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虎


出塞

    老北京城最大的特点是方方正正，街道像棋盘一样横直竖平，基本都是南北东西、方向正直。大街之间多如牛毛的胡同（新中国成立初统计有2550多条）也都规规矩矩排列整齐。

   而在大街小巷中是大大小小的四合院，四合即东西南北四面房屋合围，中心是院子，形成院落，但规模和繁简不同。特别是民国以前的封建社会其规制是及其严格的，什么品级地位从大门到房柱上的绘图都有严格规定，逾制是可能掉脑袋的。

    经过数百年的营建，北京四合院从平面布局到内部结构、细部装修都形成了京师特有的京味风格。四合院是北京传统民居形式，辽代时已初成规模，经金、元，至明、清，逐渐完善，最终成为北京最有特点的居住形式。

   上图是我的小学校园，它先是明朝驸马石璟的府邸，后清朝的克勤郡王岳讬的王府，是除皇宫最高级的四合院了。它是12板，内外各12柱，门上12门当（柱头）、一对巨大的户对（石狮）的大门，即只要看大门的门当户对就知道主人的身份地位了。直到最简单的民居，不管几户人家也要围成一个四合院。

    我小时候家住后老来街5号，是有高台阶的门楼。前院就一排房，带一个小夹院，后院是有走廊的四合院，正房是二层楼。曾住过日本人，抗日战争胜利后作为日产被国民党没收，解放后又被共产党没收，成了父亲单位（国际新闻局）的宿舍。院子里住的都是翻译，很多都有留学经历或是归国华侨。那时刚刚建国，他们从四面八方聚集而来，或千里迢迢从国外投入新中国的怀抱，正是热情高涨，激情满怀。下班后三五成群高谈阔论，这些衣冠楚楚，风度翩翩的才子，操着各国语言，像个小小联合国。情致所致人们会表演一段提琴独奏或各种乐器来上一个合奏，在院子里就形成自发的音乐会。我们有时围坐倾听，有时则里院、外院、楼上、楼下，捉迷藏。那时的记忆就是无忧无虑，欢声笑语永远充斥着四合院的角角落落。

   节假日大人们搭帮结伙去单位参加舞会，我们孩子有时也会缠着跟去看热闹，更主要的是去吃舞会上的小点心等零食。大人们不好意思和孩子们争，所以大人们只管跳，我们只管吃。

   再后来我家搬到新京几道4号，比老来街大且漂亮的四合院----两个正规四合院在西，一个有南北房的挺大的花园在东，三个院呈品字形，有个八角形的每面都是大玻璃窗的花厅在三个院的交叉点上，全院有走廊连接。这座院子原来是官宦人家，老来街是两扇黑漆门，这是四块板的朱漆大门，门前有半间房的空间，门扉位于中柱的位置，将门庑均分为二。五级高台阶，一对威严的石狮分坐两旁，我们孩子爱爬上去骑一骑狮子耍威风。进大门是一个小院，正对大门有雕花的砖影壁。左拐四块绿色木板门，可全部打开，但平时只开两扇。右面开了一个小门，原来这面墙没有门，是整面墙。改成单位宿舍后从有花园的大院中劈出半间变成传达室。从传达室通过直接就到了花园，而以前是必须绕过西面的两座院子，才能进花园。

    西边前院，北房三间，居中一间正面都是顶天立地的镂花门，可全部打开，把整个房间敞开。与两旁的厢房的隔扇也是顶天立地的镂花门，如果也都打开就成了通透的大房间。南屋是成长条的两间，原来应该是下人住的。前院西边也有一个小院，有绿色的大屏风相隔。这里的南屋是车房，想来大官是有马车或轿子的。成了宿舍后改成男女两座厕所了（那以前的老四合院应该是没有抽水厕所的）。绕过东房和北房前走廊，从水房和公共澡堂旁的通道，进入中院，才应该是一家之主的住房。北房五间，中间三间与前院相同，两边各加了一个带前后屋的偏房（这些墙不是镂花木门隔扇式的墙）所以实际是七间。两旁后屋之间有窄窄长长小院。我家住着顶西边的三间，即西厢房、偏房，加后屋共三间。前屋是客厅、餐厅又是父母的卧室、书房。放了一套沙发，一套餐桌、板凳，一张大床，一个两头沉（分体式的，上面一大两小，两边还各有三个抽屉）的大书桌、藤制太师椅，父亲的两个红木书柜，一个书架，还有上面放着养了几条金鱼的扁园型鱼缸的五屉柜（我在《小猫钓鱼》里写过，我家小猫和金鱼的故事）。后屋是哥哥和弟弟住，我和姐姐住西厢房。奶奶住在中院东南角的小屋（是八角花厅里隔出来的）。住在东边前后屋的杨家，也有一个与我哥哥年龄相仿的男孩住在后屋，关系不错，所以有时我们为了不打搅专心致志工作、看书的父母亲，就从小院到杨家去窜门。一次在院子里发现了一只受伤的小刺猬，也曾经养在小院里（另有回忆《小刺猬》）。年年我们都会在妈妈的带领下把不小的中院，种满茉莉花，指甲草（凤仙花）、美人蕉、再顺着走廊种一圈喇叭花。

