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按：1981年），为纪念昆剧传习所成立六十周年，在秀丽的姑苏城举行了一次全国昆剧界隆重而盛大的聚会。当时健在的十六位传字辈师兄弟欢聚一堂，传瑛回顾往昔百感交集，愿将自己生命的最后岁月无私地奉献给他毕生从事的昆剧艺术。
光阴荏苒，今年（按：1991年）又为昆剧传习所成立七十周年举行了纪念，而传瑛离我们而去已有三年多了。我怎能忘却传瑛在生命行将结束的几年中为昆剧事业传承的忘我拼搏。六十周年纪念大会后，传瑛精神振奋，他看到了昆剧的希望和前途。那时他唯一的念头就是如何抓紧时间，把他在传习所学的还有一百多出折子戏传给下一代。他有时情不自禁地对我说：“我要活到八十岁，格段辰光可以给学生教五十多出折子戏；我一出一出整理出来；算一个月整一出，一年就十二出，迭格计划实现我就死也眼闭了。”他深深感到时间的紧迫，不断地抓紧时间改编整理教学剧目。
传瑛自解放后，心情舒畅，身体健康，旧社会得的肺病、吐血都已痊愈，多少年来他的病历卡是一片空白。谁知到了文化大革命，造反派的棍棒是“革命”行动，他被打了五个小时，死去活来，还不许进医院。十年中长期批斗，旧病复发，尤其是痔疮经常脱臼，在批斗和劳动中整日摩擦，皮肤中毒形成严重的皮肤病。
1977年恢复浙昆建制，招收新学员，传瑛意想不到还会有今天，他要把这失去的十年时间夺回来。但我知道传瑛的身体太差，而他为了工作不愿看病，这样我就一早去医院给他挂上号，再打电话告诉他，跟他讲了医生已同意他一到医院就给他看病，来回只要半个小时，他还说“今天拍剧照”不能来，明天又怎样，直到1980年他从北京开会回来，双腿难以行走，还不肯与我讲，而是跟剧团支部讲了主动提出去求医。去了浙江医院，确诊是严重皮肤病“祥癌”，马上转肿瘤医院，进行照光治疗。传瑛戒烟酒积极与医生配合，病情很快好转，医生高兴地嘱咐：出院后不能工作，安心休养，切不可劳累伤神，三年后保证彻底康复，可传瑛回到家中，看到剧团招收的第四代学生，天真可爱，他怎能安下心来在家静养。他又是全身心扑在培养这批小学员的工作中。
传瑛一生教授学生，无论是全国各剧种的学生，还是昆剧界的，他从来不只挑尖子演员教。只要学生诚心诚意来学，他总是一视同仁，一丝不苟。他常说，我进传习所时嗓子不好，个子小没有唱戏条件，只好让我敲小锣。沈老师在教戏的时候我就在后面学，后来老师见我真要学，就全心全意来教，我才有今天，我一直不忘沈老师的恩德。老师如果只教尖子，其他学生在旁内心会很痛苦。我自己有了这个体会，所以只要学生本人肯学我就一样教。传瑛一教戏就把什么病痛全都抛之九霄云外，从不计较辰光、报酬。对那些远道而来的演员，如北昆、上昆、苏昆、湘昆等，传瑛知道他们往往都是自费前来学戏，很感动，就将他们送来的一些小礼品，一并婉言谢绝。他对学生说，你们工资不高，不要送，只要安心努力就好。
传瑛多病的身体，怎经得起象健康人一样地工作，不久他的癌症转移，坐卧不宁，送到浙江省人民医院，医生说，只能开刀动手术了。省、市、厅领导都十分关心，要求医院尽力抢救。张院长亲自主刀，其他医生积极配合，使手术进行得十分顺利，他又一次逃脱了死神的威胁。开刀后第三天传瑛对我讲，我有病但不能影响你的学生，刀也开过了，你还是回到团里去上课。我说，你有病在医院，我不能教小生，怎么给学生上课？他又说：徐延芬《受吐》已学了一半，你先给她排定，李公律才学了出场，但他接受能力快，等我出院后就给他补上去。这出戏观众喜欢看的，他们学会可以公演。当时我很困难，没有时间去排戏，不去排他一定不高兴；我又怕他的病会加重，只好同意。这样我每天早上四点去医院。服侍传瑛吃完早饭，七点半出去买菜，做好菜肴再送去医院，十二点又回到家。我自己连饭也吃不下，一坐下沙发就直打瞌睡；而这时我已约好徐延芬要一点正到我家，给她排练三小时的戏，然后再去医院给传瑛准备晚餐。这种日子我不知道怎么过来的，现在回想真也够味儿。
