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誉世界的诺贝尔奖创立者，瑞典化学家、工程师、发明家诺贝尔（Alfred Bernhard Nobel）1888年3月31日去世，他活了66岁，其中有56年侨居俄国。

1837年，诺贝尔家族应俄国公使之邀，前往圣彼得堡发展机械制造业。19世纪，诺贝尔家族不仅为俄国生产出了军舰蒸汽机，还有水雷和枪支弹药。诺贝尔与俄罗斯教授济宁（Николай Зинин）一起发明了黄色炸药。他还在俄国创建了俄罗斯技术协会，促进了俄罗斯军工科技的发展。诺贝尔不仅仅在俄罗斯兴办实业，还投资科学教育，他在圣彼得堡建立奖学金制度，培养很多俄罗斯科研人员。诺贝尔爱好文学，他的创作受到过俄罗斯文学的熏染，他曾写过几部戏剧作品，这也是他创立诺贝尔文学奖的深层原因。

在诺贝尔曾经生活过的俄国，二十世纪初（自1904年始）至今，已经拥有17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详见附表），其中获得文学奖的作家和诗人共有5人。然而，这5人的生命和创作轨迹各异，其中小说家普宁和诗人布罗斯基远遁他国，至死未归；小说家索尔仁尼琴先是被强制出境，然后又重荣归故里，验证了俄国人不断创造、否定，再创造历史的功夫；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和小说家肖洛霍夫倒是没有背井离乡的经历，不过，他们同是莫斯科作协会员，获奖后却命运迥然：前者惶惶不可终日，后者却得到普天同庆。这5位文学家亦有共性，那就是，除了盖世才华之外，他们全都崇尚自由，厌恶专制和集权，包括那些曾经被政权所利用的人。

1933年普宁获奖：大文豪高尔基落榜

俄国作家普宁（Иван Бунин）1870年出生于地主家庭，1887年开始发表作品，1901年他的诗歌便获得普希金奖。1899年，他结识了俄国作家高尔基，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他的影响，这也成为后来他们俩人竞争诺贝尔文学奖的宿命。

1920年，普宁因为对俄国十月变革不满而远走巴黎，此后再也没有返回祖国。他离开俄罗斯之前，主要的创作皆为中短篇小说，最知名的就是《乡村》，写于1910年。而普宁最有张力的作品，都是在侨居法国之后写成的，如《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1930）、短篇小说集《暗径》（1943）、《大乌鸦》等。

普宁虽在巴黎，但他除了俄罗斯不可能再写别的题材。他说，他有足够写一辈子俄罗斯故事的积累。普宁的作品在法国获得成功，他继承和发扬了俄罗斯经典文学传统，主要原因，是他虽然移民巴黎，却从不与环境妥协，保持了自己“非常俄国人”的特色。他没有为了生存而泯灭灵魂，没有因为磨难而失去自我。因此，他的作品一如既往地保持了原汁原味的俄罗斯文学特色，折射出普宁独有的光芒。

1922年，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向瑞典皇家科学院推荐普宁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1923年，罗曼·罗兰又推荐了高尔基。据统计，从20世纪10年代到30年代，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俄罗斯和苏联作家共有5人，构成了竞争的态势：

高尔基（Алексей Горький）获得4次提名，即1918年、1923年, 1928年和1930年；

梅列日科夫斯基（Дмитрий Мережковский），获得4次获得提名，即1914年、1915年、1930年和1937年；

普宁曾经获得3次提名，即1923年, 1930年和1933年；

什梅廖夫（Иван Шмелев）获得2次提名，即1931年和1932年；

巴尔蒙特（Константин Бальмонт）获得1次提名，即1923年；

瑞典皇家科学院经过反复斟酌，认为高尔基早期作品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堪称“俄罗斯文艺复兴的力作”，奠定了他在俄罗斯文学史上的地位，为19世纪末俄罗斯文学繁荣做出了贡献，并极大地丰富了世界文学宝库。但是，高尔基自1905年之后，创作再无新意。他作为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作品中充满了政治说教。他长期在党性原则和文学艺术之间摇摆，后期作品看不到普世价值的影子，也看不到他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他早期作品中的创作激情已烟消云散，创作源泉已近枯竭。

相反，评委们认为，普宁的作品具有“振奋人心的激情和细致入微的理解”。它可以从世界文学“粗犷和刺耳的声音中”脱颖而出。普宁的俄国式的散文，笔法细腻，技巧娴熟，叙事语调平缓，描写色彩柔美。

瑞典科学院秘书长卡尔格伦，高度赞扬普宁，他说，“普宁与伟大的俄罗斯长篇小说家们相比，随谈不上是文学巨匠，但是，普宁却是俄罗斯经典文学的合法继承人。他以全新的、璀璨而华美的，令人惊叹的、纯粹的和天然的珍宝丰富了俄罗斯经典文学宝库。普宁的创作充满了声音宏量的、伟大的俄罗斯古典交响乐乐队的圆满演奏之声，它纯如水晶，令人迷醉，犹如深刻动人的和弦。”

1933年11月10日，普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当天，全世界各大报刊都以显著位置和大字标题刊登了这条新闻。他获奖的原因是，因为“真诚而精湛的天赋在其散文中再现了典型的俄罗斯性格”。普宁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金的俄国人。消息传来，巴黎的俄罗斯侨民欣喜若狂，就连从来没读过普宁小说的俄裔搬运工都赶来祝贺。

普宁拿到奖金之后，连开数桌流水席，大宴各路宾客，豪饮几天几夜。他还为巴黎俄国移民困难户慷慨解囊，资助各种社会团体。普宁的好友，俄罗斯女诗人沙霍夫斯卡娅（Зинаида Шаховская）在回忆录中写道：“本来他的奖金够活一辈子，可是普宁却连一套房子都没买。”

普宁不是托尔斯泰，也不是高尔基。他自1920年2月远走巴黎，一去不返。1945年二战结束，斯大林曾发信邀请他归国，但他亦置之不理。

1958年帕斯捷尔纳克获奖：饱受屈辱郁郁而终

1946年至1950年间，苏联诗人帕斯捷尔纳克（Борис Пастернак）的文学创作，一直受到西方的高度重视。有关他获奖的传闻，早在50年代初就传遍苏联。1954年，帕斯捷尔纳克曾对著名哲学家和文学评论家弗雷登堡（Ольга Фрейденберг）说，他对诺贝尔文学奖又喜又怕。喜的是，如果获奖，他便能够跻身于汉姆生、普宁和海明威等世界名家之列；怕的是，他一旦获奖，就不得不面对领奖、演说等一系列敏感问题。所以，一方面，他对被提名角逐诺贝尔文学奖不反对，另一方面，又想摆脱西方的关注，避免苏联政府找他的麻烦。他经常有意回避外界，埋头创作他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Доктор Живаго）。

1958年10月23日，经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推荐，帕斯捷尔纳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俄罗斯第二位获此殊荣的作家。他获奖的理由是，在现代抒情诗和伟大的俄罗斯叙事文学领域中所取得了杰出成就。帕斯捷尔纳克致电瑞典，用8个字高度概括了心情：“感谢，高兴，自豪，难堪”。尽管他有做思想准备，但当时他无论如何想不到，来自当局的压力重如高山倾倒，几乎是灭顶之灾。

帕斯捷尔纳克获奖后，很快厄运不断。苏共领导人指责他的作品艺术性贫乏，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瑞典科学院为他颁奖，亦是敌视苏联的行为。帕斯捷尔纳克获奖的第三天，即1958年10月25日，苏联《文学报》（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便严厉指责他说，帕斯捷尔纳克为了得到诺贝尔文学奖，就像为了30枚金币而出卖耶稣的犹大一样，加入了国际反苏宣传，必将受到人民的唾弃。获奖当天，苏联作协领导人，即将上任作协书记处第一书记的费定（Константин Федин）闯进他家，要求帕斯捷尔纳克立即发声明拒绝获奖，不然后果自负。几天后，帕斯捷尔纳克被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在莫斯科作家全体会议，作家们一致通过了莫斯科作家致苏联政府的公开信，要求剥夺帕斯捷尔纳克的公民权，并将他驱逐出境。

帕斯捷尔纳克的儿子在回忆录中说，最让帕斯捷尔纳克精神崩溃的事情，是10月29日，苏共中央决定，开除帕斯捷尔纳克的情人伊文斯卡娅（Ольга Ивинская）的公职。帕斯捷尔纳克当天便给斯德哥尔摩和苏共中央分别发去电报，前者写道：“由于我所属的协会赋与你们奖励的意义我必须拒绝授予我的殊荣请你们别抱怨我自愿放弃。”而后者则哀求说：“请把工作还给伊文斯卡娅吧，我已经拒绝获奖了。”

苏共对帕斯捷尔纳克恨之入骨，究其主要原因，并非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而恰恰针对的是他的小说《日瓦戈医生》在海外出版。其中有三个含义，第一，1956年 5月末，帕斯捷尔纳克亲自将小说手稿，交与意大利出版商菲利特里涅利的代表唐热洛在境外出版，触犯了苏联新闻出版审查之大忌；第二，苏共中央文化处官员召见帕斯捷尔纳克，要求他向唐热洛索回手稿，帕斯捷尔纳克没有做到，使得唐热洛抢在苏联前面一字不删地出版了小说，使苏共中央丢尽了颜面；第三，苏联国家文学机构指派著名作家审定小说，最终他们一致认为作者否定十月变革，小说不宜发表。而《日瓦戈医生》却在西方大获成功，给作者带来巨大荣誉，极大地挑战了苏联文坛霸权主义的权威。

不久，印度总理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致电赫鲁晓夫，建议成立保卫帕斯捷尔纳克委员会，使他免于获刑和尽快平息事态。这个建议也很合赫鲁晓夫的心意，他其实并不愿意苏联内部的意识形态之争国际化。他遂下令对整帕斯捷尔纳克的当事人给予行政处分。但同时，苏共中央也责令帕斯捷尔纳克写出两封公开忏悔信，一封写给苏联人民，发表在《真理报》上；一封则写给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事实上，这两封信均非帕斯捷尔纳克所写，但是最后的签名，却是他本人。

1960年5月30日，帕斯捷尔纳克在悲苦和孤独中病逝。他的家人说，他死前没有来得及完成他的戏剧作品《瞎美人》（Слепая красавица），可谓抱憾终生。从某种意义上说，因为他生活在苏联体制下，所以诺贝尔奖要了他的命。

1965年肖洛霍夫获奖：“剽窃风波”身后相随

 1965年，肖洛霍夫（Михаил Шолохов）获得贝尔文学奖，幕后推手是法国著名哲学家、存在主义旗手让·保罗·萨特（Jean-Paul Charles Aymard Sartre），他向瑞典皇家科学院推荐了肖洛霍夫的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Тихий Дон）。尽管时至今日，有关《静静的顿河》的手稿之争仍未平息，但是，无论如何，它都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小说之一。

肖洛霍夫1905 年5月24日，出生在俄罗斯南部，罗斯托夫州顿河流域的维申斯克镇。他的作品对这条河念念不忘，不惜笔墨，最终使它变成一条不朽的河。他还在作品中展现了，生活在顿河流域的哥萨克为了捍卫沙皇的利益，而与布尔什维克进行殊死搏斗的故事。1917年爆发了十月变革以及内战，顿河流域的大多数青年人都参加了白军与红军作战，而肖洛霍夫却参加了红军，他做过后勤保障人员，也当过机枪手，亲身参加过战斗。   

1932年，他加入苏联共产党，1937年他当选最高苏维埃委员。1939年，他入选苏联科学院院士，1956年他出席苏共20大，1959年肖洛霍夫随苏共中央总书记出访欧洲和美国。1961年，肖洛霍夫当选苏共中央委员。可见，肖洛霍夫1965年获得贝尔文学奖的时候，正是赫鲁晓夫的宠儿，可谓春风得意，与帕斯捷尔纳克的命运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

肖洛霍夫蜚声世界文坛的作品，是他的四卷集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小说的第一卷和第二卷于1928-1929年出版，第三卷于1932-1933年出版，第四卷在1937-1940年出版。而西方翻译出版的时间则晚于苏联，第一卷和第二卷于1934年出版，第三卷和第四卷于1940年以后出版。直到此时，苏联和世界的文学批评家，才对肖洛霍夫的文学天赋发出惊叹，特别是他所展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变革和国内战争的宏大场面，以及重大历史事件与哥萨克之间关系的叙述。他的小说，故事跌宕起伏，语言精湛优美，苏联国内外专家都称其为苏俄全景文学的经典之作。

当然，对《静静的顿河》第一卷和第二卷也有争议，焦点就在于肖洛霍夫的小说，有反布尔什维克倾向。就连斯大林也致函肖洛霍夫，点出他在书中诋毁了共产党员的形象。但是，由于高尔基的保护，肖洛霍夫才免于获罪。

30年代，就在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写作正酣之时，他被要求搁置写作，转而开始一部新书的创作。这本书就是读者后来熟知的，描写农业集体化运动的长篇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Поднятая целина）。这部小说也像《静静的顿河》一样尚未全部完成，便公开发表，结果也招致很多批评。但是，这次肖洛霍夫却得到了苏共中央的支持，中央认为，《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卷（1932年）对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做出了客观评价，也展示作者的全景式长篇小说的创作才华。尽管如此，肖洛霍夫还是在40-50年对《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卷做了修改。而小说的第二卷出版已经是在1960年。文学界的一致评价是，《被开垦的处女地》前后两卷，风格与水准大有出入。《被开垦的处女地》和《静静的顿河》相比，简直不像出自同一个作者之手。