    我们称作后院的花园，只有南北房，格式与中院北房相同，但都少一间西偏房。院子靠西墙有一排百年大槐树和榆树（困难时，槐树花和榆钱可成了众人所爱），南北几棵毛桃，中间几棵白色、紫色丁香，树木间青砖小路蜿蜒曲折。花季时，姹紫嫣红满园清香。院子中有一个压水机（靠人力压，抽地下水，那时北京水位高），每年人们都会很自觉地压水浇树浇花。孩子们也会在带领下卖卖力气，其实也是觉得新鲜、好玩还能得到叔叔、阿姨的表扬。三年困难时大家都不种花了，成了一块块的菜地，部分地砖也被翘了。

    当时全院住了十几户人家，那时家家孩子都比较多，全院也有几十个。在这，我从六七岁住到19岁，度过了童年、少年到青年，留下了无数美好的记忆。记得那时我们还自编自演节目，前院走廊当前台，四扇绿门后的入大门的小院就是后台。人多的节目四扇绿门都打开，就是大舞台。有模有样的，每次得到大人们的支持和赞赏。孩子们特别喜欢的是在院子里捉迷藏---大院套小院，犄角旮旯多，可比老来街强多了。我们院子前面还有很大一块空地，孩子们在那里玩跳皮筋、拽包、跳房子、“红绿灯”、猜猜看、捉小鸡、找朋友、“我们要求一位人”.....很多儿童游戏，简直是“儿童王国”。令左邻右舍的孩子们羡慕不已，街道上也屡屡称赞：“看这院出来进去的孩子尽带杠杠的！”。大人素质高，孩子们就能团结友爱。我们院子里很多孩子当过大队长、中队长，小队长就更多了。

     那时我的同学也爱来我家，还记得离家很近的北闹市口有一中药铺，小学我们几个同学常相约去买5分钱酸梅就能煮一大锅水放上糖，晾凉了喝-----自制的酸梅汤。还记得那药铺高高的黑色木制柜台，店员用小铜秤从一个个小木抽屉中拉开一个，抓出几粒红褐色的梅子，秤好后用纸包成一个小小的包。我很多次清妈妈做好了，招待我的同学，有时妈妈还放几片自己种的薄荷叶。

    我们胡同不长只有四个门牌号，其中三座都是带走廊的四合院，和一座（三号）像藏式的红砖小洋楼（一圈相连的二层楼房围成一个封闭的院子，外面只有几个小小、高高的窗子）。最东边(一号)是总政的宿舍，其中一个小院长年紧闭，只见小汽车进出。中间一座(二号)是私宅，主人住在后面的院子，前院是幼儿园（好像也是私立的，孩子不多）。文革中房主不知去向，一部分为派出所所占。另一部分被原来在我们院和这座私宅的高大院墙之间利用几尺宽的夹道，搭上房顶而成的一个没有窗户，只有门的长条屋子的主人（文革中此家因出身好，女主人造反有功竟成了革委会主任）堂堂皇皇地住进去。

    而我们一家东分西散，北京的家没了。姐姐去了辽宁、我和大弟去了内蒙、哥哥去了吉林（后转去河南）、小弟去了北大荒，父母去了河南，多少年后才陆陆续续回到北京。我特意老地方去看了看，新京几道连后京几道、西 京几道、中京几道全没有了（前京几道58年修民族宫的时候就拆了），那些漂亮的四合院也都没有了。可那座小红楼不知有何背景竟然幸存下来，在火柴盒般的一片新楼中傲然挺立。 注：京畿道的京指天子定都的京师, 畿 指以天子居住地王城附近的地方。

