是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她从老花镜上面打量打量我，似懂非懂、似信非信地点了点头。我一边帮她捅捅小火炉，一边跟她聊天，先说我自己也是穷苦家庭出身，她可就打开了话匣子，我说我的大妹妹因为受不了包办婚姻的罪，跑到清真寺当阿訇念经去了。这倒勾惹起她老人家谈起了她那出了阁的姑娘再也不肯回龙须沟的伤心事。旁边我们的一位演员掏出本子就要记，老太太突然打住了话头，有些惶恐地直摆手。我们以为她有什么戒备或者顾虑，连忙向老人解释。谁知她神秘地对我说：“就我那点陈芝麻烂谷子的遭罪事，值不当孔夫子劳神，识文断字的人写这个？糟蹋圣人！ ”我这才明白了老太太的意思是认为穷人的苦难是不配用文字来记载的。

焦菊隐认为：“《龙须沟》这个戏，通过对于解放前沟旁人民的苦难生活的刻画，进而描写党和人民政府在市政建设方面的阶级路线。”而这个戏的最高任务是：“通过戏中每一个人物思想的改变和发展，叫观众认识到生产建设和建立未来的美好幸福的日子，每个人都要投进自己的力量，集体地完成它。”焦菊隐提出的最高任务使演员于是之认识到，他们要在这个戏里表现的，不仅仅是“新旧社会的对比”，更需要表现的是“人，人的向上精神，具体说，就是我们应当让这些龙须沟人在剧本所规定的历史时期内，在他们经历着剥削、压迫、臭沟、臭水的第一幕当中，和在他们经历着解放这个变革，经历着新社会新制度的优越性逐渐渗透到他们生活中来的后几幕戏当中，把他们自己所固有的，和经过教育后，滋长的及被发扬的好的品质表现出来。倘若表现得好，观众自会心贴心地从戏中得到考虑自己前途的启发和帮助，并能够为看清自己前途的无限乐观而兴奋，甚至还可以从这些人身上获得教育。”

焦菊隐特别强调演剧创造的集体性。对整体演出效果的把握和对生活真实的追求，全院的力量被鼓动起来一起投入了舞台创作。年轻的燕京大学毕业生英若诚参加了效果组的工作。焦菊隐在舞台创造过程中民主集中制的作风，激发了英若诚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他们认识到舞台工作不是无关紧要的东西，而是整个艺术创作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并且我们觉得导演指导我们，不是机械地告诉我们这里需要一声军号，那里需要两声打铁。他耐心地向我们解释这一场戏的气氛和内容，然后放手让我们去思索、研究。当我们把研究的结果告诉他时，他也很细致地考虑我们的企图，然后再根据全剧的要求决定取舍，好的保留下来，不好的也向我们解释不好的理由。这样收到了集思广益的结果，并且把工作和学习很紧密地结合起来。”

1951年的老舍说，假若《龙须沟》这个戏在演出时，能够有相当好的效果，那一定是由于工作人员和演员们的工作认真与努力，和焦先生点石成金的导演手法。时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院长的廖承志对《龙须沟》的导演评价很高。他认为焦菊隐导演的《龙须沟》，在思想上……对两个问题的解决起了极大作用：第一，对少数人自象牙塔里带来的“崇高的艺术修养”起了解除包袱的作用。他们迷恋着这僵尸，否认到人民中去生活和在这生活中间和人民的感情融合成一片的必要，因此这些人所能处理的，仅是“表演术”以内的问题，人物是没有思想的，没有灵魂的。第二，相当不少人一屁股坐在“十年斗争”光荣的包袱上，不再企图挣扎，不再企图感受新鲜事物，《龙须沟》对他们也起了解除包袱的作用。《龙须沟》证明，不管有多少年在工人农民中生活的经验，但如果自己在艺术创作上不进步，不学习，不继续提高一步的话，那么这些人所处理的人物将永远是粗糙的，活报里面的角色，因而人物也不会有深刻的思想性的，其结果则同样是失败的。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一样是不会有前途的。从《龙须沟》的成功，可以看出，广阔的社会舞台为新中国的戏剧提供了最基本的情节。

（本文有删节。责任编辑：胡斐）

国产老电影《龙须沟》1952【超清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