《他们为祖国而战》（Они сражались за Родину）三部曲是肖洛霍夫的第三部长篇小说，也是他在卫国战争中做随军记者的生活体验。这本小说的第一部，前后用了几乎10年的时间才写完，它从1943年起即在《真理报》上刊载，而到1958年才出版第一部，最终肖洛霍夫也没有完成三部曲中的另外两部——《他们为祖国而战》是一部未完成的小说。究其原因，就是因为肖洛霍夫晚年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修改《静静的顿河》，为了削弱其中列宁和斯大林主义的痕迹。

但是，生活总是和肖洛霍夫开玩笑：1965年，苏联举国欢庆他的50大寿，他竟然获得了苏共中央颁发的第三枚列宁勋章！也就在这一年，他因为小说的“俄罗斯转折时期哥萨克的史诗艺术力量和价值”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苏联各界亦欢欣鼓舞。他在获奖感言中说，他写作的目的，是“为了歌颂劳动者、建设者和英雄的民族”。

肖洛霍夫拿到诺贝尔文学奖奖金后，最大的愿望就是带着孩子们周游世界。据记载，肖洛霍夫领着全家去欧洲和亚洲旅行，他们游历了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等国。肖洛霍夫还在英国给朋友买了20件毛衣，大约花费了3000美元。他还捐献了62000美元，为家乡罗斯托夫市修建图书馆和文学俱乐部。

20世纪70年代，苏联另外一位诺贝尔文学奖索尔仁尼琴（Александр Солженицын）指责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系剽窃20年代哥萨克白军军官作家克留科夫（Федор Крюков）的小说。这种指责仍在俄罗斯民间有一定的认同度，不过这已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1984年，肖洛霍夫在他的家乡维申斯克镇去世，享年78岁。俄罗斯侨民文学批评家斯洛宁（Марк Слоним）认为，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可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相提并论。虽然肖洛霍夫的小说远逊色于托尔斯泰的巨作，但是，肖洛霍夫却踏着俄罗斯文学巨匠的足迹前进，最终将自己融入了历史。

1970年索尔仁尼琴获奖：俄罗斯的还魂大师

索尔仁尼琴（Александр Солженицын）1918年11月12日，生于北高加索的基斯洛沃茨克，父母皆为农民，却有幸受到了良好的教育。索尔仁尼琴出生的时候，苏俄内战正酣，血流成河。那时，他母亲把他带到顿河河畔的罗斯托夫市谋生。索尔仁尼琴1938年进入罗斯托夫大学学习，尽管他喜欢文学，可还是选择了物理和数学专业，因为他那时认为文学不是铁饭碗。

1940年，他娶了同学列舍托夫斯卡娅（Наталья Решетовская）为妻。翌年，他获得了大学毕业证书以及莫斯科文史哲学院函授文凭。索尔仁尼琴大学毕业后，在一所中学当教员。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他变参军当了炮兵。1945年2月，索尔仁尼琴突然遭到逮捕，原因是在与朋友的通信中批评了斯大林。他被剥夺了上尉军衔，并被押解到莫斯科，关押在著名的克格勃“卢比扬卡”监狱。一个三人组成的军事法庭，宣判他犯有反苏宣传鼓动罪，被判处8年流放西伯利亚。军事法庭向索尔仁尼琴出示了证据：他写给朋友的反斯大林信件，以及从他的军官皮包中发现的发动小说草稿。

索尔仁尼琴先是在莫斯科监狱关押，后来又转押至莫斯科郊外马尔芬诺（Марфино）特别监狱，那里实际上是关押苏联数理化专家，和进行秘密研究的场地。索尔仁尼琴事后说，他的物理数学系大学毕业文凭救了他一命，因为这家监狱相对其他羁押地和劳改营来说，管理上要宽松。以后，他又从马尔芬诺监狱被押往哈萨克斯坦政治犯流放地，此时，索尔仁尼琴已经患有晚期胃癌。

索尔仁尼琴于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忌日当天被释放，并在塔什干治愈了癌症。后来他又被关押到其他劳改营和流放地。1956年他解除了流放，1957年恢复名誉后定居梁赞市，继续做中学数学教员。索尔仁尼琴的夫人列舍托夫斯卡娅，在他关押期间另有所爱，那时也回到了索尔仁尼琴身边。

1956年，赫鲁晓夫揭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声称在斯大林的大清洗运动中，死亡的苏联人数超过了1000万。1962年11月，经赫鲁晓夫亲自批准，索尔仁尼琴描写斯大林劳改营生活的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Один день Ивана Денисовича）在《新世界》（Новый мир）杂志上刊出。小说甫一发表，立即引起国内外的强烈反响。批评家认为，《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堪与俄国经典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Федор Достоевский）的《死屋手记》（Записки из Мертвого дома）相媲美。

1963年，索尔仁尼琴发表因《马特辽娜的家》（Матренин двор）等暴露苏联社会阴暗面的短篇小说并加入了苏联作协。此后虽然又写了一些小说，1966年的短篇小说《扎哈拉-卡利塔》（Захар-Калита）是索尔仁尼琴在苏联发表的最后一部作品。索尔仁尼琴的第二任太太娜塔莉娅说，索尔仁尼琴1951年在哈萨克斯坦亚基巴斯吐兹（Экибасту́з）劳改营服刑的时候，一次偶然的机会听说了诺贝尔奖。他当时就立志要获得这个奖。

索尔仁尼琴1964年被提名为列宁奖金获得者。然而，他还没有来得及得奖，赫鲁晓夫便退出了苏联政治舞台。1965年3月，《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受到公开批判。1967年，他致函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呼吁废除苏联书刊审查制度，并且揭露克格勃没收他的小说手稿。索尔仁尼琴1968年创作了揭露马尔芬诺特别监狱的长篇小说《第一圈》（В круге первом）及叙述苏联集中营历史和现状的长篇小说《癌病楼》（1968-1969），均遭封杀。当年，这两部小说的手稿流落西方，在未经作者同意的情况下公开发表。索尔仁尼琴的处境更加被动，他公开与苏联政府抗争，他拒绝承担两部作品在海外出版的责任。他认为，政府故意让他的手稿流落海外，以便制造逮捕他的借口。1969年11月5日他被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

1970年，索尔仁尼琴因在“发扬俄罗斯文学的宝贵传统方面所显示的美学力量”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索尔仁尼琴虽然接受了诺贝尔奖，但是他没有前往领奖。但是，正如他的前辈帕斯捷尔纳克获奖后的境遇一样，苏联政府说，诺贝尔奖评委会的决定，是反苏政治敌对势力的行为。索尔仁尼琴被迫取消领奖，直到1974年他才解释说：“难道我会为领这么个奖而离开俄罗斯，最终失去祖国，无家可归吗？”

1973年，索尔仁尼琴最重要的著作《古拉格群岛》（Архипелаг ГУЛАГ）被克格勃抄走，这部重要作品在作者亲历的基础上，凭借个人记忆写成了一部触目惊心的苏联政治流放史，200多名囚徒的口述和笔录，还原了苏联这座人间牢狱的真实面目。同年12月，巴黎的俄国侨民出版家、作家斯特鲁维（Никита Струве）出版了《古拉格群岛》一书。

索尔仁尼琴于1974年2月12日因叛国罪被捕，并被驱逐出境，送往西德。同年，他与妻子列舍托夫斯卡娅离异，离开欧洲前往美国，用诺贝尔奖奖金在佛蒙特州购买了庄园。在那里，他写出了《古拉格群岛》的第三部，（1976年出版俄文版，1978年出版英文版）后来他又写出了《1914年8月》（Август четырнадцатого）和《红轮》（Красное колесо）等重要著作。但是，围绕他创作所引发的争议和评论从来没有停止。美国文学批评家艾本斯坦（Joseph Epstein）认为，对于索尔仁尼琴来说，道德冲突是其作品的基础。塞尔维亚作家和评论家吉拉斯（Милован Джилас）说，20世纪70年代，索尔仁尼琴填补了俄罗斯文化和道德领域的真空，他把普希金、托尔斯泰、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契科夫和高尔基曾向全人类展示过的那颗俄罗斯的灵魂，在失落多年之后又还给了回来。

80年代之后，莫斯科已经可以公开出版索尔仁尼琴的作品。1989年，苏联作协书记处撤消了把索尔仁尼琴开除出苏联作协的决定。苏联解体之后，1994年，索尔仁尼琴接受叶利钦总统的邀请回归俄罗斯。2008年8月3日，索尔仁尼琴在莫斯科病逝世。

1987年布罗斯基获奖：只为诗歌漂泊一生

布罗斯基（Иосиф Бродский）1940年5月24日，出生于苏联列宁格勒。1956年他16岁，开始尝试写诗，那一年恰是苏共领袖赫鲁晓夫揭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一年，也是苏联文学开始冰封解冻的一年。1957年，他的一首诗：“别了，忘掉吧，不要指责……”有幸得到68岁的著名苏联诗人阿赫玛托娃（Анна Ахматова）的赏识。那时阿赫玛托娃和她的前夫，俄国著名诗人古米廖夫蒙冤之案刚刚得到平反。她告诉布罗斯基，诗人一生既可享受光荣，也要承受痛苦。

1964年，就在年轻作家索尔仁尼琴，因写暴露苏联社会阴暗面的小说而引发轰动后不久，年仅24岁的列宁格勒诗人布罗斯基被捕，理由是，他是无业游民。在苏联，体制外的诗人不是正经人，写诗也不是职业，而人人都要工作，不劳动可耻。一方面，这反映出当时苏联意识形态坚冰不化；另一方面也暴露了体制对自由表达的压制远未解禁。布罗斯基被判处5年流放，押送到苏联冬季寒冷的北方——阿尔汉格尔斯克州（Архангельская область）。1965年，布罗斯基被允许返回列宁格勒，1966-1967年，他一共出版了4本诗集。但是在这期间，他的绝大部分诗作被辗转送往西方发表，比较知名的有《短诗与长诗》（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 и поэмы，1965年）和《荒漠宿营》（Остановка в пустыне，1970年）。

布罗斯基1972年被迫移民海外，他先后在维亚纳和伦敦落脚，后来定居美国直到去世。他在国外开始尝试用俄英双语写作，并在大学任教。他还将英国玄学主义诗歌和波兰侨民诗人米洛什的诗歌翻译成俄语。布罗斯基移民国外后，很快成为俄美两个文化阶层的中心人物，很受关注。他的创作有别于与世界诗歌大家——具有深刻的哲理，强烈的讽刺和幽默与机智。因此，他的作品引得不少俄罗斯诗人争相模仿。1986年，他到美国后出版的作品集《比一少》（Меньше чем единица）荣获美国文学批评奖。后来他又被密执安大学、剑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世界知名高校聘请为教授。1979年，他被美国耶鲁大学聘为荣誉教授和美国文学艺术学院院士。

20世纪70-80年代，是布罗斯基创作收获的季节，他除了出版《短诗与长诗》和《荒漠宿营》之外，还出版了《语言一部分》（Часть речи 1977）、《罗马悲歌》（Римские элегии，1982）、《一个美丽时代的终结》（Конец прекрасной эпохи，1977）《新诗》等作品集。

1987年，俄裔美国诗人布罗斯基（Иосиф Бродский，1940–1996）由于他的作品“超越时空限制，无论在文学上及敏感问题方面，都充分显示出他广阔的思想和浓郁的诗意”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然而，曾经流亡英国的苏联著名作家阿克肖诺夫（Василий Аксёнов）对布罗斯基的成就却不屑一顾，他认为，布罗斯基是个平庸的作家，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过是走运而已，正如美国人所说，他占尽了天时与地利。再说布罗斯基收到奖金之后，按照朋友的建议在纽约开了一家俄罗斯餐厅，前去捧场的人趋之若鹜。1996年1月28日，布罗斯基在美国去世，人们按照他的遗嘱，将他安葬在意大利水城威尼斯。

60年以来，中国大陆几乎没有一部进口影片的影响力，能与苏俄红色经典电影——《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1918年》相媲美，它们鼓吹的思想已经深刻地植入中国几代观众的大脑，还有不少台词，已成了今天四十岁以上的人的口头禅。不少中国观众，甚至影评家，至今依然将两片奉为空前绝后的苏维埃艺术珍品。在中国大城市的一些音像店，若想找到这两部译制片的光碟似乎也不困难。

无独有偶，在今天的莫斯科，由于俄罗斯民众普遍对苏维埃时期的宣传品深恶痛绝，电视台已经不再播映这两部电影了，但是商家出于市场的考虑，还继续在市场上销售两部电影的影碟，尽管这也曾经遭到一些俄罗斯民众的反对，但是商家为了利益似乎也不让步。我最近就在莫斯科的一家音像店，看见了这两部影片的广告：“片名：《列宁在十月》（1937年）和《列宁在1918年》（1939年），影片类别：历史影片，影像制式：DVD以及其它播放格式，定价：155卢布（折合大约6美元）。”最意味深长的是广告下面的简短影评：“列宁的形象——是虚假的、复杂的和矛盾的。我们今天全然已知。而从前有关列宁的一切都如出一辙：他是天才的、当值无愧的、榜样型的形象。请君观赏，那年那月他是什么样子。”

 斯大林曾直接插手两片创作

 上个世纪30年代中期，苏俄领袖斯大林通过血腥的大清洗运动，将十月政变的参与者、见证人，特别是自己的主要政敌消灭殆尽。此后，他决定动用文艺手段，尤其是电影形式重新书写俄共党史和苏维埃革命史，特别强调以他为核心来书写新的夺权窃国史，以突出他个人对苏维埃革命伟大胜利的重要贡献。斯大林首先想到的，就是用当时已经沦为苏联最重要文艺工具的电影来打头阵。