见[心爱猫咪]转贴：挺身卧轮拦车2000猫咪获救

很气愤,而有人的回帖让人更气愤,所以不得不说

此人回帖如下:你们吃饱了这么闲，每天路上跑这么多运猪的货车你们怎么不去拦？也难怪，猪长这么难看，这么脏，不会讨你们喜欢！！！
  收起你们虚伪的同情心，有这闲工夫干嘛不去山区看看，那些上不起学的孩子，每天爬几座山去上学的孩子？难道说现在这个社会人已经不如猫狗了？
  还有人说猪养来就是要杀的，可笑，就因为猪没用你就剥夺他的生命？那那些乞丐是不是也可以拿去杀了，反正他们也没用，杀光算了。
  （（（（（（（等什么时候中国贫困人口的这些问题都解决了，那你们这么做别人也不好多说，不然你们就是在把本来应该拿去帮助贫困人口的钱花在猫猫狗狗身上？这就是你们所谓的爱心？））））））
  你们可以这么做，这是你们自己的事，也许并没有错，但是你们绝对别说自己很有爱心，这会让人恶心！！
  一帮虚伪的人！！！！！！！！

     不知道你是同情猪哪,还是觉得除了人都可以吃?你知道广东人怎么吃猫:扔到开水锅里活活烫死.有的屠宰场杀猪,用铁钩吊起灌水,灌得屁滚尿流,吐血,甚至灌死.还有人发明了活吃牛,活着从牛身上一块块割肉,因怕牛疼得倒下,所以用木头架住,贾平凹写到亲眼见牛已经前胸,四肢鲜血淋淋但还不能让它死,有人要吃牛鞭,当场割下.......如此残忍你能无动于衷,对这些不应该管吗!再说了这跟救人有什么矛盾,救猫的人比你更有爱心.如果非要把人的问题都解完再解决动物的问题，那时候恐怕已经没有动物了。指责别人伪善那不知您有什么善举?

    不以善小而不为，搭救一只猫或其他动物，可能是件微之小事，但却让我们看到一颗善良的心。也许你没有能力或根本就不愿意去做，但也绝不应当嘲笑和讽刺这种行动。一个对残害生命，唯利是图的恶劣行为毫无感觉冷漠无情的人，我不相信他能去关爱他人。别看这些人振振有词，小事不屑做，大事做了吗？您又救助了几个学生。一个退休工人可以倾其所有收养小动物，是他们的心太软，太善良，太忘我，很高尚。我做不到，但我敬佩！有的人钱多得不知怎么花，去吸毒，去糟蹋，两相对比就看出品格的高下了。没有能力支持也就罢了，还“慷慨激昂”地反对合适吗！？

    媒体多有报道：北京非法狗市，活剥狗皮吃肉；山西养狐狸地区生剥狐皮取皮；东北养熊场，为取胆汁，长年插入导管，怕熊因为疼拔掉，圈在无发动弹的狭小笼中，任它们发炎，腐烂，折磨死了还要取熊胆；候鸟生息地，套鸟剪翅卖给餐馆；......数不胜数，触目惊心。说什么外国人对中国人有偏见，仇视，污蔑中国人，可这些中国败类所作所为，还用外国人说吗？！即使为了中国和中国人的声誉我们也不该坐视不管。

     不止为了那些可怜的猫，也是为了一切本应和人类同生存于地球上的美好生灵，不能再让这种人肆无忌惮，胡作非为。否则正义不得申张，坏人倒很嚣张，天津猫贩子不是还反告护猫者侵犯人权，侵占他的私有财产吗？！（其实都是偷来的，但没有当场抓住，就很难处理，公安机关甚感为难）。强烈呼吁动物保护法出台！人类有什么权力统治和残害早人类千百万年甚至更早就来到世间的生命。后来居上者竟迫使无数动植物走向衰亡直至灭绝。罪过！罪过！子孙后代会骂我们愚蠢，自私的。有良知，有责任感的中国人不应置若罔闻。

     刚看到某君的谬论是很气愤，进而想持相同观点的可能还不在少量，传统的人类唯我独尊，枉自为大观念和只顾眼前，不计后果，为我所需，索求无度的态度，还广泛存在。也许他们只不过是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那么想想气候为什么变暖，环境为什么恶化？广袤无边的大森林，一望无际的大草原那去了？河流为什么干涸，沙尘为什么肆虐？......一只小小的猫固然管不了，但积小成大，积少成多，触类旁通，到了无可挽回时，悔之晚矣！中国人该清醒了！！地球人该节制了！！！*

