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接到演讲邀约，主题是语文学习与人生成长。工作原因，我无法应邀出席，但对这个题目我很感兴趣。
语文课是我小学、中学最喜欢的课程，没有之一。喜欢语文，一是成绩相比其他课程突出，二是得到语文老师的鼓励比较多。
在我的小学、中学，语文老师通常也是班主任。因此，除了授课外，语文老师还是德育、纪律和情感的导师。
小学的钟老师是一位“右派”出身的知识分子，常年穿一件洗得很旧的烟灰色中山装。钟老师那一代的老教师虽然生活窘迫，但都很注意仪表。我最早见识“假领子”就是在钟老师那里。“假领子”是物质匮乏时代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发明，当然，你也可以将其理解成一种迫不得已的生活智慧。“假领子”其实是个误读，“假衬衣”更准确些。这个单品，没袖子，没有前后襟，只有完整的领子和领子下面一尺见方的保留。“假领子”不能单穿，配中山装穿，领口最多能开到两粒扣子，再往下就露馅儿了。钟老师从没漏过馅儿。
钟老师人很温和，即使我们调皮的很过分，他也不会声色俱厉地教训我们。他对作文的要求是言之有物，有话则长，
无话则短。虽然当时的教学大纲上有字数的要求，但钟老师要求并不严格，只要意思写到位了就好。他鼓励课外阅读，如果从同学的作文里看到些课本上没有的新词，会划上红线并打钩。记得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喜用新词争胜，这就难免堆砌和误用，甚至出笑话。钟老师的批阅是划线但不打钩，就是说我注意到你用了新词，
但并不欣赏。这大概也相当于穿了“假领子”，不过我穿露馅儿了。
中学的第一位老师姓章，他酷爱二胡，常坐在家门口咿咿呀呀。在娱乐生活不甚丰沛的年代，“二胡老师”成了校园一景。同学簇拥在他身边得到的音乐启蒙要远多于上音乐课。
我不记得章老师是不是一位演讲爱好者，但他确实重视培养学生的演讲能力。当年的教学大纲里没有演讲课，也就是说演讲能力与考试成绩不挂钩。他为了调动大家的热情，组织了校际演讲比赛。我人生中第一次获奖，就是在那次比赛上。得了第一名，赢回个硬皮笔记本。从此播下种子，隐约觉得将来会吃上“开口饭”。至今依然感恩章老师当年能组织这种在很多人看来“无用”的比赛。
我的最后一位语文老师姓周。我转学到他班里没多久即获重视，他推荐我参加比赛、参加小记者班等等。我虽然成绩中下，他却授权我帮助一位成绩下下的同学。后来明白，帮助同学是假，借机培养我的责任感和自我约束力是真。临近毕业，心思已不在学习上的我，成绩全面下降，只有语文保持稳定。中考时，我做了一个大逆不道的决定：只考语文一门，其他功课弃考。周老师听闻，摇头叹息，但也没有多说什么。只提醒我自己做的决定，自己要负责。
作文是我的强项，天马行空，胡编乱造时最轻松。周老师欣赏我的创造力，常常给我高分。只有一次给了不及格，还约谈了我。记得是一篇看图作文，内容是一位老干部送别押赴刑场枪决的儿子。我编了一篇不错的故事，满心以为可以得到高分。周老师开门见山：“故事编的不错， 知道问题出在哪吗？”我摇摇头，一脸无辜。周老师又问：“你和某某某同学关系怎么样？”我还没作答脸就开始发烧，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我将与我交恶的一位同学的名字包装给了那名死刑犯，自以为聪明，没想到被周老师一眼识破。
语文学习离不开语文老师。教学大纲可能千篇一律，但教学方法可以千差万别。身兼班主任的语文老师，有更多机会观察自己的学生，因材施教完全可以做到。一个发现，一次点拨，一回鼓励都可能点石成金。从小学到中学，我都算不上好学生，但我总能从这几位老师那里得到“我是好学生”的肯定。这在当时算是麻痹，现在看其实是老师在给“响鼓”自省、自觉的机会。
我虽然腾不出时间去做这个演讲，但我依然要藉这点儿粗疏的回忆，向这几位语文老师表达敬意和想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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