三十年代，苏联电影生产的主力之一，就是莫斯科电影制片厂，该厂的领导权牢牢地控制在效忠于斯大林和苏联文艺政策的苏共党员手中，该厂的领导人舒米亚茨基（Б.Шумяцкий）和凯尔仁采夫（П.Керженцев）都是百分之百的苏共文艺驯服工具。1937年莫斯科电影制片厂领受了拍摄重大历史题材影片《列宁在十月》，他们深知这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苏共中央为了拍好这部主旋律电影，决定给电影制片厂在拍摄方面大开绿灯，斯大林责成全相关人员调集全国电影界的精兵强将——最佳编剧、导演、演员组成阵容强大的创作集体，并提供最先进的拍摄设备和充足的资金支持拍摄。

 被影片捧红的导演和编剧

苏联电影导演罗姆（М.Ромм）正是此时应招入组，加盟创作的。他的个人简历上这样写着：“罗姆在1937-1939年之间，找到了成功地探索列宁形象以及与十月革命相关事件的途径，即影片《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1918年》两部电影。”能够进入这个摄制组，这在当时确实是一件很值得炫耀的事情。

实际上，罗姆1931年进入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工作，直到1934年才独立执导第一部电影《小胖子》，那时罗姆只能说是个斩露头角的三流导演，远未大红大紫，为什么斯大林垂爱于他，让他承担两部重大历史题材导演之重任呢？重读罗姆的历史不难发现，他在1918-1921年之间曾在苏维埃红军中服役，还曾经担任苏维埃军队配给总部秘书和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野战参谋部特委会监察员。由此看出，罗姆加盟两片拍摄首先符合苏共“根红苗正”的政治条件。

此外，根据苏联导演、剧作家米列克（Альфред Мирек）的回忆录披露，斯大林明确指示罗姆，两片要重塑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光辉形象，为了革命和现实的需要，编剧可以大胆杜撰剧情，必要时甚至可以完全抛开历史真实。《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1918年》两片的编剧，被斯大林指定为苏俄电影界完全名不见经传的卡普列尔（А.Каплер）。演员出身的普列尔仅仅在拍摄两片之前的1935年，才独立创作了第一个剧本《三伙伴》，到拍摄两片的当年，即1937年，他也才完成第二部独立剧本《矿工》。他的简历上写道：“由于创作《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1918年》两片使我蜚声苏联影坛。”卡普列尔领受创作两片的任务时，确实受宠若惊，他后来在其自传中写到：“那时我的创作，处于全社会崇拜斯大林的强烈感召之下。”

 影片受害者鲜为人知

《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1918年》拍摄影片时期的1937-1939年，正值斯大林的大清洗运动的高潮，剧组每个人惶惶不可终日，担心随时可能被整肃。摄制组最先出事的是饰演瓦西里的演员基其（А.Дикий），他几乎是在开拍前一刻被捕，使得摄制组不得不临场换将，换上了演员奥赫罗普科夫（Н.Охлопков），即后来我们在银幕上见到的列宁警卫瓦西里的饰演者。

《列宁在十月》杀青之前，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厂长舒米亚茨基（Б.Шумяцкий）被捕，他既是厂长，也是列宁影片摄制组的顶头上司，被捕的原因是，他在影片拍摄期间过多干涉罗姆的创作，对影片中斯大林形象有非议。两片中饰演列宁的演员舒金（Б.Щукин,）和饰演斯大林的演员凯洛万尼（М.Келовани）都由斯大林本人亲自选定进组。有趣的是，舒金此前是个轻喜剧演员，而凯洛万尼是剧团的专职丑角，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在当时的苏联银幕上没有“前科”——从来没有扮演过任何有名的角色，而且都具有开朗、活泼和幽默的气质，这是斯大林最想要的东西。然而，在苏俄时代曾经扮演过领袖人物的演员，都不是快乐和自由的人。舒金自从在这两部影片中扮演了列宁之后，就变相失业了，因为斯大林命令他除了饰演列宁，不得再去选择任何角色——他成了苏维埃专职扮演列宁的特型演员，却最终被列宁形象扼杀了宝贵的艺术生命。

 充斥历史谎言的电影

电影《列宁在十月》，开场便胡编滥造。比如，影片中表现列宁登上从芬兰开往彼得格勒的列车去发动十月革命，身边有个中国观众很喜欢的人物——寸步不离的卫士瓦西里，他在影片中被塑造成忠诚、可靠而憨厚的人，特别是他孩童般的微笑，很令人迷醉。殊不知，这个“瓦西里”形象和有关他的情节，都是影片导演罗姆根据党的指示特别杜撰出来的，目的是为了否定真实的列宁贴身卫士长艾诺•拉西。

艾诺•拉西是一位地道的俄罗斯农民，也是一位忠心耿耿和克尽职守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所以，他被选定做列宁的卫士长。斯大林嫉妒他对列宁忠诚，早就耿耿于怀，列宁死后，斯大林派人在大清洗运动中，以莫须有的罪名将他枪毙了。既然艾诺•拉西获罪被处死，当然真正的列宁卫士形象就不可能在片中再现，于是，影片编导根据斯大林的指示杜撰了一个全新的卫士瓦西里。

还有，《列宁在十月》特别强调斯大林的形象贯穿始终，比如影片有个细节，是列宁在进入俄国的列车上，让瓦西里将《真理报》的稿件转交斯大林，并且“明天”就要约见他，这也是典型的杜撰历史，因为那时斯大林还没有进入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班子，革命领袖根本不可能召见他。后来，作者再度伪造历史，列宁进入苏维埃武装起义大本营——斯摩尔尼宫后，又提出来请斯大林同志来见面——斯大林在电影中简直变成了列宁的影子。影片导演罗姆奉命伪造，目的在于，通过视觉艺术引导观众认可，斯大林是革命领袖列宁选定的接班人，把一件不存在的事情，变成一件合情合理的事情。苏俄史书上记载，安排列宁登上芬兰列车前往武装起义地点，一起策划和发动十月政变的是俄共早期领导人托洛茨基，但是片中却没有他一个镜头——他完全被斯大林取而代之了。

再看影片《列宁在1918年》。中国观众一定还记得，片中苏俄红军骑兵跃马扬刀高呼“为了列宁，前进！”的壮观场面。这就是导演罗姆所表现的著名的察里津战役。根据苏联1962年出版的《南部战场档汇编》和1971年出版的《1917-1922年红军各战场指挥部命令汇编》等史料记载，从1918年7月-1919年2月，红军与白军为争夺连接俄罗斯中央地区、北高加索和中亚的战略枢纽察里津（今伏尔加格勒）展开决战，城市和外围防御在残酷的战斗中多次易手，形成拉锯态势，战斗十分惨烈！影片表现战役总指挥斯大林亲临前线，他乘坐的吉普车巧妙地躲过白军的炮弹，有惊无险。而哥萨克白卫军则溃不成军，狼狈逃窜。斯大林手握烟斗、面带微笑，对胜利满怀信心的。而其他的镜头都给了为他冲锋陷阵、言听计从的犬儒之辈伏罗西洛夫将军。

遗憾的是，影片中这个令人难忘的情节，又是一次绝对的伪造。即便根据苏联1962年出版的《南部战场档汇编》和1971年出版的《1917-1922年红军各战场指挥部命令汇编》等史料记载，斯大林根本也没有参加过察里津战役，更谈不上指挥了，而领导红军之所以取得这次战役的胜利，是投诚红军的白军将军斯涅萨列夫（А.Снесарев）和西金(П.Сытин)亲自指挥的结果。苏联后期的历史档案中这样评价他们：“他们在整个战役进程中，作为红军高级将领，实际领导和参与实施了察里津防御的成功部署，为取得最终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影片中没有表现他们的功绩，当然不是简单的忽略，而是故意屏蔽历史真实。要知道，早在这部电影出笼之前的1930年，斯涅萨列夫和西金两将军，就在大清洗运动中作为“祖国的敌人”被枪毙了。

《列宁在1918年》还表现了1918年斯大林粉碎托洛茨基的叛变计划，以及敌人企图刺杀列宁、斯大林、斯维尔得洛夫和乌里茨基（影片将乌里茨基之死嫁祸布哈林）的阴谋，历史证明，这些纯粹子虚乌有。俄罗斯作家梅尔古诺夫在《1918-1923年俄罗斯红色恐怖》一书中披露，1918年8月17日，彼得堡苏维埃特别委员会主席，人民政委乌里茨基在彼得堡被枪杀，凶手系前沙皇军队的士官生、社会革命党人凯涅基谢尔。此后此案调查的侦讯资料里写道，凯涅基谢尔刺杀乌里茨基并未受托于任何党派，或者是有组织的暗杀，而纯粹出于个人动机——他行凶的目的，是为了报复红军被俘虏和枪毙帝俄军官。

《列宁在1918年》描写列宁被卡普兰枪击之后，躺在病床上颇为神经质地对医生说：“假如这就是最后了，我要做出决定，让斯大林同志来，让斯大林同志快点来呀！”这个肉麻到了极致的情节，也是罗姆不顾历史，为了博取的斯大林的芳心处心积虑的献媚与编造。

 红色经典都不真实

 自从苏俄二战女英雄桌娅的谎言被揭穿之后，根据其故事改变的电影《丹娘》也是苏俄时期红色谎言的经典。前不久，俄罗斯作家、演员米列尔撰文指出，另外一部表现苏俄国内战争时期的经典影片《夏伯阳》（又译《恰巴耶夫》）同样是一部拙劣的伪经典。出身帝俄军队司务长的夏伯阳，曾经做过尼古拉耶夫州镇压民众起义的红军军官的传令兵。米列尔在自己的新作《红色的海市蜃楼》中，援引前苏共中央政治学院讲师列别捷夫的亲历说，1980年，一位颤巍巍的老人来到苏共中央政治学院求见领导，警卫把他带到列别捷夫的办公室，老人说，他就是当年的夏伯阳，年逾九旬，受良心驱使，他来到莫斯科，想在有生之年把真相告诉公众：原来夏伯阳所在的那个师被白军彻底击溃以后，作为一个对全师覆没负有重大责任的军官，他跳入河中游向对岸逃命，白军的机枪不停地朝水面上挣扎的红军战士扫射，致使他们全部阵亡，惟独夏伯阳身负重伤逃到对岸，后来被村民救起，数月后伤愈。为了逃避军事法庭的审判，他化名参加了骑兵军。战后，他在西伯利亚的一个小村子里一直生活到现在。

讲师列别捷夫说，苏共中央政治学院的领导随后会见了夏伯阳，对他说：“回家去吧，忘掉你个人的历史，《夏伯阳》是苏维埃电影的传奇！它是苏联青年必不可少的爱国主义教材，我们对此不会做出任何改变。”

现在很多人都在讨论事业单位还吃香么？在之前但凡跟“编”粘上关系的，都是很多老百姓羡慕的工作，更有谈婚论嫁如果有个稳定的工作还是首选的条件（估计以前大部分的丈母娘要先看男方的工作，如果是体制内的有编制的，那就属于好姑爷了），但是随着事业单位改革浪潮的到来，随着深化改革的推进，这些年，公务员还有事业单位管理方面都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尤其是事业单位“金饭碗”“铁饭碗”被打破，很多人不知道何去何从。

我国约有126万个事业单位，涉及到4000多万的事业单位人员，事业单位改革似乎迫在眉睫，我们再把目光放到事业单位改革时间上来看，到今年，也就是2018年，对于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事业单位，效益好的全部转企，对于效益差的企业将在2020年底前全部退出事业单位序列，也就是在2年后将彻底完成转企改制，这部分人不再占用事业单位编制，如果这项改革顺利落实的话，至少要影响数百万事业单位职工。

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事业单位有哪些？

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事业单位是以营利为目的，提供的产品或服务不属于政府必须提供的公益服务范围。

这类的事业单位主要有：

宾馆，招待所，经营性康复疗养，工程建设、维修、养护，工程勘察设计，技术开发类科研，商业性地质勘査，市政公用经营与作业，经营性水利工程管理，农场、园艺场、养殖场、招投标代理，一般性评审认证，咨询服务，评估鉴定，面向社会的培训机构，房屋修缮，物业、车辆服务，部门文印机构，投融资，担保，粮食收储，物资、图书、仪器设备供应，非时政类报刊，一般文艺院团，影剧院，影视音像制作销售，演出中介等。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很多事业单位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需求，造成资源浪费，体制岗位会越来越少，有混饭吃的这种人也会越来越少，很多人一时间还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但是社会本来就应该往前发展的，也只有不断加强学习，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才会不惧改变。

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人员分流安置有三个基本原则：

1．总的安置原则，是按照“编随事走、人随编走”的原则，安置整合、撤销后的分流人员。

2．为了解决临退休人员安置问题，工勤人员工资满20年、干部工作满30年，距离退休不足5年，可以申请提前退休，提前交由社保部门接管。病休和未满年限但临近退休年龄的，也可适当放宽条件限制。

3．对于招聘的合同制管理人员，包括合同工、临时工、劳务派遣工等编外人员、自收自支人员、自定自筹类编制人员，统一按照《劳动合同法》规定给予经济补偿后自主择业。也可以随企改制，安置到新成立的企业就业。

1．按照“编随事走、人随编走”的原则安置。

”事”指职能，”编”是编制，”人”是人员，意思是连人带编一起随职能整合，职能整合到哪里，人员编制一起调整到哪里。

事业单位整合或者撤销，其行政类职能划归相应的行政机关承担，由于行政机关行政编制总量控制，不能随职能大批量转换整合进来的事业编制，机关又不允许混岗混编，使用事业编制，因此，行政类职能整合到机关，原来承担职能的事业人员和编制，随职能转换为行政编制的可能性基本没有。

只有公益类事业单位的公益服务职能剥离整合后，人员编制可以随同职能整合到新的事业单位，个人身份和编制类型不发生改变。因此，还要加上一条人为的规定：同类性质的单位进行职能划转、整合时，可以执行“编随事走、人随编走”的原则，即行政职能整合到行政单位，事业职能整合到事业单位。