作者：石岩 《南方周末》2017年12月21日

电影《芳华》正在热映，中国军队的文工团改革早已拉开大幕。

2015年11月，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后，“裁减军队员额30万，精简机关和非战斗机构人员”，“下决心全面停止军队有偿服务”成为重要的强军目标。2016年，部队文工团“被撤编”的消息不时见诸媒体：据中国军网报道，南京军区前线文工团撤编后，更名为东部战区陆军前线文工团；广州军区战士文工团与杂技团合并，更名为南部战区陆军文工团。

而伴随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组建，原总政治部的总政三团“摘牌”后已分别更名为军委政治工作部歌剧团、话剧团和歌舞团。更名后有何具体改革措施，目前尚无进一步消息。

“本来说去年（2016年）春节出方案，后来等到现在了。”原总政歌剧团副团长程桂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目前原军区文工团基本已经变更完毕，海陆空军种文工团保留，原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文工团为主体转隶组建陆军政治工作部文工团，“二炮文工团变成火箭军文工团，解放军艺术学院更名为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

此次文工团的撤编、更名以及后续的改革，与新形势下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要求相关。

中国的部队文工团经历了不同的时代变迁，最早的历史可追溯到红军时期，名称也几经更替。文工团经历了多少变革，在革命战争年代以及和平时期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南方周末记者分别采访了原海政文工团副团长付林、程桂兰，原战友文工团副团长甲丁等，他们分别是40后、50后和60后，各具丰富的人生经历，也见证了不同时代的文工团。

文艺是最好的动员方式

文工团中的“老资格”可以把历史回溯到红军时期，像原广州军区战士文工团就乐于说自己前身是红四军宣传队。党自建军素来重视文艺的宣传鼓动作用。1930年前后，红军各级政治部成立了艺术股。1931年，中央苏区第一个剧团“八一剧团”成立。1932年成立的工农剧社，建立起了从中央总社到基层的“蓝衫团”的垂直机构，苏联红军的影响十分明显。

歌曲创作方面，“红军时期‘军歌’有两个来源，一是将各地从军者带来的民间小调重新填词，二是把国外的歌曲重新填词变为我军军歌，最典型的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甲丁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红军的文艺传统被带进八路军和新四军。抗战军兴，大批知识分子涌向国共两党。“国军那边有刘雪庵，上海国立音专毕业……我军专门人才不多，延安和各根据地吸引了大批小知识分子。”杨浪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位生于1950年代的媒体人，出版过专著《老歌的发现》。

抗战开始后，中共先后在延安办起十七所干部学校，以吸纳投奔而来的知识分子，抗日军政大学是其中之一。1939年，抗大一分校文工团成立。有亲历者回忆，这是中国军队第一支自称“文工团”的文艺团体。

当时，“文工团”叫法并不多见，根据地大量存在的是剧社。唱歌、跳舞、刷标语、摄影、出报、街头演讲，参加武工队，都可能成为社员的工作。社员身份极其杂驳：小学生、小学教员、小地主、民间艺人，以及复旦、燕京等大学和北平艺专的洋学生。

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负责把社员训练成文艺战士。鲁艺代表着“高级”“专业”，学员、剧目，沿军区、军分区、师、团、基层部队、地方等路径源源不断输送到各根据地。对普通大众进行思想动员，不能读文件和马列书籍，“文艺是最好的方式”。

杨浪收集了抗日时期很多油印的歌片、剧本，“光《放下你的鞭子》就有若干版本。这些读本是供鲁艺以下的剧社们去复制的”。1930年代到1940年代，延安上演来自苏联等国的经典名剧，也上演自产的大秧歌、群众歌咏、平剧、活报剧，东西方文化交融起来，“被八路军、新四军的戏班带到中国的乡野”。

鲁艺提供养分，但大量创作仍需基层剧社独立完成，其产量令当代院团难以望其项背。从1943年7月到1944年7月，冀热辽军区政治部尖兵剧社演出了剧本58部，军歌、战歌、群众歌曲、器乐曲、宣传画、连环画、街头诗120多件，出版《大众报》3期和《尖兵歌集》6集以及供连队、乡村学校使用和阅读的文娱材料，组织了83场舞台演出，105场音乐会。