1986年春天，振兴昆剧指导委员会在苏州办一期培训班，贯彻抢救、继承、改革、发展的方针。参加学习的是来自各地昆剧院团的不少主要演员和戏校的优秀生。传瑛和传淞身体都十分虚弱，但他俩一定要参加。传瑛教的是《拾柴》、《亭会》和《乔醋》三折，每折戏都有十几档演员来学。这样热烈壮观的场面在昆剧史上怕是空前的，它给传瑛在精神上是很大的鼓舞和振奋，使他力量倍增。因为他从文革以来一直带病工作，进展不快，收效不多，眼前看到中央有关部门这样重视，感到昆剧发展前景可喜，他简直忘了自己的病。每天下课他就对我说：小生组的学生真好，认真学，一有空就练，真叫我高兴啊！
但苏州三四月份的气候不正常，一个年老多病的人稍不留神就得了感冒，严重得整夜咳嗽不止。钱璎同志很关心，和我一起陪他去医院。到院诊断后医生命他立即住院。谁知他一时着急竟向医生大发脾气。“学生在等着我排戏，我怎好住院！非要住院等我回杭州后再住。”我知道他的性格，天大的事从不动肝火，这次实在意外。他坚持让医生配了些药就走了。回培训班一下车就进了排练场，继续上课。第二天一早四点多，只听他叫我快开灯；我急忙开灯，只见传瑛坐在沙发上，地上有一大片血。他脸色苍白，无力动弹，嘴角还挂着血丝。我急忙去叫醒培训班负责人徐坤荣同志。他很快与医院联系叫来了救护车。当几位青年学生把传瑛轻轻地抬上车时，全体培训班的师生都起来了。许多师生忍不住抽泣！大家怀着不安的心情目送那救护车在晨曦中急驰而去。
传瑛入院三天后又心神不定惦记着培训班。其他各组已都准备彩排，而他负责的《乔醋》组只排了一半。他要求出院，待拍完戏后再来住院，但医生坚决不同意。他只好叫蔡正仁和张静娴到医院来，而蔡、张二位怕累了老师不敢到院。传瑛再三催促，怕耽误了这出戏的彩排。我万般无奈，请了蔡、张来。传瑛见到他俩时顿时开了笑脸，把《乔醋》从头至尾细细说完。他就这样：躺在床上给学生说戏心里也快活。此后，他就常常这样做。有时学生来了他还在输液，也让学生靠近他的床头轻轻地说。张志红和李公律就是在病床边学了《亭会》。传瑛就是坚持着如此这般把培训班的学习计划全部完成。
这时传瑛的病已转化为肺癌。我心痛如绞。但在培训班上我怕这个情况公开出去会影响大家的情绪，把实情隐瞒下来。正巧苏州博物馆组织苏滩艺人录制一批坐唱形式的苏滩剧目，有我清唱的一出《合钵》。我实在没心思去。传瑛问我：后天要录像，你怎么还不去排练？我说，你有病我就不去了。他听了很生气，说我不去演唱是对不起苏滩事业；如果他身体好还可以与我配许仙。本来他和传淞也想去录一出《游殿》，可惜都有病。听了他这番话，我才打消了不去唱的念头，但在排练时一点也唱不出来。后来吃了药才算顺利完成了任务。五月底培训结束时，传瑛身子虚弱，不能活动和讲话，从水路回到了杭州。