2．招聘的合同制管理人员自主择业。

由于行政部门、事业单位改革，都有精简机构、精简人员编制的要求，人员编制精简在20%左右。而机构改革中，又要“妥善安置分流人员，不能简单推向社会”，因此，受影响最大的，就是合同制管理的非正式职工。

自定自筹类编制及人员是地方政府自行核定的编制类型，多数省份早已经按要求清理结束。下一步根据机构改革需要，清理的就是其他合同制人员。《机构编制法》颁布实施后，不允许出现法律规定之外的编制类型，再加上事业单位分类改革，要求将生产经营类职能改企经营，推向社会，因此，自收自支类事业单位、自收自支类编制将在2020年底之前撤销，不再成立和使用。

所有合同制管理的自收自支人员、合同工、临时人员等编外管理人员，将按《劳动合同法》规定，领取经济补偿后，自主择业，或者随企改制，安置到新成立的企业。

河北省试行行政执法机构改革，已经全面清理辞退了所有的临时工、合同工、劳务派遣工，不允许执法队伍中有编外合同工存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3．临近退休人员可提前交由社保部门接管。

机构改革中，以提前退休政策为基础，提出了对临退休人员的安置方案。提前退休的政策各地执行政策基本统一，都是“工勤人员工资满20年、干部工作满30年，距离退休不足5年，可以申请提前退休”，特殊工种人员年限可放宽至8——10年。

近年来，由于人口老龄化问题突出，许多省份停止了“提前退休”政策的审批，组织部门还全面叫停了领导干部女50岁、男55岁提前“退居二线”、不担任实职的做法，以前这种情况以“提高一级工资待遇”为条件，吸引领导干部提前离岗，现在提前离岗不仅不允许，还被党报党刊严肃批评，定性为另一种“腐败”行为。

在机构改革中，虽然目前还没有关于领导干部恢复提前“退居二线”的说法（领导职数大量减少，退居二线的政策也不是就彻底没有重新使用的可能），但却明确提出了“临近退休人员可以提前交由社保部门接管”，在提前退休的政策上，放宽了病休的条件，以及对工人、干部工作年限的要求，只要是距退休5年，都可以申请提前退休，交由社保部门接管。

   说起北京的胡同，前门大栅栏街那是必得聊一聊的。先说“大栅栏”这三个字的读法。从字面上看，应该读“dazhalan ”。可是，您如果这么念，老北京一听，就知道您一准儿是个外乡人，因为北京人都读“dashilan”，后边还要加上个字正腔圆的儿化音，那才叫一个地道。其实，大栅栏街的本名不是这个，在《明北京城图》上这条胡同叫廊房四条。廊房四条又怎么就变成了大栅栏呢？这得从明孝宗弘治元年、也就是1488年说起。

    那会儿，为了防止盗贼隐藏在大街小巷之内，由朝廷批准，北京城里的千百条胡同、街巷口统统安上木栅栏，一到晚上，就把栅栏关起来，闲杂人等一律不许随便进出，是谓“宵禁”。这实际上是给偌大个北京城密密匝匝安装了数千道的防盗门。打那儿以后，以栅栏命名的胡同就有了很多条。到了清朝，廊房四条的商铺开始多了起来，为了保护财产的安全，在胡同的东口和西口修建了两座坚固又高大、与众不同的木栅栏。慢慢的，“大栅栏”就变成这条胡同的名称了，原来的名字“廊房四条” 反倒被人淡忘了。在中国，提起天安门广场以南的前门大栅栏，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就是在国际上它也很有名气。

    这条东西纵贯三百米，南北宽不足五米的街道，在清末的全盛时期云集了店铺八十多家，而且家家都是名店铺：鞋帽店、绸布店、金银首饰楼、药铺、烟铺、饭馆、戏园、电影院，古色古香的建筑鳞次栉比，在当时是老北京出了名的繁华商业街。过去每年的正月十五，去大栅栏逛花灯是轰动北京城的活动。当时有一首《大栅栏逛灯歌》这样描述：“大栅栏逛花灯，冰灯纱灯分外明。人群拥来又拥去，只见人头在摆动。”这幅清朝中期绘制的画卷，真实地记录了当时大栅栏商业区的兴旺与繁华，店铺中的货物、交易者的表情都栩栩如生，历历在目，仿佛当年的大栅栏就在我们的眼前。

       正当大栅栏繁荣发展的时候，1897年，德国派军队强占了山东的胶州湾，义和团运动从山东迅速发展到北京、天津等大城市。当时大栅栏街路北有一家德国人开的“老德记大药房”，店主虽然已经把店名中的“洋”字改成“大”字了，但是店中还在继续出售洋药，这引起了义和团的极大愤怒。1900年6月16日，义和团围住了大栅栏老德记大药房，一个团民带着引火之物进入店内，不一会儿，大火从店内烧了起来。由于当时街面上的店铺一家连着一家，又都是木结构的，大火迅速向四周蔓延。这场大火烧了一天一夜，烧毁了大栅栏周边十几条街四千多家店铺。几年后，大栅栏街上的各家店铺经过恢复和重建，大多又重新开业了。不久，在前门东西两侧又分别修建了京奉火车站和京汉火车站，前门地区成了重要的交通枢纽，大栅栏街这才渐渐地恢复了元气，往日的繁华和喧嚣又重新回到了这条胡同。

 老北京过去有句顺口溜儿：“看玩意儿上天桥，买东西到大栅栏”，“头顶马聚源，脚踩内联升，身穿八大祥，腰缠四大恒”，说的都是大栅栏街里的一些老字号。同仁堂原名乐家老铺，康熙四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702年，乐风鸣在大栅栏开设了同仁堂药铺。在许多老北京人眼里，同仁堂的命脉就在这个“仁”字上。同仁堂自打一创立，便在工艺上一直遵循“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的原则，所制之药，疗效显著，上至皇宫贵胄下到黎民百姓，有口皆碑。

     听老北京人讲，同仁堂原先的店铺门面临街是个下洼门，进店得下几步台阶。病人来求医问药，心境沉重，走入同仁堂，如每况愈下；但从供奉御药的同仁堂买得药品，出门又将是步步向上，走到灿烂、兴旺的大栅栏街上，建筑心理学的道理，简单、朴素地运用到了商业建筑上。

    要说赢得百姓口碑，同仁堂是很有办法的。清朝时候，北京城里每年的二月要掏地下泄水沟。掏沟时，污泥堆积，到了晚上路人很是不便，同仁堂就派人在掏沟的地方，挂上灯笼为行人指路。漆黑的夜晚，白纱灯上“同仁堂”三个字清晰可见，不仅方便了夜间的行人，也使人们对同仁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同仁堂的传统中式建筑风格迥然不同，老北京有名的绸布店、位列“八大祥”之榜首的瑞蚨祥，店门口是巴洛克式的建筑风格，采用了一些西洋建筑变形的局部；店内却古色古香，雕梁画栋，设计精巧，给人以中西建筑风格结合的味道。

    早年间的几次兵变，大批散兵游勇放火抢劫，大栅栏的多数商号都遭受了损失，惟有瑞蚨祥墙高门固，才得以安然无损。听老人讲，瑞蚨祥店堂中间原先有个天棚，白天外面的自然光能够照进店里，方便顾客挑选布料的颜色和质地。过去有句老话，“京师精华尽在八大祥”，说的是老北京人以穿戴“八大祥”的衣料为时尚，这首选就是瑞蚨祥。瑞蚨祥以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礼貌待客闻名北京城，来瑞蚨祥的顾客，一般都不会空着手走出店门值得一提的是，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天，天安门广场上冉冉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用的就是瑞蚨祥的红绸子制成的。现如今，来大栅栏的人们都要逛一逛老字号。买药您进同仁堂，买衣料您就进瑞蚨祥，老字号的生命力仍在，人气依然很高。

然屹立在前门大街北端的正阳门箭楼，一直被人们视为老北京的象征。而大栅栏街上的这座雕梁画栋、古色古香的中国式建筑，就是闻名京城的内联升鞋店。内”指“宫廷大内”，“联升”是“平步青云、连升三级”的意思，示意顾客穿上本店的鞋子，可以官运亨通。内联升最初以做“朝靴”起家，细心的店主对来店做鞋的朝廷文武官员鞋的尺寸、式样等逐一登记在册，久而久之便形成一套《履中备载》。有了这本 “鞋的档案”，顾客再买鞋，打声招呼，一双合脚的鞋就给您送到家了。

    辛亥革命以后，朝靴被淘汰了，内联升就改做呢子面和缎子面的千层底儿布鞋。这种鞋仅鞋底儿的制作就要经过七道工序，每平方寸要用麻绳纳上九九八十一针，纳好的鞋底还要用热水浸泡，用铁锤锤平，这样做出的鞋柔软舒适，结实耐穿。老北京有句俗话：“爷不爷，先看鞋。” 意思是说脚上的鞋是一个人的脸面。在当时，身穿长衫，脚上踩着一双内联升的千层底布鞋，那可是最时尚的打扮儿了。新中国成立后，穿皮鞋的人渐渐多了，但有些老北京，还是愿意穿内联升的千层底儿布鞋。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生前也都穿过内联升的布鞋。

    老北京人穿鞋有讲究，这喝茶就更有讲究了。大栅栏街里就有一家老字号“张一元茶庄”。关于张一元茶庄，有很多有趣的说法，有人说是掌柜的买了一元钱的彩票得了一笔巨款开办了茶庄。也有人说，张一元的掌柜是靠着一元钱的小本钱摆茶摊发家致富的。但老北京人更相信“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寓意开市大吉的说法。老北京人爱喝花茶，张一元熏制的小叶花茶，汤清色淡，喝到口中余味清香，很对老北京人的口味儿。20世纪30年代，张一元茶庄把留声机摆在大栅栏街面上，播放西河大鼓、戏剧唱片招揽顾客，这在当时可是件新鲜事儿，这个活广告让张一元在北京城家喻户晓。

     张一元茶庄的西边，有家大观楼电影院，这是北京第一家电影院，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就是在这里上映的，据说《定军山》在大观楼电影院连续放映了48个月，观众上百万人次，创下了当时的世界记录。大观楼电影院见证了中国电影的发展史，从无声电影到有声电影，从普通银幕到宽银幕。2007年5月，大栅栏商业街整体改造工程正式启动，经过保护修缮、修旧如旧，原汁原味地保存了古老的建筑。现如今，这些古老的建筑和发生在它们中间的“城南旧事”，就像磁石一样，吸引着人们来到大栅栏，徜徉其间，感受这条北京最古老、最著名的商业街特有的韵味儿。

     我上幼儿园的时候，在众多小朋友里，有一位姓唐的小伙伴很喜欢画画，每次画画的时候，周围都围着一帮小朋友再观看，我每次都坐在唐小朋友旁边，看的很认真。画的是飞机，大炮，还有奔驰的战马---。我也说不上当时自己是什么心情，毕竟是童年，没有那么多的想法，只是看得入神，着迷。

    幼儿园是一周回家一次，我回到家里，总是对姓唐小朋友的画印象很深，也学着画了起来，飞机，大炮，马。就这样，在幼儿园里我对画画感兴趣了，特别喜欢画人，比如骑马打仗的，唱戏的古装，头上戴着绒绒的毛求，还有两跟长长“犄角”。越画越喜欢，越画越感兴趣。幼儿园里，不光是唐小朋友画画了，桌子上又多了我这个小朋友在画画，旁边也有很多小朋友再看我画画，我再怎么画，我还是很羡慕唐小朋友的画，他的画很生动，总是看不够。

    唐小朋友和我家住在一个大院，他爸爸是军人，职位很高，我去他家时候，房间很大，地面是花瓷砖的，墙上贴了十几张唐小朋友的画，在我心里，其实很渴望看到他的画，每次看到他画画，真的好羡慕。他家我只去过一次。唐小朋友不爱说话，只要他在幼儿园里画画，我必在他旁边。后来，幼儿园毕业了，我家也搬了。再也没有看到唐小朋友。

    在幼儿园里画画，给我了很多的启蒙，也使我对画画有了浓厚的兴趣。

        地球上，不知道有多少个孤岛没有人居住，没有人发现，它始终等待着人们去开发。那里有优美的自然环境，野生的植物-----许多许多，四邻的大海就象胸怀一样拥抱着它。它的地理环境让你胆怯，让你没有意志去征服它，最终选择了放弃，没有勇气登上这个可爱的宝岛。
        你没有亲临岛上，看不到它的茂密，看不到它已经多年的沉睡，更看不到那里还有无数没有开发的宝藏。你被大海有力的波涛惊吓着，没有了勇气，没有胆量让你去冒险，更不用说去发掘，去开发。只有站在远远的内地，站在高高的瞭望台上，扮成个旅游者，只能用望远镜，去观看这个被茫茫雾水笼罩着孤零零的宝岛，你会猜疑，那里有什么？那里有我们想往的神秘？
        孤岛，你就一直沉睡在那里，自从有了宇宙，有了我们这个星球，你就睡在了那里，今天，明天，直到有那么一天-----。

        其实，一个人就是一个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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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五点刚过，杨柳慢悠悠站起来，站起身披上妈妈刚刚给买的巴宝莉风衣，是妈妈喜欢的紫色，其实那天她更想选的是卡其色。

杨柳弱弱叹了口气，面无表情往公司的地下停车场走去，脑子里空空荡荡，不悲不喜。

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她想着，妈妈应该已经做好了饭，自己只要露面和老公一起逗逗儿子玩，一家人吃个饭聊聊天，就结束了索然无味的一天。

杨柳的每一天，基本都是这样的不断复制粘贴。她的人生严格按照妈妈的计划而进行——妈妈决定的大学、专业，毕业后大都市户口、稳定轻松的工作、学区房和本地牌汽车也早已准备好，甚至连老公都是妈妈中意的人选，儿子只负责生出来后，就不用再负担什么。