宣传攻势接连不断，剧社的创作周期很短，“现挂”能力必须很强。很多剧目从剧名就可以反推主旨：《救国公粮》《反扫荡秧歌舞》《反投降秧歌活报》《三八妇女节活报》《生产大活报》……这些演出在乡村是宣传动员，也是视听奇观。大型活报《跟着聂司令前进》约500人参加演出。凌子风扮演聂荣臻，骑着马，列在队伍最前方，陈群站在山头纵情歌唱。浩浩荡荡的演出队伍沿山脚下、河滩里的大道，边舞边唱进入会场。

1940年代，根据地组织形式日趋定性，开群众大会，演文艺节目，帮助建立政权成为新根据地的“三部曲”。《敌后的文艺队伍》一书描述，1941年，平山县群众剧社的秧歌舞里“有人扮演蒋介石、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身上挂着‘顽固派’、‘亲日派’的牌子，被工农兵群众包围谴责，狼狈不堪”。而在1943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声“一直传到北平郊区”。

学者郭国昌把抗战时期的文工团分为两个阶段。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民族主义是主流；座谈会之后，“为工农兵”的方向确立，文艺成为战斗武器。

杨浪收藏过一本作曲家唐诃1940年代收集根据地民间音乐的笔记本，唐诃的音乐教育都是在八路军剧社里完成的。“民间音乐给这些人特别多滋养。为什么他能写2000首东西？因为他脑子里充满旋律。共产党要向农民宣传，它的音乐必须明白晓畅。”杨浪说。

“有嗓子你就来”

解放战争时期，文工团急速扩容。渡江战役前夕，吴石坚受命组建苏北兵团文工团。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指定该团在渡江战役中演出京剧《古城会》。随战事进展，苏北兵团文工团变成“苏南军区文工团”，从几十人扩充到700人。解放上海时，苏南军区文工团从上海剧专一次带走30名学员；待全市解放，已在那里招收了“135名优秀的文艺战士”。

依中南军区文化部长陈荒煤1950年回忆提供的数字，仅“四野”就有15000名“文艺战士”，文工团吸收了30%到50%的知识分子。

1949年，北京育英中学高二学生吴洪源面临着人生选择：考大学还是参军。两条路，他选择了后者，随军解放大西北，在行军路上办报、编快板，后来成为著名军旅词作家。包括《学习雷锋好榜样》在内，一系列署名“洪源”的歌词化为时代记忆。

朝鲜战争中，吴洪源跟着大军跨过了鸭绿江。“文艺兵不光演出，还要兼顾很多事情，打扫战场、登记烈士名单……我父亲学过英语，所以还要负责审问俘虏。打起仗来，文艺兵就是战士。‘汉江拉锯战’他们非常危险，差点回不来。”吴洪源之子甲丁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甲丁子承父业，同为著名军旅词作家。

“父亲在战场上写了《立功去见毛主席》，很受战士欢迎。他还写过‘飞吧，英雄的小嘎斯’。‘嘎斯’是苏联的运输卡车。抗美援朝打运动战，战士非常疲惫，文艺兵即兴创作，在路边演出，对整个部队士气的提振起到特别大作用。进入相持阶段之后，志愿军跟朝鲜军民的感情联络，也靠文艺兵。”甲丁说。

前方的“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后方的“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都传遍大江南北。而部队整编与朝鲜战争同期。1950年代初，中国人民解放军裁军150万，陆军为主体的兵员结构向多兵种转变。1950年，海军、空军司令部相继成立，政治部文工团随即分别问世。1950年12月，全军划为东北、华北等六个一级军区，各自下设二级、三级军区和军分区。原来部队中大大小小的剧社、文工团，纳入了四级军区及各军种的文工团体制。

伴随裁军，一批部队文工团转归地方，吴洪源所在的63军文工团被划到华北军区。在苏联专家指导下，他成为男中音演唱者。全军的正规化建设刷新了文工团的训练体系和节目形态，苏联亚历山大红旗歌舞团成为样板。

“当时中国没有那么多西乐人才，包括我们的合唱都是混编。有几个受过正规声乐训练，大量是民歌手。有嗓子你就来，能唱你就来。我妈妈就是这样，她当年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敢唱敢跳不怵，大军解放西北的时候就给招进文工团。文工团的定位很清晰，不是为了欣赏，是为了宣传鼓动。”甲丁回忆。

“全面开花”

1964年，付林从黑龙江富锦县考入刚刚成立四年的解放军艺术学院（下称军艺）。当时军艺院长由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中将刘志坚兼任，他和常务副院长魏传统、副院长陈其通都是红军时期的干部。军艺中层干部是八路军、新四军时期的，教员是抗美援朝时期的。新学员入校，先下连队当兵三个月，不合格者淘汰。

