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花八门的票:粮票·布票·油票·棉花票……

　　各种票据

　　购一辆自行车所需的手续

　　收藏家徐卫星

　　上世纪70年代的一天，张店街头，年轻的妈妈用小车推着5岁的儿子徐卫星去上班，在路过兴学街一家油饼店时，诱人的饼香引得小卫星口水直流，闹着要吃。妈妈想给儿子买个尝尝，可一摸口袋却发现只带了钱没带粮票。要知道那时候，即使你再有钱，如果没有粮票也买不到食品。妈妈只好说下回再买，可年幼的儿子哪懂得妈妈的解释，他哭着闹着就是要吃，幸亏一位熟人恰巧路过，妈妈借了二两粮票，小卫星才吃上了肉油饼。这一刻，那张能买到香喷喷肉油饼的纸片——粮票，第一次在徐卫星心中留下了印记。

　　30多年过去了，当年那位闹着要肉油饼的孩子，已经成为山东省票证收藏联谊会会长。翻看着他10年来收藏的3000余种近5万枚粮票、肉票、油票、购货券等票证，我们仿佛触摸到了那个特殊的时代：那些城里人没有粮票就吃不上饭的日子，那些为凑足买一辆自行车的购货券绞尽脑汁的日子，那些满街排长龙凭票买食品的日子……

　　粮票就是命

　　没有经历过票证时代的人，大概很难理解粮票曾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粮票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按年龄和工种进行定量，普通工人的粮食定量为27.5斤，特殊工种有补贴。上世纪60年代前后粮食极度匮乏的时期，粮票甚至比人民币更贵重。尽管它只是一张小小的纸片，但是这张纸片则代表着极大的实际价值，如果没有粮票，即使有钱也买不到粮食和食品，就是吃早点买个包子、买根油条都得要粮票。可以说，在那个年代，没有粮票你就得挨饿。”经历过票证年代的徐卫星，这样形容当年粮票的地位。

　　“粮票就是命。”张店59岁的李宏军回忆说：“记得1963年，一次父亲丢了10斤粮票，那个时候粮票就是命啊！家里为这事吵开了锅，父亲被母亲反复唠叨，丢什么也不能丢粮票！那段日子怎么过来的，我现在想不起来了，只记得饿，特别饿！”

　　鸡蛋换粮票

　　在那个年代里，粮票还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只有城市户口的居民才有粮票，农民是没有粮票的。农民按照参加集体劳动的“工分”，可以分得“口粮”，如果不够吃，只能另想办法。而凭粮票才能买到的点心之类的“奢侈品”，农民更是轻易吃不上，他们只能用自己家的鸡蛋和蔬菜，与城里人换些粮票用。50岁的张店东南村村民孙家乐回忆说：“我家那时去城里走个亲戚啥的，想提盒点心，就用鸡蛋换了粮票买。”

　　农民那时凭公社开的证明也可以用粮食从粮食部门换到粮票。只是开证明的理由必须充分，比如农民生病住进城里的医院，需要补充营养、换粮票吃饭之类理由的才行。

　　满街排长龙凭票购物

　　在票证时代，除了粮票之外，还有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票”。据徐卫星介绍，淄博市发行过的就有油票、布票、棉花票、茶叶票，豆汁票、油条票、肉票、水票、糖票、自行车票、香烟票、肥皂票等。“可以说是票证满天飞，只有你想不到的票，没有你见不到的票。衣食住行，市民生活中所需的大部分物品都得凭票购买。”

　　67岁张店居民高绍水回忆说，那时买什么食品都得排队，买次肉得排一两个小时的队。特别是春节前，全市所有的肉铺、烟酒糖茶店、副食品店、商店前都是人头攒动，大伙儿用帽子、大衣、围巾、口罩包裹得严严实实，怀揣副食本和各种票据，在街头排成一条条蜿蜒的长龙，缓缓向前蠕动。

　　攒150张券买辆自行车

　　在徐卫星的藏品中，有一张上世纪70年代淄博市商业局印发的自行车供应票。他说，自行车、手表、缝纫机都是当时人们追求的高档商品。由于物资极度匮乏，经常是一个单位一年只能发到一两张票，弄到张自行车票太难了。

　　有了自行车票，还得凑够大约150张淄博市商品购货券，才能带足钱去买自行车。购货券是按职工工资总额的5%发放，即每20元工资发一张，每月发一次，半张券能买一片双面刀片，一张券能买一块香皂。“那时候普通工人的工资也就30元左右，一个月最多发一张半券，一年才18张券。想买辆自行车太难了，经常得借遍亲朋好友。”

　　好不容易攒够了票，攒足了钱，自行车买到了手，那也不能舒心。要是自行车零件坏了得换件，还需凭淄博市商业局印发的修车购买证才能更换。没有修车购买证，那您的自行车就只能放在那儿。

　　票证时代远去了

　　改革开放后，流通体制搞活，各色商品丰富起来，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不需要凭票购买的商品越来越多，许多票证渐渐消失了。1991年，淄博市粮食局发行的最后一套粮票——《淄博市细粮票》。1992年，国务院发布政策，从1993年元旦起全国停止粮票流通，全国开放粮油市场，曾占据“第一票”位置的粮票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票证时代远去了，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但那段艰难的票证岁月，却已沉淀在千千万万人的记忆中，共同见证着那段历史。