偶尔听着发小抱怨在私企没日没夜地加班赶项目，然后发几个羡慕的表情说也想要轻松惬意，她都会礼貌地结束对话，剩一个人苦笑。

杨柳清楚知道发小根本不羡慕她，不过随口说说罢了，难说是谁羡慕谁呢？

她作为一个活成了傀儡的中国乖孩子，从来没有过自我意识，更谈不上独立生存的能力。可是，她生来便是这种处境，真让她在三十而立时，突然去反抗去闯荡，也的确没有勇气。

身在完美生活中的主角杨柳，经常暗自郁闷，觉得人生毫无意义，茫然无措。

像杨柳这样一生被父母安排命运的乖孩子，在中国多到不胜枚举。他们大都家庭条件优越，父母掌控欲强，还没出生就在脑海里被安排完一生。从记事以来，这些孩子人生中每一步父母都要安排计划，甚至成年后也只能听父母的话，只有年龄上的成年，但没有真正独立成人。

俞敏洪曾写道，“对于中国年轻一代的很多人来说，要生存下去，甚至都不需要自己的亲自努力。他们的父辈，在过去的四十年间，为他们积累了不少财富。父母累断了腰，就是为了后一代生活更好。他们为孩子准备好了房子、车子和票子，但却没有把自己身上的奋斗精神传递给孩子。”

在现实生活中，不少强势的家长，哪怕孩子已经结婚组建新家庭，也仍会想方设法阻止孩子去“独立”，通过插手孩子的家庭生活，干涉他们子女的教育等，继续换一种方式延续之前的控制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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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孩子被拿去跟外国孩子对比，得出“中国孩子独立性差”的结论；除了被批判独立性差，他们还常会被冠以没良心的罪名，说他们将父母的付出看作理所当然。

可是中国孩子和外国孩子一样都从咿呀学语开始长大，为什么唯独中国有大量孩子成年后无法独立、不懂感恩？造成这种困局的背后，父母的教育方式是不是最重要的原因？

老一辈人常挂在嘴边的有一句经典的“不管你多大，在父母的眼里永远都是孩子“，乍一看温情满满，细思极恐，这种心理暗示一代代传承，几乎变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难怪中国妈宝、巨婴遍地成灾。

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亲子间边界意识模糊，子女在独立思想觉醒时通常会陷入两难境地：既会因为父母的强权命令和控制而感到痛苦，又会遵循传统孝道生出愧疚去体谅父母的越界，如此恶性循环。

在极具中国特色的亲子关系中，父母和子女同时自相矛盾。父母嘴上说着希望子女成人成才独立，行动上却总在一手包办TA的人生；而子女表面上标榜要独立民主，暗地里又享受着父母提供的种种便捷帮助。

回到开篇提到的杨柳，她的父亲经商母亲从政，皆是各自圈子里的精英，他们对子女的教育方式却是简单粗暴的“我下命令你必须执行”。但凡女儿有丝毫反抗的迹象，便会想方设法让她屈服，打骂不行就哭哭啼啼，总之，成功地安排她过上了他们设计好的生活。

杨柳的父母不需要，也不愿意女儿有什么“独立人格”，根本没考虑过这样做女儿的生命体验会怎样，本质上，他们把女儿当成了一个生命的附属品。

果然，杨柳在儿子三岁的时候，被诊断为中度抑郁，她的爸爸妈妈还在不停抱怨，给她创造了如此毫无压力的优越生活，只需要享受就好了，抑郁个什么劲，莫名其妙，不可理喻。

当心理咨询师问到杨柳的爸爸妈妈时，她的情绪一下子失控，一会儿恨他们剥夺了她选择人生的自由让她成了一个废人，一会儿又自责惭愧他们对自己无止境的牺牲奉献。而且，自己明明厌烦透了这种被安排的人生，却又不自觉地对儿子采取同样的教养方式……

像杨柳这样“永远被父母安排”的中国孩子，即使一直在温室中安逸地生活，最终他们中的大多数，心底也不会真正快乐。

父母美曰其名的牺牲奉献操心安排，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是心底“不愿意”子女独立，而他们的孩子一直承受着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屈从后，渐渐习惯彼此捆绑的模式。

几年前曾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本地新闻，讲一个家有数亿资产的富二代跳楼自杀，被抢救过来后问他什么事想不开，他说精神空虚，跟着社会人士吸毒后家里发现被关在家里，太痛苦就跳楼了，而追溯起为什么要吸毒，他的回答是“活着没意思，存在没价值”。

显然，他的父母并没有想明白，对于一个智力正常的成年人，不是只有物质享受就能安然快乐地过一生，精神财富才是生命中更重要的部分。

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很多父母没想到的一点是：精神上的空虚，有时比物质上的匮乏更易摧毁一个人。

爱子心切的父母们啊，为孩子安排一切的时候，有没有站在孩子的角度想过，这种安排是不是TA需要的？

TA看似省力的同时，失去的是奋斗精神和独立人格，光有丰厚物质没有丰盈灵魂的人生，值得吗？

又或者，并不真的那么有经济实力的父母掏空自身帮孩子搞定一切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万一有天无以为继，没有独立生存能力的TA，该如何面对接下来的重重困难？

3

弗洛伊德说：“成长的主要动力，来自和父母的分离”。从发展心理学看，一个人的“自我分化”对人格成长十分重要，特别是在成年早期，也就是18到25岁。

正处在心智成熟边缘的成年早期孩子，自我分化的进行受父母自身自我分化程度影响很深。意味着，父母首先做到心智强大，在与孩子的相处中，保持足够的理性引导。

在成年早期年龄段里，一旦父母自身不成熟，非常容易反过来依赖、控制甚至毁掉孩子。

冷静想想，部分打着爱孩子的旗号去控制孩子的父母，他们真的爱孩子吗？或是控制欲太强，或者安全感太弱，才会不择手段死死抓住孩子。

当然，在孩子的养育过程中，父母适度付出和引导是必要的，但过度奉献和管制是危险的，毁掉的是双方的人生。

龙应台在《目送》中用淡淡哀愁的笔触写道：“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告诉你：不必追。”

放眼动物界的很多哺乳动物，像草原狼、狐狸，狮子和老虎等都会到一定的时候将幼崽赶出窝，主动分离，逼其独立变得更强大，去适应丛林生存法则。

中国太多父母误以为将孩子绑定在身边，为TA安排好一切，呕心沥血付出全部，给TA准备无忧无虑的生活，就是最无私的亲情之爱。

殊不知，这种“爱”有多么沉重——

如果孩子选择了“屈服”，TA大概率会失去独立展开精彩人生的能力和自由；

如果孩子选择了“反抗”，TA又很可能会在独立与孝顺间不断纠结痛苦，自责。

不忍心去指责多数出于善意的父母对孩子的无私付出，可偏偏过度的付出不仅没用，甚至有害，稍有不慎，便会给孩子造成无限的精神负担，严重影响孩子成长和独立。

真正爱孩子，只要用心去陪伴TA成长，过程中给予必要的帮助和适当的指引就够了，不一定非要牺牲自己的人生，把所有精力放在孩子身上，将亲情变得那么沉重。

特别是，在孩子成人后，父母有父母的生活，孩子也有孩子的生活，彼此平行又互相关心，才是最理想而自然的相处方式。

最后，借用英国心理学女博士西尔维娅·克莱尔的一段话来结束——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爱都以聚合为最终目的，只有一种爱以分离为目的，那就是父母对孩子的爱。父母真正成功的爱，就是让孩子尽早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从你的生命中分离出去，这种分离越早，你就越成功。”

作者简介 | 郑非凡，集热情与理性于一身的摩羯女。爱写字，爱自由，致力于家庭教育事业，愿和这个世界一起变得更好。

主题：让孩子成年又成人

时间：2018年11月24日 8:30–16:30

地点：北京诺金酒店

到场大咖：武志红、刘嘉、王大伟、吴伯凡、周成刚、徐井宏等教育界名人，名单持续更新

韩延徽——辽太祖倚重的开国重臣

韩延徽（882—959），字藏明。幽州安次（今河北省廊坊市安次区）人，辽国的开国功臣，是契丹最早继续倡导“胡汉分治”的汉族政治家。韩延徽的父亲曾经担任过刺史，韩延徽初期在刘仁恭、刘守光父子手下任职，后奉命出使契丹时被耶律阿保机留用，成为他身边的主要谋士。后辅助耶律阿保机建立辽国，其子孙世代在辽为官，开创幽州韩氏一族。

　　韩延徽在辽为官30余年，为辽立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主要的功绩有：

（1）军事上攻党项、室韦、征渤海、破辉罕；

（2）政治上制定了国家的典章制度；

（3）组织机构上创立了“头下军州”；

（4）经济上建立了国家的税收制度。

韩延徽是继晋末十六国时期施行“胡汉分治”民族政策以来，在契丹最早继续倡导“胡汉分治”的汉族政治家。当初中原所属的北部大藩，如幽州、涿州等地，很多汉人难于忍受本国藩帅对财富的掠夺，看到契丹地广人稀，纷纷“闯契丹”去寻活路。这是一场足够规模的、自发的汉人北上移民潮。但汉人、契丹生活习俗、文化背景不同，于是韩延徽提出了分治制度：游牧系统一套，农耕系统一套，耶律阿保机接受他的意见，设置为南北两院，北面官，用契丹国制度；南面官，仿中原制度。南面官的推行，也渐渐让汉人的文官制度进入草原地区。

韩延徽还招募汉人到北边来垦荒。于是更多汉人逃往契丹。到了后期，契丹事实上已经成为胡汉杂居地带，而农耕所收赋税，也增强了契丹的经济实力。

《辽史》：“太祖初元，庶事草创，凡营都邑，建宫殿，正君臣定，名分，法度井井，延徽力也。为佐命功臣之一。”

《辽史》：“夫赋税之制，自太祖任韩延徽，始制国用。”

《契丹国志》：“契丹威服诸国，延徽有助焉。”

《契丹国志》：“故终同光之世，契丹不深入南牧，延徽之力也。”

韩延徽封为鲁国公，被穆宗赐鲁郭为封地，应历九年（959年）卒，享年七十八岁，就葬在鲁郭。“鲁”是韩延徽的封地名，“郭”解释为城池，因为鲁是韩延徽的封地，周围有大批田庄。而今天的八宝山革命公墓原址，在1000多年前的辽代，是韩延徽家族墓地。墓地占地面积庞大，埋葬着韩氏家族众多的族人。由于明代黑山会护国寺、刚炳祠墓及清代宦官和解放后八宝山革命公墓的大规模建设，今天我们已经很难看到韩延徽家族墓园的规模和形制了，但从解放后陆续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院内出土的韩佚墓、韩资道墓等墓来看，在这里至少葬有从韩延徽以下十代几十人，时间跨度从辽到金约200年间。

韩延徽的子孙在辽金两朝都做官，并和朝中多位臣僚联姻，如王师儒、丁文逳、李继成、杜悆等，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门阀体系。

上世纪70代末至80年代初，韩延徽之孙韩佚、四代孙韩资道等韩家墓志相继在八宝山南出土，其墓志皆称“葬宛平县房仙乡鲁郭里”。有学者认为，“鲁郭”的“鲁”指的是鲁国公，即韩延徽；“郭”指的是墓葬的外围城墙，也就是罗郭城。合而解之，即韩延徽墓外的城墙，主要是为了防止战火侵扰。

韩佚墓是1981年6月出土的，那是一座砖室墓，在他的墓室和甬道中都绘有壁画，墓室内有7幅壁画，一幅在北壁，画有二扇围屏，东西两壁各画二幅，每幅都画一个侍女，另外还有两幅，一是“侍乐图”、二是“沐浴更衣图”。在韩佚的墓中还出土了大量的随葬品，大部分器物都放在棺床的南侧，主要是陶器，此外还有凤字形砚、三足炉、木案、银镯、银钗、铜镜、漆盘等，棺床上主要放的是瓷器。

韩佚墓共出土了24件瓷器，有青瓷、白瓷、褐瓷，白瓷13件，瓷罐、渣斗、瓷碗、瓷钵等，出土的白瓷属于定窑系和北京龙泉务窑仿定的辽白瓷，另外还有9件青瓷精品，属于越窑系的青瓷，最精美的一件是秘色青瓷水注，瓜棱形圆腹，花瓣形直口，曲把，葫芦钮盖，器底刻划有“永”字款，注壶身刻有四对坐饮雅士人物图案，这件水注属于越窑系上林湖窑的产品。秘色瓷产于五代时吴越国，是钱氏小朝廷作为内用和进贡辽宋国使用的器物，所谓秘色，过去一直认为是钱氏朝廷为垄断宫中御用品而严禁民间使用，其釉色不为人知，所以称为秘色。但1987年在陕西扶风法门寺发掘法门寺塔地宫时，发现了唐咸通十五年（874年）皇室供奉的秘色瓷碗和供奉器物的对帐单，证明了秘色瓷早在唐代已出现了。

　　韩佚墓的划花青瓷注碗的碗底心，以线划鹦鹉头尾相对，呈团形，极其精致，这是余姚上林湖窑的产品。韩佚墓出土的青瓷器物，应该是吴越国进贡辽国后被皇帝转赠给重要臣僚所得到的。（门学文）

排练厅门厅墙皮脱落

排练厅舞台一隅

　　今年9月，北京地铁四号线将试运营，沿线的居民和商户期盼着交通的改善带来生活便捷与发展机遇。但对于毗邻四号线陶然亭站的北方昆曲剧院来说，这却无关痛痒，便捷与发展对他们来说还颇为奢侈。建院已52年，北方昆曲剧院依然不得不面对生存的困境。