虽然依旧强调文艺兵首先是兵，但军艺成立无疑标志着专业化。付林入校后，恰逢周恩来提出文艺应走“民族化”道路。付林曾要用竹笛“吹奏出长笛的和声和旋律”，吃尽苦头。宣传任务目不暇接，“专业上没有读很多书，偏向实践，”付林回忆，“一个任务下来，必须立刻出活，逼你成为快手。”

当时主流的演出样式是小型歌舞。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初，《洪湖赤卫队》《红珊瑚》《江姐》等歌剧相继出现，1964年“大歌舞”《东方红》首次演出，让人们看到了文艺样式多元化的可能。“大家震动得不得了”，付林回忆，从1960年代初开始，部队文工团的节目开始有军乐、歌剧、话剧、大小合唱的分类，“逐渐有全面开花的意思”。

同在1964年，第三届全军文艺汇演给少年杨浪留下了经久不灭的印象。“1959年，军队思想政治工作得到了特别强调，文工团起来了，带动起演出队——军以下都成立了战士演出队，水平高到足以调到北京来给毛主席汇报演出，像《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就是新疆军区战士演出队的。”杨浪回忆道。

“那届汇演的优秀作品不仅官兵喜爱，并且后来迅速流行于社会各阶层，像《五好红花寄回家》《欧阳海之歌》《铁路兵战士志在四方》都曾脍炙人口。”甲丁曾系统梳理红色歌曲的历史，提到一首歌，马上能哼出旋律，唱出几句歌词。

盛极一时的军中文艺在1966年急停。1968年，军艺解散，付林分去海军，在东海舰队舟山基地当了一年水线兵。“不管多大风浪，水下电缆断了就得出海。”

阳光灿烂的日子

最先恢复秩序的是军队。

1960年代，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下称战友文工团）有口皆碑，曾与总政文工团各组一套班子，为《长征组歌》谱曲。

中共九大给了战友文工团新机遇。“现在听的好多歌都是那时候战友文工团创作的。”当年的红色旋律，在甲丁的记忆里连成一片，“《阳光灿烂的日子》大部分背景音乐都是九大组歌里的。”

老歌是甲丁的少年记忆，他偶尔沉浸，却也能跳脱开去，以更冷静的立场打量过往。当时除了部队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学校、家庭都有演出队。地方团体荡然无存，部队相对稳定，演艺人才集中到部队，使部队文艺空前繁荣。“在这个过程中，文艺兵的地位凸显了。”甲丁说。

1969年，付林被分配到海政话剧团演唱队。在提倡“业余和专业相结合”的年代里，竹笛演奏员付林开始词曲创作。

付林认为频密的创作至少有一个好处——任何题材都能迅速谱曲。“我们这些人过去都是为别人写歌，有感受没感受都得写，写‘大我’，从不写‘小我’。这既是遗憾，也不遗憾。”他说。

1970年全国普及样板戏。在南京，军队请苏州京剧团的几位演员帮他们排练《沙家浜》。

程桂兰的母亲是“老师”之一，说戏之余她指着女儿问178师的宣传干部：“你们招吗？她马上中学毕业，会唱歌也会唱戏。”很快，程桂兰成为178师战士业余演出队的一员。演出队没有编制，她平时在师直医院里做卫生员。

程桂兰是多面手。一台演出，京剧、表演唱、小话剧、小歌剧、报幕都由她来，这是当年基层文艺兵的常态。

1972年，以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为契机，国务院文化组向全国征集革命歌曲新作。洪源加入了选歌小组，《战地新歌》很快成为时代文艺的风向标。杨浪推测，全套六本《战地新歌》发行了1000万册。

作为《战地新歌》的选歌人，洪源有很大权力，他和乔羽主要负责歌词编审。“谁能在《战地新歌》《解放军歌曲》《解放军文艺》上发表一首歌，就证明他‘过关’了。”甲丁记得，选歌者们借《战地新歌》解放了很多作者。

1974年，洪源却执意离开选歌小组。闲下来后，儿子立刻进入他的视野。甲丁开始学写歌词，父亲的几条经验令他受益终生：最要紧的是把开头、结尾写好；画龙最后画眼睛，显得格外有神；别像推土机一样堆词，应该像钻探机一样钻词。

