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地址：西坝河（一）当年特务接头的地方作者：-京东草根-
2017年8月15日拍摄于西坝河
拍摄器材：索尼黑卡RX100 Ⅲ插图功能直接出片未经加工
据介绍：朝阳区的“西坝河”和“东坝”也是根据阜通河上的大坝得名的。
“西坝河”位于常庆坝以西，所以得名。
坝河以前称作阜通河是一条人工运河。源于东城区东北护城河，自西向东在朝阳区东郊边界入温榆河，属北运河水系。主要支流有北小河、亮马河和北土城沟等，主河道全长21．63公里，流域面积158．4平方公里。
主要支流有北小河、亮马河和北土城沟等，主河道全长21．63公里，流域面积158．4平方公里。
此河流了630多年。只不过，630多年前的1279年，此水面宽为如今十倍、达二三百米，此水深为如今十倍、达一二十米。那时元世祖忽必烈下旨开挖的一条运河，向首都——元大都（北京）运粮。
从历史上看，金代金世宗在金大定五年春，令官籍监户、东宫亲王人从及五百里内军夫浚治。坝河当时称金漕渠。元代至元16年，开设运粮坝河，改隶户部。《元史。王思诚传》记：开坝河，设坝夫八千三百七十有七，车户五千七十，出车三百九十辆。船户九百五十，出船一百九十艘。至元二十八年十二月辛卯，浚运粮坝河，筑堤防。大德三年（1299年），罗璧疏通阜通河（坝河），并展寛了河道，使大都漕运岁额增加六十余万石。
元朝初年，为了解决大都——通州间的粮运问题，在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采纳郭守敬的建议，在旧水道的基础上，拓建成一条重要的运粮渠道，叫阜通河。阜通河以玉泉水为主要水源，向东引入大都，注于积水潭。再从潭的北侧导出，向东从光熙门南面出城，接通州境内的温榆河。温榆河下通白河（北运河）。玉泉水的水量太少，必须严防泄水。运河河道比降太大，沿河必须设闸调整。为了上述两个目的，水利学家郭守敬于40多里长的运河沿线，修建了七座水坝（千斯坝、常庆坝、郭村坝、西阳坝、郑村坝、王村坝、深沟坝等7处大坝），人称“阜通七坝”。阜通七坝闻名大都，民间则称这条运河为坝河。坝河的年运输能力约为100万石上下，在元朝，它与稍后修建的通惠河，共同承担由通州运粮进京的任务。
解放后七座坝址的变化不是太大，有些坝名经过七百多年的变迁已经改动。如今的尚家楼闸房、酒仙桥闸房、驼房营闸房、北岗子闸房，东坝闸房、三叉河闸房、楼梓庄闸房、沙窝闸房。这些闸房大多都在原址附近重建，由于历史的变迁河道改道，原来的郭村闸移动到了酒仙桥的老庙附近。（根据网文整理）
坝河以前称作阜通河是一条人工运河。源于东城区东北护城河，自西向东在朝阳区东郊边界入温榆河，属北运河水系。主要支流有北小河、亮马河和北土城沟等，主河道全长21．63公里，流域面积158．4平方公里。
主要支流有北小河、亮马河和北土城沟等，主河道全长21．63公里，流域面积158．4平方公里。
此河流了630多年。只不过，630多年前的1279年，此水面宽为如今十倍、达二三百米，此水深为如今十倍、达一二十米。那时元世祖忽必烈下旨开挖的一条运河，向首都——元大都（北京）运粮。
从历史上看，金代金世宗在金大定五年春，令官籍监户、东宫亲王人从及五百里内军夫浚治。坝河当时称金漕渠。元代至元16年，开设运粮坝河，改隶户部。《元史。王思诚传》记：开坝河，设坝夫八千三百七十有七，车户五千七十，出车三百九十辆。船户九百五十，出船一百九十艘。至元二十八年十二月辛卯，浚运粮坝河，筑堤防。大德三年（1299年），罗璧疏通阜通河（坝河），并展寛了河道，使大都漕运岁额增加六十余万石。
元朝初年，为了解决大都——通州间的粮运问题，在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采纳郭守敬的建议，在旧水道的基础上，拓建成一条重要的运粮渠道，叫阜通河。阜通河以玉泉水为主要水源，向东引入大都，注于积水潭。再从潭的北侧导出，向东从光熙门南面出城，接通州境内的温榆河。温榆河下通白河（北运河）。玉泉水的水量太少，必须严防泄水。运河河道比降太大，沿河必须设闸调整。为了上述两个目的，水利学家郭守敬于40多里长的运河沿线，修建了七座水坝（千斯坝、常庆坝、郭村坝、西阳坝、郑村坝、王村坝、深沟坝等7处大坝），人称“阜通七坝”。阜通七坝闻名大都，民间则称这条运河为坝河。坝河的年运输能力约为100万石上下，在元朝，它与稍后修建的通惠河，共同承担由通州运粮进京的任务。