传瑛回到杭州即送进浙二医院，检查后清楚肺部的肿瘤长在主动脉上有六、七公分大，不能做手术，只可采用照光治疗。他明白自己得了肺癌，但很镇定，只是深感时间紧迫，放不下还有很多昆剧没有传给下一代。他准备给剧团排全本《红梨记》，改排为八折戏：访素、脱禁、错认、盘秋、亭会、逼试、再错、三错。他每天不断修改剧本，设计动作，一边治疗一边做各种准备。有一天深夜二点倒在地上，当次日一早我去探望不见他时，病友们告诉了我这件事。我等他回房（已经拍过片子）来，一见我仍然笑嘻嘻的说：“还好，没有骨折，一点也不厉害。”我知道他说这话是怕我着急。原来他脑子里想《访素》一折的表演必须要改，想到了一个身段怕过后忘记，自己先练习一下，谁知一转身就就摔倒在地；自己撑着床沿站起来，后来去卫生间又昏倒，立不起也叫不出。对此情形，我忍不住说了，几十年来你为学生排戏从来只用脑备课，现在有病反而要自己做动作，如果出了意外，怎么对得起领导和大家。他说，为了贯彻“八字方针”，要尽一切力量把肚里的戏吐出来。他一直在担心会跟传淞一样，哪一天眼睛一闭，肚子里的东西也全带走了。所以谁也无法阻挡他这番急迫的心。幸好经过二十四次的照光治疗，再做CT检查，肿瘤已缩小为二公分。这使大家很高兴。医生建议他去疗养院休养，然而传瑛又有了他的计划：觉得去疗养院很不方便，坚持回家休息。
传瑛回家后自觉体力稍有恢复，就着手落实他的计划。他一方面继续给剧团学生排戏，另一方面列出了几本旧传奇本进行整理改编。他从小没念过几本书，可几十年来从不放弃自学，凭着他坚强的毅力，不断自修提高，大胆地动手修改。自80年第一次住院后，这些年他在病中先后完成了对《琵琶记》、《红梨记》、《桂花亭》的全剧改编。；对《浣纱记-拜施分纱》做了三次修改。还记得有一次华文漪提出要学《西厢记-长亭》一折，但没有现成的本子，幸好传瑛平日对《西厢记》非常熟，而电台也正播，他就从电台中录下《长亭送别》每句台词，再把它改编为昆剧本，并亲自作了两段曲子。这些工作虽要耗却他许多精力，但他总是全力以赴，乐此不疲。这段期间，他还给剧团改编排练了《折柳阳关》、《硬拷》、《闻铃》、《认子》、《刺虎》、《访素》六个折子戏。这些传统剧目往往曲牌、表演各具特色，但有的唱词艰涩难懂，有的戏则形式陈旧，不作改动难以适应当今观众的审美要求，所以他坚持对每折戏从唱腔、表演上逐一地细加琢磨。如《认子》这个传统单折戏，现在看不够完整，为使观众更明白，就必须从剧本开始作些改动。传瑛通过几十年的艺术实践，也谙熟了一套删枝蔓、立主脑的改编技巧，使单折演出也有头有尾，同时在表演身段上要重新设计，还让青年演员身上的功夫有施展的余地。《刺虎》一折传瑛认为给学生文武家门都能学，作为打基础的戏很有必要。他要我配合沈传锟给剧团全体女生排好这出戏。许多改动的地方他又让我去征得传锟的同意再投入排练。令人伤心的是这出戏沈传锟给浙昆的花脸演员仅只排了一个出场就突然得病身亡。这给传瑛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硬拷》乃是给汪世瑜、周世瑞排的。当时汪世瑜为了去北京演出，向周老师提出学；传瑛先把剧本做小改动后叫汪和周一起到医院学。他们将病床移墙边，让出地方当排练场，一次一次给他俩加工。还有一出《卖兴当巾》是上海蔡正仁提请的。每当有人向他提，只要他会的，从来不感到教戏是一种累赘，相反他会感到这是最大的宽慰。《当巾》这出戏是他娴熟的拿手戏，但为了教蔡正仁，他仍然做了很充分的准备。这些戏全是传瑛在最后的岁月整理出来，流传后世，且都在原来的基础上有了丰富和提高。