同年，以“佚名”和“战士”的身份创作多年的付林，终于在《解放军歌曲》上发表了自己的首篇作品《团结战歌》。这让他得以拜洪源为师，学习写词，拜田光为师，学习作曲。一首歌他千锤百炼，两位老师还得反复修改。为表达感谢，他花七块五买套唐山瓷器送给田光，被坚拒。

在海政文工团，付林当上了歌剧团乐队分队长。“到处下部队，装台卸台、装车卸车。每个箱子怎么摆都得排上号，按照顺序来，否则装不上。我永远是坐在外面押车的，冬天去东北大连，夏天到三亚。”付林回忆道。

在时代洪流裹挟下，每个人都不知道机遇何时出现。仍然是1974年，多面手程桂兰到军区参加文艺汇演，被上级看中，招入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

1976年毛泽东去世，付林写出他的第一部代表作《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从那年“开始到处发表词作”。“在人人都争当‘革命作家’的时代，创作必须要顺从主流，成为主旋律作者也是必然。”

在甲丁的印象里，文艺兵几乎还是最能满足年轻人虚荣心和自尊心的职业，“出去演出，车停到哪，市民是要上来围观的”。

和祖国一起成长

付林的创作履历上，《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和《妈妈的吻》这两首相邻的代表作，判然划分了两个时代。

1979年，高中毕业生甲丁面临父亲往日的选择：考大学还是当文艺兵。“当文艺兵这件事，从小是长在我心里的。”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1970年代末，工厂、大学恢复运转，但文艺兵几乎还是最能满足年轻人虚荣心和自尊心的职业，“出去演出，车停到哪，市民是要上来围观的”。入伍后，他在成都空军宣传队，清晨出操，大喇叭里播放邓丽君的歌曲。

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年轻的士兵冲向前线，依然穿六五式军装，但和父辈已有很大不同。总政文工团作者的《再见吧，妈妈》成为1979年传唱最广的战地歌曲，调性与之前的革命歌曲迥异，个人化表达像浅草一样露出头来。

同年，付林到南方采风，被当地市场的走私物件吸引，花300元买了自己的第一台录音机——爱华牌。年轻人在摄影和诗歌领域开始了半地下创作，但音乐还不够先锋。

洪源敏锐地感觉到了时代变化。文学界，舒婷、北岛崭露头角，势头压过了一批老诗人；施光南、谷建芬等音乐工作者非常活跃。他感觉自己这代人已很难掀起浪花，与其随波逐流，不如自行大浪淘沙。1977年，他封笔了。

变化慢慢出现，譬如施光南的《在希望的田野上》，谷建芬的《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它们被统称为“抒情歌曲”，“抒情”是“流行”的前身。

付林把1980年称作自己的“流行音乐元年”。那一年，海政文工团歌舞团推出了演唱校园歌曲的苏小明，大受欢迎。歌剧团也想树自己的新人。13岁的二胡演奏员程琳常在楼道里唱邓丽君的歌曲，非常动听，付林受命组织小乐队“包装”她。

付林写了一首新歌《小螺号》，“连词带曲加配器一个晚上完成”。结果，程琳在北京的演出引起轰动。对于从“革命”到“抒情”等转化，付林的策略是不写爱情，写乡情，所以有了《妈妈的吻》。

1980年，程桂兰代表江苏省参加全国民间唱法汇演。这次“十年动乱”后的汇演有极强“团结”意味：每省选一位代表，唱最具本省特色的民歌，全国巡演。直到1984年，金铁霖才正式给“民族唱法”命名。而部队文工团一直是“民族唱法”重镇，这种唱法被认为更符合官兵的欣赏习惯。

“民族唱法”占据文工团主流的时候，甲丁模仿“朦胧诗”写起了“朦胧词”。探亲回家，他把词作拿给别人看，对方看不懂。甲丁意识到，歌词还不能那么写，必须让人看得懂，唱得明白。

“那是什么样的年代呢？大家还相信英雄主义，但很多人已经开始拿着计算器经商了。我倒了多少年‘盘条’（注：指成盘的小直径圆钢），我就没见过‘盘条’，但是天天忙这个。我们写歌词的目的也非常明确：挣钱。”甲丁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谈及从英雄主义到个人主义的转身时，甲丁回答：“毫不费力！逞强、斗富，这也是‘英雄主义’的一种表现。这种转变是你的心理，甚至生理需求。同理，情感表达是心理需求，也是生理需求。当我们告别一个特别空泛的年代，一种特别空泛的表达，进入一种具体的情感表达的时候，谁不愿意呀？你给它一个口子，它就决堤了。”