　　1957年6月，在周恩来总理亲自指示下，北方昆曲剧院作为长江以北唯一一家昆曲剧院在北京成立。数十年来，北方昆曲剧院致力于昆曲剧目的排演和昆曲人才的培养，对昆曲艺术的继承、发展和革新做出了贡献。时至今日，北方昆曲剧院依然是京城重要的戏曲演出团体。但在排演昆曲的同时，剧院在一些基本的硬件设施上却得不到保障。

　　7月24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夫人柳淳泽到北方昆曲剧院欣赏昆曲，而令人担心的是，整个剧院居然没有一个像样的厕所，院子里的厕所还是蹲坑式的，如果秘书长夫人观戏中途需要如厕怎么办？悬着的心直到秘书长夫人访问结束离开后才落下来。谈到这件事，北方昆曲剧院院长助理海军露出了无奈的笑容。他将记者带到位于三层的办公室里接受采访，而后他说，这栋四层的楼房实际上是办公楼与居民楼的混搭，一层、三层是办公区，二层、四层是住宅区。“以前这里是跟北京京剧院合着的，京剧院搬走以后一些住家没搬走，所以比较杂，是多年遗留的问题。”海军说。

　　不仅办公条件艰苦，作为一个专业剧团，没有自己的演出剧场，是多年来制约北昆发展的又一问题。记者看到，北方昆曲剧院只有一个排练厅，设备设施陈旧简陋。舞台的地板因年久而颜色脱落，只能用红地毯再铺上一层；许多服装道具的箱子散落放置在舞台周围，杂物堆积在过道旁。海军指着第一排的一个座椅对记者说：“那天秘书长夫人就是坐在这里观看的演出。”而实际上，由于条件所限，排练厅一般并不对外开放。这一条款在排练厅门厅的《排练厅使用规定》中赫然可见，而张贴着这些章程的墙壁已经脱落了一大块墙皮，露出里面的砖头。在北昆不大的院内，类似的尴尬情境俯仰皆是：居民、商户平房犬牙交错，到处横拉竖挂着衣裤、毛巾；“北京市京剧昆曲振兴协会”的牌子被“遗弃”在剧院宿舍楼的入口处，门口的窗户玻璃不知何时被开了一个大口子；院子里的厕所尽管破旧，但早已成为附近居民、商户公用的了。

　　2001年5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将昆曲列入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名录。此后，政府加大了对昆曲的扶持力度。记者了解到，北方昆曲剧院是北京市文化局下属的差额拨款事业单位，70%的经费依靠财政拨款，剩下的30%自筹。据介绍，剧院只有排戏才能申请到拨款，日常的运营包括办公楼的维修改造等则没有经费。由于北昆没有自己的剧场，只能租用其他剧场进行公开演出。而北京的剧场租金都比较贵，“有的一场就要3万元，根本承担不起”。

　　日前在国家大剧院演出的《西厢记》，是北昆收益不错的一场演出。由北昆排演的这部“大都版”《西厢记》，作为国家大剧院运作的戏曲“四大名著”的一部，成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重要演出剧目之一。但海军表示，这种大型的庆典演出或演出季，碰上的机会非常少。即便这样，上座率依然不乐观。“那天我们和新编京剧《赤壁》都在国家大剧院演出，人家基本满座，我们只有六成，已经算很不错的了。”

　　据介绍，目前北方昆曲剧院约有140人，演员主要来源是中国戏曲学院、北京戏校等院校的学生，但许多演员工作两三年了，每月工资只有1000多元，基本生活都有困难，不得不在工作之余在外面“谋生”。近几年来，剧院的困境也导致了人才的流失。去年，在北昆舞台上唱了20多年戏的一位名演员离开剧院去某院校当老师，月薪翻了一番还多。

　　尽管如此，北昆依然坚持排练演出。海军介绍，去年北昆演出达200多场，其中有几十场属于“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在剧院排练厅门厅的小黑板上可以看到，一周的排练和演出日程井然有序，每天都有两到三场剧目的排演任务。海军在担任行政工作的同时，本身也是一名演员，在《牡丹亭》中饰演杜宝一角。他乐观而健谈，采访中经常发出爽朗的笑声，但当几次被问到导致剧院陷入困境的原因时，他无奈地摊着手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我们挺努力的。”

(载于中国文化报，2009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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窝阔台脱颖而出，是蒙古传统与中原汉文化相互碰撞的结果

成吉思汗有四子，长子术赤、次子察合台、三子窝阔台、四子拖雷。四子中，除术赤（蒙古意思为“客”）外，其余三子均为成吉思汗亲生。四个儿子各有所长，皆为英俊，因而被称作“四曲律”。曲律，形容马则为骏马、快马，形容人则为豪杰、勇士。成吉思汗征战一生，挣下偌大家业，按照蒙古族“幼子守灶”的传统民俗，当由托雷当继承汗位；按照封建社会“嫡长子继承制”，察合台也当仁不让。最终，成吉思汗却出人意料地选择了窝阔台。从某种程度上说，窝阔台的脱颖而出，是蒙古旧传统与中原汉文化相互碰撞的结果。

窝阔台（公元1186—1241年），蒙古帝国第二任大汗。《元史》称窝阔台“量时度力，举无过事”，为人公正、谨慎、善断，在四兄弟中，具有较高水平的主政能力。在蒙古帝国初具规模的背景下，成吉思汗擢升窝阔台为继承人，反映了成吉思汗的远见卓识。事实证明，成吉思汗没有选错人。窝阔台执政期间，制定法令，完善驿站，灭掉金国，西征东欧，经略中原，一时间震撼欧亚。时至今日，美国高中还有“窝阔台如果没有死，欧洲会发生什么变化？试从经济、政治、社会三方面分析”的历史考试题，可见窝阔台对世界影响之深远。

然而，在丰功伟绩的背后，窝阔台却有着让人难以捉摸的复杂性格。窝阔台天性慷慨大方，为人仁爱好施，喜欢广播恩惠。各国进贡的东西，他往往不经过有关部门造册登记，就散发一空。前来奏事的部下，几乎都能得到他的赏赐；前来乞赏的臣民，很难从他嘴里听到“不”字；前来求他的穷人，大都不虚此行。每当听到人说起古代君主们聚敛钱财的事情，窝阔台就会说：“这些人太不聪明了，财物不能保我辈不死，而我辈死后又不能复生，聚财何益？不如散财寄于民心！”在窝阔台看来，金银财宝皆为“浮云”。

有一次，有个商贩献给窝阔台三个西瓜。由于身边扈从没带银子，窝阔台便将皇后耳坠上的两颗珍珠摘下来，赏赐商贩。皇后很不情愿地说：“这人不识货，拿到珍珠之后也会贱卖，还是让他明天到宫里领些钱物吧。”窝阔台却说：“他是个穷人，生活艰难，等不到明天。”最终将珍珠送出。还有一次，窝阔台出宫逛街，看见一个卖枣的平民，就命手下拿一巴里失去买枣，手下人拿回来很多枣，窝阔台看完问道：“这枣怎么这么便宜？”手下人信口说：“枣不值钱，一巴里失买这些算是很公道了。”窝阔台立即反驳说：“此人一生能见到几个咱们这样的买家，难道还能跟他公平交易吗？去把钱全都给他。”一句话，就让那个卖枣人发了一大笔横财。

窝阔台是很讲信用，他说过的话，吩咐下去的事，往往会检验手下是否落实，有时还会使点小性子。有个平民送给他一顶普通帽子，窝阔台命人赏二百巴里失（约合四百两银子），手下人以为是他在说醉话，因此拒绝支付。第二天，窝阔台又看见这个人，了解到他没有得到赏银，便答应给他三百巴里失，可手下人仍然不给。第三天，窝阔台又把赏银涨到了四百，手下人仍旧拒绝，直到赏银涨到了六百，此人才拿到了赏银。为此，窝阔台还对手下人破口大骂道：“汝曹害我言不守信，诚为我之真敌，若不惩罚一二人，实不足使汝曹改过。”

除了出手大方、言出必行，窝阔台还“有宽弘之量，忠恕之心”（见《元史》），有其仁慈的一面。有一次，有三个罪犯被他下令处死。当他离开大殿时，遇到一个妇女嚎啕痛哭，窝阔台便走过去问个究竟。这名妇女回答道：“您下令处死的这三个人，一个是我的丈夫，一个是我的儿子，另一个是我的兄弟。”窝阔台对那妇女说：“既然如此，你在其中任选一人，我看在你的面上饶他不死。”那名妇女说道：“丈夫死了可以再找，儿子死了可以再生，但兄弟只有一个，请您赦免他吧！”窝阔台听完很感动，就把那三名罪犯全部赦免了。

窝阔台性格中也有残忍、苛暴、非人性的一面。窝阔台一生杀人无数，特别是在随成吉思汗西征期间，动辄屠城，死在他手里的人，大约有两千万之众。譬如，窝阔台率军攻下花剌子模城后，下令先抢、后杀、再烧，全城人被他杀的干干净净。随后，窝阔台又下令掘开阿姆河，引水淹城，将花剌子模城夷为平地。由于当地居民被灭绝性屠杀，历经几个世纪修建的灌溉设施被摧毁，农业专家和技术被消灭，脆弱的生态被破坏，花剌子模城及河中地区从此再未恢复元气。当时中亚赫赫有名的花剌子模城，终毁于窝阔台之手。

对待敌人如此，对手足兄弟也如此，四弟托雷便是被窝阔台处心积虑设计害死的。托雷掌握着蒙古军队百分之八十的指挥权，军事实力坚实而雄厚，后来，托雷遵从成吉思汗遗旨，将窝阔台扶上台，而窝阔台却一直将托雷视为威胁汗位的最大隐患。在攻金的战役中，由于托雷表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这更加引起了窝阔台的猜忌。班师途中，窝阔台假装病得奄奄一息，指使巫师将疾病涤除在一只木杯中，并暗暗下了毒药。托雷不知有诈，拿起杯子，诚心诚意地为兄长祈祷，最后将其喝光。不久，托雷暴死。借助迷信，装神弄鬼，窝阔台除掉了托雷。

执政晚年，窝阔台开始沉湎酒色，纵情享乐，变得荒淫起来。窝阔台认为，“这人世一半是为了享乐，一半是为了英名。当你放松时，你自己的束缚就放松，而当你约束时，你自己就受到束缚。”特别是灭金之后，窝阔台便不愿再受亲征之苦，而是指派手下大将率师征伐，“当其军队东侵高丽，南破宋境，西躏斡罗思、波兰、匈牙利等地，播其恐怖于欧洲西方之时，窝阔台则专事娱乐，沉湎于游猎饮酒”（见《多桑蒙古史》）。

窝阔台从小就“爱好娱乐和饮酒”（见《史集》），晚年尤甚，每饮必彻夜不休。嗜酒如命，对窝阔台的健康造成了极大伤害。二哥察合台曾专门指派一名使者跟在窝阔台身边，限制他饮酒的杯数，窝阔台就改成大杯喝酒，这样既不辜负兄长的好意，又能保证自己不受委屈，每天仍然喝得醉醺醺的。耶律楚材多次劝说无效，便拿着铁制酒槽对窝阔台说：“铁槽为酒所浸蚀，所以裂有口子，人的五脏远不如铁坚硬，哪有不损伤的道理呢？”窝阔台闻言立即醒悟，但他秉性难改，没过几天就故态重发，谁也管不住他，依旧射猎饮乐，荒怠朝政。

酒和色，是一对孪生体，向来不分家。窝阔台在大碗喝酒的同时，也四处广征民女，供自己淫乐。窝阔台一生仅皇后就立了六位，其他妃嫔数量可想而知。即便这样，窝阔台仍不满足。南宋嘉熙元年（公元1237年）六月，窝阔台准备“简（检）天下室女”，再次扩大后宫规模。耶律楚材上奏说“向选女二十有八人，足备使令。今复选拔，臣恐扰民”，意思是说，前几天刚选了二十八位美女，差不多够用了吧，再次选拔，必定会扰民。听了耶律楚材的劝谏，窝阔台考虑良久，表示“可罢之”（见《续资治通鉴》）。然而，窝阔台准备征选美女的消息却传了出去，蒙古斡亦剌部落中人不辨真伪，担心姐妹、女儿掉进火坑，于是急忙把尚未出嫁的姑娘许配给族人，有的甚至不需彩礼、不办酒席，就把姑娘直接送到男方家里，从而出现了数千女子集体出嫁的“惊婚”场面。

臣民“惊婚”，无疑是对窝阔台荒淫好色的反对。闻讯后，窝阔台气得暴跳如雷，凶相毕露。在窝阔台看来，他本人已经明确表示不“简（检）天下室女”了，已经够仁慈的了，而左翼诸部“惊婚”简直就是公开违悖和不忠，明显是冲着他来的，这是让窝阔台所无法容忍的。于是，窝阔台下令，将所有已经出嫁和未来得及出嫁的七岁以上的女子一律召回，统统赏赐给部下将士。对此，《续资治通鉴》称“六月，……左翼诸部讹言括民女，蒙古主怒，因括以赐麾下”；《元史》称“六月，左翼诸部讹言括民女，帝怒，因括以赐麾下”；《新元史》也称“六月，皇叔斡赤斤所部讹言括民女，帝怒，因括之以赐将士，自七岁以上未嫁之女得四千余人。”