　　图/晚报记者孙伟庆文/晚报记者 胡丽萍

七十年代的票证记忆 - 粮票、油票、布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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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七十年代，如果你手中只有人民币想买到生活的必需品，那只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美好愿望而已。那可是个不折不扣的“票证年代”，大事小事都要严格遵循票证制度。

    在“文革”末期，票证有：粮票、油票、煤饼票、豆制品票、肥皂票、香烟票、火柴票、肉票、鱼票、蛋票、布票、煤油票等，另外还有一本每户人家购紧张商品用的购货证。逢年过节时，有许多的票证临时等待通知才知道用于购买何物。而这些票证中又细分为许多不同的种类。如粮票中就可分为粳米、籼米，油票中又有菜油、麻油之分等。那时节，一个人若没有票证，你就寸步难行。假若你出差在外，首先要凭单位证明兑换好全国粮票，否则，全国的大小饭店、市场，一律谢绝供应，哪怕你说破嘴皮，连一片饼干也买不来，你就等着挨饿吧。

    每个家庭每月要弄清这数十种的票子的用途，况且，那许多的票子颜色、大小十分接近，政府为了贯彻节约的原则，票子印得非常小，像粮票、油票等，不及小指宽，只有半寸长，对于眼神不好，没有文化的老太太或家庭主妇来说，辨别这些票子，那是一个不小的困难，常常闹出许多笑话。有些老年人因为老眼昏花，看颜色相近，时常将豆制品票拿去买肥皂，油票拿去买火柴。

    在七十年代，就算买包烟也要凭票，虽然市面上供应的都是三四角钱一包的中低档香烟，那也得揣张票才能买到。每家每月的供应量还分为大小户，八包或十六包，三角以上的烟为甲级，三角以下的为乙级烟。有些人烟瘾上来了，就不得不拉下面子，死皮赖脸地跟女营业员死磕。他们围聚在柜台前，伸长了脖子问：“能用乙级票买甲级烟吗？放一码吧，做做好事吧！”或者他们会向前来购烟的老年人“游说”，“你们年纪大了，香烟吸差一点的还可以给孙子买上两粒糖吃，把好烟票换给我吧，我叫你爷爷也可以”。就这样死缠着不肯走开，像一群苍蝇一样叮在柜台前。这些烟鬼们还会采取“移花接木”的方法，将烟票涂改嫁接，他们惯用的伎俩是号码粘贴拼接，或用同色的笔来修改号码，做起来不亚于姑娘绣花般的细心，一不小心就要被他们蒙混过关。

    而那些粗陋的票证往往还会印些指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严禁倒买倒卖”，“服务人民，凭票供应”，一副大义凛然的脸孔，让人捏在手心里都要冒汗。如今，这些玩意儿已变为旧物市场上的新贵，赤裸裸地敞开胸膛，等着爱它的人来赎。

四川人樊建川在刘文彩的老家搞了一个“博物馆聚落”，大有与阶级斗争时期著名的“刘文彩庄园”比美之势。实际上，樊建川与刘文彩就一路之隔，每年有数十万人慕名到刘文彩庄园参观，其中一小部分会顺便参观樊建川的博物馆，几乎百分之百都会被震撼。

1949年岁末，人民解放军进军四川。主力部队是刘邓率领的二野大军，从川东也就是现在重庆的酉秀黔彭进入四川。贺龙率18兵团从陕西翻越秦岭进入成都平原，这支部队的主体是山西、河北子弟。进川后，他们的后代顺理成章地取名“进川”、“建川”等。

可想而知，这就是“樊建川”名字的由来。樊的父亲、岳父都是18兵团的老兵，并且参加过抗日战争。这使樊建川自幼就有浓厚的战争情节。

2005年，也就是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樊的“博物馆聚落”中的第一部分建成开馆，计有：中流砥柱馆、国军抗战馆、飞虎奇兵馆、川军馆、战俘馆。其中的国军馆和战俘馆都弥补或矫正了人民记忆中失却和错误的部分。

一个月前，樊建川电我，说他的三个新馆开张，让我去看看。

于是，我便看到了一个由“月经带”引出的故事。

樊建川新开的三个馆是：红色年代、章钟印、三寸金莲。

红色年代馆收藏了自1950年至1990年代的各种物品。包括票证、瓷器、日常生活用品等等。

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几乎所有的物品都要凭票供应。所以有粮票、布票、油票、肉票等。但供应月经带的票我还是第一次听到、看到。

这个尿壶上画有美国总统杜鲁门的漫画，那时的人民直接、纯朴、可爱。

“伟大的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副统帅身体扎实，永远扎实！”。

一种东西多了，它就不是数字，它就成了另一种东西了。比如，它可能成了历史、成了纪念碑，等等。

比如，樊建川收藏文革时期的钟，当这些钟的数量超过10000口的时候，它是什么？警钟还是丧钟？

还有：

文革时期的私人日记、书信，有数十万份。

镜子，数万面。

毛的像章，十万枚以上。

毛的塑像，数万座。

过去的报纸数吨。

过去年代的电影、新闻简报等，15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