现在每当我回忆起当初传瑛不顾一切抓紧时间赶排这几出戏的情景，我愈感到那时他心里是非常清楚自己在世的日子是不多的了。正如此，他对我的要求也特别严。记得那一次我儿子世琮一家来杭州，儿媳朱雅要我教她《认子》的唱段。那天吃过晚饭，世琮打算陪父亲去澡堂，而我想趁此空闲给朱雅说《认子》的唱段；谁知传瑛见我要唱曲就不肯走了，非得在一旁听我把曲子唱完。后来见我唱的没错才放心地离去。多少年来，他对我教学生总不是很放心，我每给学生排一出戏，都得经过他的“验收”。传瑛对我这样的严格完全是为了下一代，学生有身上艺病不及时纠正，这样传下去就糟了。后来世琮在家天天跟父亲说、学，传瑛情绪很好。一天他与世琮说：“《认子》的曲子我做了很大的改动，今天我唱给你听听。”我在一旁劝他，就只唱小生的曲吧，谁知他越唱越兴奋，竟把全部的曲子连同锣鼓经全部给示范一遍。机灵的朱雅及时地按下了录音机，如今这盘带就成了传瑛生前的最后一出录音了。
1987年11月，传瑛因操劳过度病情又转重。他再次被送进浙二医院。但只要我还在给学生排，对他也是莫大的安慰。所以这些日子我每天来回跑医院和团部，紧张的生活节奏使我精神恍惚，有时乘车常误了下车一直坐到终点才醒悟。每每一到病房还不及我开口，传瑛倒先问我上课的情况：今天排练的效果好不好？学生用心吗？当我告诉他最近徐延芬进步很快，他就面露喜色地说，是啊，徐延芬眼睛会做戏，有感情。这使我深深感知传瑛他虚弱的生命全凭着对下一代的企盼而维系着，学生的进步是治他病的特效药。尽管我也十分疲惫，但心里是宽慰的。我暗暗下决心一定要坚持下去，面对坚强的传瑛我也总是振作精神，每天唱曲子给他听，不断地与他谈论我们的剧团、剧目。我知道这才是最灵验的神丹妙药。可当我一离开医院，压抑的心绪使我情不自禁地落下泪来，有一次竟引来一位好心的妇女默默地跟了我好长一段路！她见我泪流满面以为我有解不开的伤心事，怕我一时糊涂......随着传瑛的病情日渐加重，医生准我在他的病房内打地铺陪夜。每夜我总是期盼着奇迹出现，望他的病出现转机，但这是奢望。赵朴初先生几次来信慰问，并寄来营养品，要求医院用好的药，如国内办不到，他负责到国外想办法。俞振飞先生也来信慰问，同时再次提出，他86年跟我们约定明年春赴上海与他合演的四出小戏制作录像带的事不必过急。盼传瑛多多保重，尽早恢复健康。他年纪老了，好些戏有的地方想不起来，要求传瑛协助他完成这次录像任务。传瑛捧着俞先生的信顿时眼光放亮，看一遍又一遍，高兴得很，精神大振，竟挣扎着坐了起来，“我明年同你去上海，我好见到俞先生了。我很想念他。”他气喘吁吁地说：“俞先生是唱曲的曲圣，你跟他配演，曲子一定得练熟唱好！”他要我把俞先生信中提到的四出小戏中的几只曲子马上唱给他听。我就在他床前轻轻吟唱。他听着听着长叹一声，喃喃自语：“明年我啊好到上海去啊？”我连忙说：“当然好去。侬要多吃点补药；等明年开春天气转暖了，侬就好起床了。我伲一同去上海。”传瑛脸上微微泛起一丝笑容，再三嘱咐我要好好练习这些曲子。此后，传瑛再也没有起来。
旧历丁卯年腊月二十九上午六点四十七分，传瑛与世长辞，终年七十七岁。他在弥留之际给孩子们的遗言是：一定要把昆剧传下去，坚持到底。工作上不要计较。他向我又嘱咐到：“你一定要坚强。”
传瑛的音容笑貌常驻我心，尤其这未终的曲子一直陪伴着我。它为我排遣刻骨的思念，并给我晚年的生活带来温馨和希望。
资料来源：1992年《幽情逸韵落人间--纪念昆剧传习所成立七十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