如果单纯是犒赏部下，还说的过去。然而，在做出这一决定的同时，窝阔台还命令将士们当众集体强奸那四千名少女，以此来报复百姓。所以，那些急于出嫁的女子便遭了殃。权威史料《世界征服者史》对窝阔台下令强奸四千少女有详实的记载，窝阔台“传令将该部落中所有七岁以上的女子全部集中起来，已经嫁人的要从婆家追回，命士兵随意践踏她们，其中有两名女子被活活踩死，剩下的全部降为奴隶，或送往妓院、或赏赐给人，让人当场领走，还要这些女子的父亲、丈夫在一旁观看，而且不许哭泣，也不许露出任何不满情绪。”四千名柔弱女子，数万计虎狼将士，当年那场惨绝人寰、人神共愤、野蛮粗暴、卑鄙罪恶的强奸场景，让人触目惊心。

帝王，普遍是个复杂体，窝阔台则是其中的典型。好的时候，英明伟大，他是明主；坏的时候，罄竹难书，他是暴君。宽弘、忠恕之人，一旦发起火来，其结果往往是让人难以预料的。因为一时之怒，窝阔台在处理“惊婚”事件中所干的非人性的兽行，与他平素宽厚、仁慈的形象形成了极大反差，既招致了不少怨言，也损坏了他的声誉。《元史》称窝阔台“有宽弘之量，忠恕之心，量时度力，举无过事，华夏富庶，羊马成群，旅不赍粮，时称治平”，虽然不乏谥美之处，却难以掩盖他的暴行。这一点，仅从窝阔台下令糟蹋四千少女事件中便可见一二。此后，窝阔台索性用放纵来释放心中的窝火，把游猎、淫乐和酗酒当成了伴侣，致使身体每况愈下。

南宋淳祐元年（公元1241年）二月，窝阔台游猎归来，多喝了几杯，病情突然加剧。经太医诊治，报称“脉已绝”，意思是说已经不行了。过了几天，窝阔台“少苏”，但“已不能言”。耶律楚材奏请他保重身体，不宜田猎，窝阔台点头答应。休整了几十天后，窝阔台病情大为好转。到了十一月，窝阔台再次“出猎”，一去就是四五天，在乌特古呼兰山宿营时，窝阔台兴致很高，不听劝告，亲近歌姬，畅饮美酒，“欢饮极夜”（见《续资治通鉴》）。次日，人们发现窝阔台已经死了，享年五十六岁，在位十三年，庙号太宗。一代非常有潜质的帝王，最终丧命于酒色。

（本篇完）

按古人审美观念去理解昆曲

张卫东

         现在，昆曲界已经有人树立流派了，虽然个人树立的流派不少，可是没有一个叫得响！要知道昆曲界，作为职业艺人来讲没有流派，它是地域群体艺术风格。昆腔600多年，大概连五六十个登峰造极的名艺人都统计不出来，可是京剧在民国初年就能有数百位具有个性的名艺人。为什么呢？京剧是艺人缔造的，而昆曲是由文人、曲家、艺人们共同维护发展……

             张卫东、周万江主演《千忠戮·搜山打车》（1997年6月）

                      文人、曲家、艺人

    昆腔老的本子、元末明初以来的老本子，文词都是高古的，腔调也古直。《琵琶记》、《荆钗记》、《白兔记》那些文词没有《牡丹亭》绚丽多彩。因为它受宋元南戏本子的影响，当时还没有更高档次的文人参与创作。到了《牡丹亭》时代的曲词就越来越美啦！这就是昆曲文学性最为典雅的时代。近来都说：“最好的昆剧演员在大陆，最好的观众在台湾。”那么，为什么台湾拥有最好的观众呢？那里是“孔家店”被打倒的近一百年中，得以避难的世外桃源；自新文化运动以来毁儒最厉害的是“文革”，而后全盘西化之风无所不在，因此昆曲必然遭到灭顶之灾！昆曲剧本由文人创作，是不挣稿费的文人，是业余的作者和清唱群体的曲友们组成主流。梁辰鱼、李开先不是指着写本子挣钱吃饭，他们的作品就与清初李渔的境界不一样。而那时的乐籍制度比较完善，表演者遵从文人曲家们的审美意识，而这些艺人也绝非不通文的等闲之辈。这与乐籍文化程度有关，众所周知犯官抄家后的女子或是幼儿流入乐籍，因此明清以来的表演艺人群体与清中叶以后的艺人素质不同。

            舞台、演唱、装扮

      民国以来的洋式舞台演出使昆曲表演变化了，后来出现的扩音设备、灯光设备等镜框形式的舞台，使昆曲表演本质上已经发生强烈巨变。原来舞台依靠是日光和没有扩音设备的戏台，从演员的脸谱扮相到动作表情以及演唱发音等程式都自成体系。所以现在的昆曲，我们还没能找到时间隧道；如果要找时间隧道呢，也很容易，最好还能够回到原来时代。只求能保留住清代的那个样子，按照古人的审美观念去理解昆曲也就是啦!保留着一个活的、抱残守缺式的一个集体，作为一个研究项目立体的复制出来……

     利用古戏台演出场所，维修装饰不准用石化油漆颜料，只用矿植物和动物脂肪类彩画木制结构。不用任何现代化灯光扩音设备，只是利用日光照明和自然声音。笛子不用洋乐A、B、C、D定调的洋音律，按中国古来的律法；所用乐器依照原有清代以来的标准，不要随意更改变化。由一水儿的男孩子在这儿唱，穿的行头最起码能按照光绪年的样子来复制。这些行头紫禁城里就有，我曾陪文物专家们亲眼看过一些。那些东西古雅的很，盔头、切末儿制作的精制程度让我们现代人叹为观止，这都是前辈古人几百年来的结晶。

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演员，就是因为这些舞台的装置改变了，他们的表演也就改变了。要求演员的表演身段“古朴”，而不要身段“美丽”。身段不要出现借鉴当代舞蹈脱离戏曲的“异类动作”，表现得要具有古人思想性格的那种味道。演唱不要“歌曲化”，要听“字”。所谓“味儿”就是咬字儿，昆曲的最普通标准是要将字头、字腹、字尾等三个环节把握好，音质不要听现代审美所具有的那种所谓靓丽音色。这样，一生二、二生三……往后越生越多；把现有的、传下来的，赶快继承下来。

          创作、发展、消亡

昆曲照现在这样创新的搞下去必然灭亡，而且这个亡的速度具有毁灭性！因为50多年来，不仅是昆曲，连我们的国画、书法、医古文、诗词、乃至文字改革和传统民俗都一同遭灾。书画界我最赞成两位贤人，一位是黄宾虹，一位是溥心畬。当然，我对溥心畬比黄宾虹了解得更多一些。溥心畬就是远袭古法，不学清代以来王原祁、王时谷等四王的东西，怹学郭熙、李唐、马远、夏珪等北宋以来的这些东西。

                                  
                         朱家溍先生复古挖掘昇平署《定天山·三箭》饰薛仁贵（1987年6月於太庙三殿演出）

昆曲古来就有远袭古法的传统，清杂剧《吟风阁·罢宴》和《四声猿·骂曹》就是远袭元曲古法最好蓝本。《琵琶记》曲谱魏良辅极为慎重的润色，在《曲律》里面说的很清楚：

《琵琶记》词意高古，音韵精绝，诸词之纲领，不宜取便苟且，须从头至尾，字字句句，需要透彻唱理，方为国工。

所以，昆曲可以尽量往回研究寻找古人的审美观念……

                       昆曲不是戏

衡量一个全国性的剧种离不开这几个条件：

一是政府部门承认，用当时的国家通行语言演唱，再有就是在宫廷长期上演，还有就是在京都拥有众多民间营业戏班，能够传遍全国众多城市地区，只有这样才能够算“国剧”；明清以来的国剧就是昆弋大戏。而在宫廷俨然把昆曲当做礼乐文明的延续，看昆腔不是简单欣赏范畴，基本是礼制的象征。从这一点来讲，京剧是借鉴了昆曲的特点、沾了昆曲的光；剧本文学上多用白话文字“溜口辙”，在客观历史环境上也沾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光啦！

清代初年，文言文逐渐减少了，清代小说——白话文章很多。在那个时代，中国的文学进程已然发展了。中国文人始终就认为中国的国力没有富强，就是因为文字呀！太“文”、太“古”、太“堕落”！要把“说”与“写”完全统一。这样一来，昆曲的曲词就成了空中楼阁。京剧唱词是十三辙，这种顺口溜的打油诗形式，走到哪儿都能红；特别是在新文化运动以来，倡导白话文的钱玄同、鲁迅等，他们本身倡导是白话但生活的圈子还在那个旧文人圈子，他们也得做诗，现代诗也要合辙押韵。这些文人还喜欢去听戏，听京剧、听昆曲。另有些边缘化的文人参与了创作京剧的行列，写了不少白化顺口溜，一直溜到现在，成为国粹。

昆曲的文学性在清中叶以来就很淡薄，实际中国的文体变革以后，昆曲就应该不存在大众视野。因为文化有它的后置性，还有众多文人只在文字上革命，本身还愿意生活在传统艺术中，所以又使昆曲延续了几年。那么，既然“应该不存在”，为什么它衰而不亡呢？它的生命力在于古典文学的支撑，这也是因有严谨的文辞格律与程式化创作所造成，其实在当时的商会背景下，昆曲早已经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如果现在研究怎样挽救这种濒临灭绝的现象，我们最好先看看这几十年用了什么方法向它进行抢救。我们的职业剧团没有用“调元气、养太和”的中医方法对昆曲治疗，而用西医的手术“开肠破肚”啦！按现在说的发展状况就是不考虑自身条件而用“化疗”！这样做的结局是，老的精华没有保存好，新生泊来西方的糟粕又成为怪状，改编一出老戏毁一出老戏，编一出新戏毁一批没有基本功的青年演员！前几年我说过新编昆曲离不开：

                     台上搭台必伴舞，

                     做梦电光喷烟雾。

                     中西音乐味别古，

                     不伦不类演出服。

 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恢复昆曲这个剧种的目的是为广大工农兵群众服务，为舆论宣传服务。并不是因为昆曲是一个古老的剧种，把它完善一下，让老艺人把东西都传下来，咱们把这个东西保护起来……做文化官儿的领导们也根本不会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当时是因为时代原因，而当代的社会情况与当年不同了。如果我们现在再执迷不悟，再不改变这种风格去办，那昆曲灭亡的速度会更快！

现在国家已经不会全方位的投资来管这些事儿了，连剧团都不养了。我想，我们最好好好的看看昆曲自己的病，是不是“三焦火旺”。能不能为了一小撮儿观众服务，不要考虑大多数不喜欢昆曲的观众，我们就自己去原汁原味儿的做好了，投身到这个事业里去！现在挣着国家的钱，也不一定能保证你一辈子有吃有喝！自己去干呢，也不一定就注定去要饭！

          趸货做昆曲买卖

台湾也罢、日本也罢，美国也罢，来找咱们国家的昆曲剧团、要得是廉价劳动力，搞那些他们自己想编的那种光怪陆离之作。其实表面现象上是好的，根儿上也不见得正。为什么呢？这些文化商人，在自己的学问创作上、在自己的事业上已经走到尽头儿啦！再想发展也没有什么机会啦！怎么办呢？没办法，就弄点儿这个吧！弄完我就是当代的李立翁，算个当代的穆藕初也是欣欣然吧！所以，这就是在知名度上取其另外的领域里在发展。得勒！这点儿钱赔点儿，值了！

正所谓：“改良一曲《长生殿》，断送昆曲毁正宗”。现在搞昆曲的人们都是为了名和利在那儿争，都想发昆曲的遗产财呀！

当今的昆曲不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而是基本彻底的就灭亡了！自从有女演员介入以后，声腔有一种巨变，矮调门儿都变成了高调门儿。另外，自从当代的音乐界进入了后，大概是从1958年或1959年以后，就不用老传统律法定调来吹笛子了，改用西方的A、B、C、D定调了。从此，昆曲歌曲化愈演愈烈，感情交流还夹杂话剧情节。

昆曲教师资源匮乏，水平也良莠不齐。一般学戏讲究幼功，从十岁起学七年。现在并没有严格按照这个标准招生，一般都是为了省钱，改三年或是五年左右。梨园子弟近代都不愿继续从事这种职业，城市居民对戏曲职业视为没有前途，学生资源不得不往偏远农村和小城市民发展，昂贵的学费不能换来应有回报，就是毕业后也有十分之六七流失，这种局面不能回避。其实，搞昆曲戏校要借鉴传习所和北京旧科班经验，不一定有多少人的规模，只要有五、六十个小男孩儿，就能缔造出很原始的昆曲风格。请一些好的教习，不一定是名演员。从生活到艺术都要依古法教学，赶快让他们继承。这个艺术境界是不一样的，昆曲舞台在大部分的时间、最辉煌的时代，多是男演员缔造。当然，全部是女孩子也可以，只要声调统一，女班表演也是昆曲戏班的传统。我所说的原生态最起码可以继承到清朝末年，清朝的东西我们还可以见得到；文字也有、师承也有。侯玉山老师的一些东西，就是很好的东西。陶显庭老先生的《长生殿·弹词》，声腔是多么的古直呀！现在再听这些当代的名演员，不都是洋歌儿味儿吗……

昆曲表演的扮相，咱抹的这个油彩，能不能用点儿植物、矿物质的？别用石油、化工的那些东西！这个灯光，能不能用点儿自然光让人看？我们昆曲本来就是在日光下演出的嘛！古代戏台的结构，利用阴台、阳台的目的就是吸光，日光斜射在舞台上，服装、脸谱的颜色才好看！

要按照古人的审美的观念去理解昆曲，如果这样昆曲还是有可看的价值！年轻的观众是需要接受那种真正的古老、纯粹的东西，他们会非常喜欢的，所不喜欢的才是半中不洋和不伦不类的东西！

如果职业昆曲演出团体消亡了，将来的昆曲还会回到古代的那种状况，三五知己清唱雅集或串演一两出小戏逸情消遣，这也是天道之状的返璞归真吧……

〔原载2005年3月6日《读书》杂志“雅正何其乎……”删除较多今按原文以飨读者〕

   本人新作《大明帝局》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且看中国最后一个汉族王朝两个祖皇帝，为驯化士大夫，下了两盘多大棋。敬请欣赏选节4——