解放后七座坝址的变化不是太大，有些坝名经过七百多年的变迁已经改动。如今的尚家楼闸房、酒仙桥闸房、驼房营闸房、北岗子闸房，东坝闸房、三叉河闸房、楼梓庄闸房、沙窝闸房。这些闸房大多都在原址附近重建，由于历史的变迁河道改道，原来的郭村闸移动到了酒仙桥的老庙附近。（根据网文整理）
西坝河应该是因水坝得名，如今这河里还是有堤坝作用才有河水，否则河道几乎见不到河水了。
桥下有二处悬空管道。
这样的电力塔城区居民区附近已经不多见了。
不光河上的桥变大了。连行人过马路也要过桥。
附近开起了国美电器店。
老桥早已不见了踪影，网上连照片也搜寻不到。下面是几张当年出版的连环画页，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当年桥的模样和规模。
下面是当年新华社的报道
苏联间谍落网记
（新华社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二日讯）
我有关方面掌握的大量确凿的事实表明，在苏联当局的指使下，苏联驻华大使馆有一批人员披着各种合法外衣，滥用外交特权，进行间谍活动，猖狂地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粗暴地践踏公认的国际法准则。苏联驻华大使馆从事间谍活动的人员和苏联派遣特务分子，自以为他们躲在阴暗角落里偷偷摸摸干的见不得人的勾当无人知晓。他们太愚蠢了。他们的罪恶活动，逃不出有着高度革命警惕性的中国人民雪亮的眼睛。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五日夜晚，首都的大街上，行人已渐渐稀少。一辆灰白色的苏制伏尔加牌小轿车，从苏联驻华大使馆匆匆驶出，穿街转巷，往东北郊疾驰，在离市区约九华里的北环东路的一个阴暗处，骤然停下。从车里鬼头鬼脑钻出两个人来。这两个人，一高一矮，朝着前面约一百七十米处的西坝河桥走去。高个子手里还提着一个沉甸甸的旅行包。他们来到这座约十五米宽三十米长的桥的东北角，停了下来，左右张望，然后一前一后消失在桥下。那辆灰白色的小轿车，车号是“使01-0044”，载着一男两女，继续往西北快速离去。
这五个人就是苏联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马尔琴柯夫妇、三等秘书谢苗诺夫夫妇和武官处翻译科洛索夫。他们在离开苏联大使馆的时候，煞费苦心地进行了伪装。汽车由马尔琴柯亲自驾驶，他的老婆和谢苗诺夫的老婆掩护谢苗诺夫和科洛索夫伏在汽车里面。为了在行进途中停车下人时不易被发现，他们还改装了汽车尾灯电路，踩闸时使得尾灯不亮。他们在黑夜的掩护下，匆匆去干着肮脏的间谍勾当！
秘密接头
当场拿获高个子的谢苗诺夫和矮个子的科洛索夫躲藏在桥下面。这时，已是晚上九点十分。太阳宫人民公社的田野里，一片寂静，除了附近村子里传来几声狗叫声外，只偶尔有几辆汽车从西坝河桥上驶过。
约莫二十五分钟后，桥的西头突然出现两个人影。他们在桥上徘徊了片刻以后，走到东北角的桥头，发出了对暗号的声音。然后，就钻进桥下。这两人就是苏联派遣特务李洪枢和他的同伙。据后来李犯供称，他走下桥后，谢苗诺夫两眼紧紧地望着他。李洪枢重复了接头暗号。于是谢苗诺夫就一把搂住他拥抱起来，一边还用俄语喊着：“亲爱的阿麟！”（“阿麟”是李犯同谢苗诺夫、科洛索夫对暗号时用的名字）。李洪枢随即将一个白口罩交给谢苗诺夫，这里面藏着一份用小塑料口袋密封的密写情报和按照苏联特务机关的指示退回的大头针形密写工具。谢苗诺夫就把那个沉甸甸的手提旅行包交给了李洪枢。这时，敌人以为得计，忘乎所以。但是，他们高兴得太早了。
正当这些家伙躲在阴暗的角落里进行与中国人民为敌的罪恶勾当的时候，西坝河桥上空出现一道红色的信号弹。接着，升起了照明弹。我英勇的民兵同公安人员一起，从四面八方直奔西坝河桥下，“抓特务”之声响成一片。
桥下的特务、间谍分子，顿时乱成一团。谢苗诺夫见势不妙，随手将他刚才从特务分子李洪枢手中拿到的藏有密写情报的白口罩，扔进旁边的河沟里，妄图毁灭罪证。但是已经太晚了。谢苗诺夫等就在作案现场--西坝河桥下被我公安人员和民兵拿获。当场还缴获了谢苗诺夫给李洪枢的手提旅行包，被谢苗诺夫扔掉的白口罩，也为我机智的民兵在河沟里捞起。人赃俱在罪证确凿
谢苗诺夫等被当场拿获，惶恐万状，浑身打颤。人们发现，原来这两个苏联间谍分子作贼心虚，在作案前都化了装。谢苗诺夫在他的西服外面罩上了一件蓝色的中国普通棉大衣，科洛索夫则身穿一套蓝色中国制服，头戴一顶蓝色单帽，脚穿一双黑布鞋。两人都戴着大口罩。