        独立知识分子刘伯温的晚年悲剧

众所周知，打天下时的朱元璋，幕僚群中据有左膀右臂，一个是领衔淮西派的李善长，另一个则是带队浙东派的刘伯温。对于刘伯温，朱元璋的态度是先扬后抑，打天下时，对刘伯温以老师相待，极尽拉拢之能事，建国后却翻脸打压，甚至逼着刘伯温写歌功颂德的文章，迫于形势，刘伯温硬着头皮也写了《乙卯岁早朝》这样的应景文章，但君臣二人却由此拉开距离。

从士大夫的分类来讲，刘伯温是独士，是个想拥有独立人格的读书人。这种读书人，与想控制一切的暴君是犯冲的。

在投奔朱元璋之前，刘伯温是元朝一小吏。人到中年才混到总管府判六品官、处级干部，对于不世奇才的刘伯温来说，自然极为郁愤。刘伯温官场不顺，跟的性格有很大关系，史书描述他“疾恶如仇，与人往往不合”，说刘伯温性格正直刚烈，官场人际关系比较紧张。你想在贿赂公行的元末官场，这样的性格岂能混出头来，不屡受打击才怪。

   小小官职让充满抱负的刘基无法施展才能，于是47岁时他决计弃官归田，隐居在南田山下。这就为他在天下大乱时寻找明主，埋下伏笔。

从投奔朱元璋的年头来看，刘伯温在明军谋士群中算是比较晚的。他是在元至正十九年即公元1359年来到朱元璋麾下。此时距离朱元璋一统天下不到十年，朱家军已有些成大气候之势。这年11月，朱元璋部队攻占了浙江处州（今浙江丽水），这是刘伯温老家辖地，老家都被人占了，必须重新寻找安身立命之所，于是刘伯温和另外三个当地名士——叶琛、宋濂、章溢一起，据说是被朱的兵士一路保护送到南京去见朱元璋。

《明史》记载了这四人与朱元璋见面的场景，场面很是温馨。

朱元璋犒劳四人，对他们毕恭毕敬，不耻下问：

“我为天下屈四先生，今天下纷纷，何时定乎？”

这种礼贤下士的态度，虽然是“尧舜之君”的老套子，但名士们还是被打动了。

刘伯温从此开始了为朱元璋运筹帷幄的人生新路。

后来人们为了增添传奇色彩，给二人的合作浓墨重彩，附会了不少神秘故事。

    诸如，史籍中流传一个“西湖望云”的故事，说刘伯温早在投朱之前就发现金陵（南京）有“天子气”，所以决心“辅之”。跟定朱元璋后，刘伯温神机妙算，料事如神，呼风唤雨，神通广大，亚赛诸葛亮再世。其间，还有“鄱阳湖救主”传说更为神奇。说朱元璄与陈友谅双方大战，朱元璋正在旗舰上督战，坐在他身旁的刘伯温掐指一算，深感大事不好，突然一跃而起，拽着朱元璋说：“走，快走！”朱元璋不知就里，也来不及细问，只得跟着刘伯温迅速撤到另一艘战船上。还没坐定，只见一发炮弹“嗖”地落在先前的旗舰上，将之炸成碎片。朱元璋晚走一步，可能就被一炮轰死，所以心中非常感激刘伯温的救命之恩。

    这些民间史料对刘伯温本事的描述，显然是有些神化了。但总得来说，刘的作用确实不小。在朱元璋讨伐天下过程中，作为主要谋士的刘伯温，功劳不说最大也堪称甚大，就拿他在鄱阳湖大战的表现，去掉夸张的水份，还是有不少贡献有史可查的。

提及鄱阳湖之战，应该算得上是朱元璋争霸天下的最后一场大战。公元1363年，元朝气数将近，各路起义军为争天下火拼。朱元璋与宿敌陈友谅决战。此战朱元璋得胜的关键，是朱元璋毫无保留地采纳刘伯温的计谋。此战过后，朱元璋顺风顺水，三年而得天下。用“一战定乾坤”形容此役，一点也不为过。一人而抵百万师，刘伯温运筹帷幄的才能，于此发挥到极致。

还有，把朱元璋捧上神坛，也有刘伯温的一份功劳。

公元1367年11月，朱元璋北伐大军直击元大都，胜利在望。手下劝进朱元璋登基。而这位大哥自然要谦让一番。怎么办呢？请老天说话吧。当年夏历12月22日这一天，南京阴霾密布天降大雪，这天朱元璋祭祀天神地神。朱元璋发布祭文，翻译成白话，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我现在拥有的土地有两万里广，臣僚们都让我做皇帝，我已经推让再三了，现在没有办法只能做皇帝了。日期已经确定在第二年的元月四日，一切都已经就备了。但是我不知道上帝是否同意，如果不同意我就另推别人，如果同意，那么新年正月初四给我一个风和日丽的好天气。”

而这个日子正是刘伯温帮助敲定的。刘伯温通晓天文，算是著名的天文学家，他很清楚，22日南京突然降雪，再过10天恶劣天气也会过去。到了新年元月初四（公元1368年1月23日），果然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好天气，朱元璋再次祭拜天地。随后来到了新修好的太庙祭祖，再到新建成的奉天殿登基成为皇帝。为什么叫做“奉天殿”？意思就是奉天登基做皇帝的，我的一切都是按照天命做的。

从此，朱元璋发出的诏令就叫做“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谁跟他过不去，就是“逆天”了。

朱元璋统一天下，刘伯温和其他开国功臣一样得到了封赏，被授为开国翊运守正文臣、资善大夫、上护军，封诚意伯，食禄年二百四十石。这个级别与食禄四千石的韩国公李善长比，相差近二十倍，并不怎么高，可见朱元璋对刘伯温态度是有保留的，隐约感到刘先生似乎不会轻易被驯服为忠实奴才。《明史》称刘伯温“性刚嫉恶，与物多忤”。就是说他是具有刚性性格的士大夫。这样的士人很难屈就君主。

果然，受封后的刘伯温不为荣华富贵所惑，请朱元璋赐回家养老。回老家后，“惟饮酒弈棋，口不言功”，名为养老，其实是对暴君的一种消极抵抗。作为具有一定独立意识的儒士，新朝的建立使刘伯温自觉背负了一种新的使命，这就是“导君于正”，使新皇帝符合儒家的政治文化传统。但他却寸步难行，甚至感觉了不祥之兆。因为在朱元璋这等君主手下再想畅所欲言，形同找死，乃至赞美得不起劲，都会出大事。

于是刘伯温陪着小心，想保留士大夫最后自尊——沉默权。

但朱元璋不允许他这么做，天下安定，朱元璋已经从明主转为暴君，还能容忍要刘伯温这样的独立士人吗？

刘伯温跟朱元璋征战八年，他的大明时光比这更短，只有七年。在这七年时间里，他先后几次受封，又几次挨整，反复回乡。

第一次挨整是因为求雨未遂。当时南京从夏天到秋天一直没有下雨，求雨也没有效果，刘伯温借机指出了弊政，劝朱元璋，“今国威已立，宜少济以宽大”，要朱元璋保存臣子的体面，不应动辄羞辱，都是非常有针对性。古人认为天象由人事决定，刘伯温借求雨的机会进谏，使朱元璋只好同意其请，可过了十来天仍未降雨，朱元璋立即报复，作出了“刘基还乡为民”的处罚。

之后刘伯温已经意识到伴君的危险性，此时同僚的倾轧十分激烈，不同派系之间的权力斗争已到白热化的程度，他对“圣意难测”有了更深的理解，对在暴君手下讨生活充满了忧惧，深知只有韬光养晦才是自我保全之道。所以更主动地希望息影园林。

忧谗畏讥的刘伯温准备在家乡终老，隐居的刘伯温，竭力洗尽铅华，表现得像一个不识字的老农，也不和地方官吏来往。他知道，有一双天眼在盯着他的一举一动。《明史》上这样绘声绘色地描述他的谨慎：“还隐山中，惟饮酒弈棋，口不言功。邑令求见不得，微服为野人谒基。基方濯足，令从子引入茅舍，炊黍饭令。令告曰：‘某青田知县也。’基惊起，称民谢去，终不复见。”家乡的父母官因为始终见不到刘伯温，所以换上便服求见，正在洗脚的刘伯温对上门的客人当然不好拒绝，升火做饭以待客，但当县令以实相告时，刘伯温马上变色，自称小民，便立即退避。

一般人认为，刘伯温低调自持，是高风亮节。但刘伯温的主公却看出这是一种消极抵抗，朱元璋对不肯五体投地的老先生不满了。

主人不满，就该打手上场。朱元璋的新干将胡惟庸出场，要击倒大明第一智囊。

于是，如此小心的刘伯温还是出事了。

洪武五年，刘伯温又挨了一次大整。他无意间做了一件事，让嗅觉灵敏的胡惟庸闻到味了。说刘伯温下乡回老家，发现这地方治安不太好，于是回来奏请朝廷，建议在他家乡附近一个叫谈洋的地方弄个巡检司，加强管辖。但这件事智者千虑的刘伯温犯了大忌。

因为谈洋元末时曾被农民起义军占领，是个起兵造反的好地方。胡惟庸见此，立刻就将这个难得的机会抓住了。上书朱元璋，称谈洋一带有帝王之气，刘伯温此举别有用心。他是不是想把巡检发展成自己的武装，做大做强自己？

    朱元璋对此事的态度值得仔细分析，“帝虽不罪基，然颇为所动，遂夺基禄”。朱元璋心“动”的是什么呢？是他相信胡惟庸所说，刘伯温真的为自己选了一块有王气的风水宝地、要搞武装割据吗？

    不难想见，朱元璋的“所动”根本就是装出来的，他要骗的人恰恰就是进谗言的胡惟庸。朱元璋杀刘伯温的决心已定，却不想亲自动手，免得背上骂名，眼见胡惟庸如此急不可耐地要置刘伯温于死地，正好顺水推舟，借刀杀人。

遭举报的刘伯温被朱元璋勒令，回京向中央说明情况。刘伯温又不能在家呆下去了，他启程进京谢罪。

面对朱元璋，刘伯温“惟引疚自责而已”，他什么辩解的话都不说，只承认错了，朱元璋将之暂扣京城。不久，在一件小事上，朱元璋又给了刘伯温一个下马威。朝廷祭奠孔子，仪式结束后，祭祀用的肉分给重臣算是一种荣誉。刘伯温没有参加祭奠仪式，却接受了肉。朱元璋说：刘伯温是学圣人之道的嘛，怎能不参加祭奠却享受祭品？学礼学到哪里去了？下令停发其一个月俸禄。是否接受祭品是小事，停发一个月俸禄也是小事，关键是皇帝行动中透露的信息是意味深长的：他就是想让刘伯温没面子。由此可见这次入朝的刘伯温，其处境之尴尬。此时的他，已记不清这是第几次挨整了。只隐约感到在劫难逃。朱元璋既不治刘伯温的罪，也不放他回家。“乃留京，不敢归”，处境和心情都恶劣，刘伯温的病情加重了。

当然，这还不算完。在朱元璋和胡惟庸眼里，刘伯温能掐会算，是一个永难驯服的大仙，不彻底整灭火还是不踏实，所以必置之死地而后快。不久，机会又来了。

史书记载，洪武八年，64岁的刘伯温偶感风寒，朱元璋派胡惟庸带了太医去探望。太医开了药方，他照方抓药服用后,病情不仅没有减缓，反而进一步加剧。刘伯温觉得大事不好。抱病见朱元璋，说胡大人带着御医来探病，给我开了药，我吃了之后“有物积腹中如拳石”,好像生了一个大肿瘤。朱元璋听后反应冷淡。刘伯温见状明白大半，悻悻归故里。不久与世长辞。

刘伯温跟随朱元璋前后加起来十五年，在这不算长的时间里，眼见一个“尧舜之君”变身桀纣之君，他无能为力。最后因为赞美得不起劲，企图独善其身而反复挨整，被下了地狱。

    关于刘伯温之死，史上有诸多争议，但总之朱元璋与胡惟庸难脱干系，不能排除此系君臣二人合作的“整人成功案例”之一。两人相互利用，但还是朱元璋老奸巨猾，成为最后的胜利者。

比刘伯温的死因更耐人寻味的是，朱元璋在刘伯温死前表现出来的态度。

在刘伯温还在朝的时候，朱元璋极尽冷落。大明文集刻成，他赐给了李善长、胡惟庸、宋濂三人，却偏偏没有给刘伯温。刘伯温病重被赐归，朱元璋还颁发了一纸诏书，对二人君臣一场进行了一次总结，其中竟有责备刘伯温当年不早早归附的内容，并以此为据，表示自己当皇帝后，对刘伯温的安排和处置都是符合“国之大体”的。对病者刘伯温来说，得到这样一份诏书，肯定不是件愉快事，只能加重病情。

   朱元璋和刘伯温君臣二人，在身份认识上大概是有一些偏差的。刘伯温虽被人们看成谋臣，但他更自居为儒士，然而让他羞愧的是，朱元璋却在更多场合把他当成术士。在一次谁是当今大儒的讨论中，朱元璋就曾经轻蔑地说，像刘伯温这样的人哪配称大儒？

朱元璋为什么不愿意承认刘伯温为儒者？因为他认为儒者都应该是愚忠的，奉君如神，应该做一个唯皇帝马首是瞻的家臣，而刘伯温显然不够这个标准。

    据说刘伯温早已看穿了这一切，他临终前曾留下遗命，告诫子孙不得为官。显然，在现实的无情打击下，刘伯温的独立之士大梦最后终告破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