愤怒的人群纷纷质问道：“你们是什么人？”谢苗诺夫慌张地用结结巴巴的中国话回答：“我是苏联大使馆的。”随即从口袋里掏出他的外交官身份证。人们更加愤怒地大声质问：“你们是苏联大使馆的，深更半夜，跑到郊区这个桥下面干什么？”面如土色的苏联间谍分子不知所措，无言以对。
公安人员和民兵当场在间谍分子面前，打开谢苗诺夫交给李洪枢的手提旅行包，里面是一个用深灰色间白色的毛毯裹住的大包。包里有两个长方形的蓝色袋子，袋里有一部由快速收发报机组成的小型电台（这部电台分装在两个黄色的金属盒里，盒盖上漆有一个红“十”字和“为人民服务”字样，作为伪装），一张关于如何架设天线的示意图，苏联特务机关为其派遣特务李洪枢规定的一张电台联络频率时间表及联络方法，一张紧急联络用的频率时间表，苏联特务机关给李洪枢等的一封密写“指示信”，一份在中国秘密建立反革命组织的纲领，两封反动信件，两瓶密写显影药，八包用来保护收发报机的防潮粉，一张苏修特务机关伪造的我边境空白通行证和一份指示如何填写伪造通行证的样本，以及特务活动经费人民币五千元，北京市布票和粮票、面票，等等。真是人赃俱在，罪证确凿。
苏联间谍分子无可抵赖，不得不低下头来。这一切都被摄入了镜头。
就在这个时候，马尔琴柯驾驶那辆挂着“使01-0044”牌的灰白色伏尔加牌小轿车，带着他的老婆和谢苗诺夫的老婆，又疾驶而来。这是准备接走谢苗诺夫和科洛索夫的。我公安人员当即将它截住，并将这三个苏联间谍分子拘留起来。利用外交特权进行间谍活动
长期以来，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为了颠覆中国无产阶级专政，不断地派遣特务间谍潜入我国，进行搜集情报、建立反革命组织等颠覆破坏活动。这次被捕获的李洪枢就是由苏联军事情报机关在一九七二年六月派遣来的特务。
据李犯供称，他是在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从特务电台里收到苏修特务机关的“指示”，按照它的规定，在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五日上午九点多钟用微型无线电信号机向苏联驻华大使馆发出信号，取得联系，并在当天晚上九时半至十时间去西坝河桥下，同苏联驻华大使馆的人员秘密接头，接收一部新的特务电台和其它间谍用品，同时递交情报。
对特务分子李洪枢的审讯表明，这次在西坝河桥下被我缴获的间谍用品和活动经费等，还只是经由苏联驻华大使馆提供给他进行特务活动的用品和经费中的一部分。
李犯还供称，他除了通过特务电台直接接受苏修特务机关的“指示”和直接为苏修特务机关提供情报外，还多次通过苏联驻华大使馆秘密转交密写情报和接受苏修特务机关的密写“指示信”。在这些信里，苏修特务机关多次指示他进行各种间谍破坏活动。在这次缴获的“指示信”中，就给李犯规定了在北京同苏联驻华大使馆间谍分子传递情报和交接特务工具的四处秘密点，对他提出了搜集我党政军等方面情报的具体要求，还要他在领取新的电台后“要保证稳定的通讯联络”，等等。
我有关方面掌握的大量确凿的事实表明，在苏联当局的指使下，苏联驻华大使馆有一批人员披着各种合法外衣，滥用外交特权，进行间谍活动，猖狂地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粗暴地践踏公认的国际法准则。苏联当局最近还口口声声要同中国“建立正常而良好的关系”，难道你们就是这样来建立正常而良好的关系的吗？
苏联驻华大使馆从事间谍活动的人员和苏联派遣特务分子，自以为他们躲在阴暗角落里偷偷摸摸干的见不得人的勾当无人知晓。他们太愚蠢了。他们的罪恶活动，逃不出有着高度革命警惕性的中国人民雪亮的眼睛。
事实上，无论是派遣特务李洪枢的反革命活动，还是苏联驻华大使馆一些人员的间谍活动，都早已为中国人民所觉察。因此，当他们在一月十五日晚上进行肮脏的反革命勾当时，就无一漏网地被我当场拿获。
马尔琴柯、谢苗诺夫、科洛索夫等五名苏联间谍分子，已于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九日被我国政府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并于当天被立即驱逐出境。对背叛祖国、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效劳的特务分子李洪枢等，正在继续审讯中。这是对苏联政府和苏联驻华大使馆的严正警告，如果他们胆敢继续在中国进行这种罪恶活动，他们必将自食其果，绝没有好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