1984年，24岁的甲丁事业春风得意。在武警文工团，他业余创作诗歌、剧本、歌曲、文化评论，还扒带子，“扒得方兴未艾，已经开始挣钱了”。所谓“扒带子”指借用别人的曲子，重新填词。“现在一张唱片卖一两万张，不得了了，卖5万张那就是‘大白金’了。那时候随便一盘带子，不卖百八十万盘，都不好意思给人说。”甲丁回忆。

唱片业进入了疯狂状态，官方批准的音像公司遍地开花。演员“走穴”，5块钱一场，开心得不得了。付林被文工团的老同志批评为“人贩子”，却乐此不疲，文工团只能发挥他十分之一的产能。“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有能力的作家和歌手基本为三方面服务——晚会、唱片、影视，我们每个礼拜都要进录音棚，非常忙，但跟文工团没关系。”付林说。

那时，甲丁的业务从写歌词扩展到为电视文艺晚会撰稿、策划，最后成为导演。“我们从‘文革’中走出来，整个民族在心理上都有创伤。用什么疗伤？文艺。每一次大的社会动荡过后，文艺一定繁荣。全世界都是这样。”在甲丁印象中，当时全社会都在办晚会。

《东方红》首演20年后，《中国革命之歌》在中国剧院上演。剧院为这部新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特意修建，军队和地方超过1300名创作者参加了该剧的创作和演出。剧中有表现“十年动乱”的《白花舞》，以张志新为原型的独舞穿插其间。但《东方红》式的巨大成功并未重现，人们对新剧“褒贬不一”，批评意见认为它艺术手法不统一，缺乏动人形象。

同一年，程桂兰参加了新兴的电视歌手大奖赛，但中途弃权。她发现冠亚军开赛前就内定了，“唱得再好也只能得季军，丢不起那个人”。这是她参加的唯一一次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

1985年，歌手毛阿敏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滚热的咖啡》。3月她考入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成为该团招收的第一个“通俗歌曲”歌手。

市场打破了运作方式

文工团的才子佳人各谋出路的时候，军队发生了巨大变化。

酝酿多年的裁军在1985年开始，持续约两年，各级军区机关人员减少了53.6％，军区由11个裁并为7个。因军区文工团调整，一批“文艺战士”转业到地方，其中有未来的著名导演冯小刚，当时他在北京军区战友京剧团舞美队工作。

1980年代中期，邓小平先后提出，部队要顾全大局，忍耐几年。“大局”指国家建设，“忍耐”则指控制军费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重。

“部队倒是从来没有用文工团创收的硬性指标。而是把文工团当作军队和地方关系的纽带，让它担任越来越多的社会交际功能。”付林说。

集体创作或“佚名”的时代结束了，准明星制出现在部队文工团。“最初我们自己培养人，第一代吕文科、卞小贞，第二代李默、苏小明、程琳，后来引入了范琳琳、吕继宏，1992年又引入了宋祖英。”付林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1988年，海政文工团开办了电声乐队和青年歌手培训中心，实行“一团两制”，采取总监责任制，自负盈亏。一年之中，付林带领青年歌手商演八十多场。转年夏天，他解散了学员班。甲丁记得，夏秋时节，“几乎是一夜之间，全国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成千上万的卡拉OK，大家开始没心没肺地娱乐，紧跟着卡拉OK的是洗头房”。

点名次数是文工团兴旺与否的标志。1980年代一周点名几次，1990年代文工团大楼一度鸦雀无声，排练室空无一人。付林记得最先流失的是乐队，既然拿卡拉OK就能“走穴”，就没人用乐队了，“不是大家不干事，是没活儿可干。”

市场打破了文艺团体的运作方式。市场化后，文工团不仅要为军队服务，也要为社会服务，为地方演出的场次逐渐增多，甚至超过部队演出。

电视晚会兴起后，主流媒体的放大效应和文工团越演越烈的“特招”制度，让军旅明星成长大为提速。而在重要晚会上露面，再下部队，演员会更受欢迎。合力之下，上过春晚，获文化部奖项，每年综合评定都算“重大贡献”，往往成为文工团破格提拔人才的指标。

“一台大晚会少则几百万，多则上千万。如此庞大的装置，如此多技术手段，下部队演出时根本用不着。”甲丁说，能获奖的优秀节目因而离部队越来越远。

1990年，总政开始酝酿建党七十周年的献礼剧目《党的女儿》。女主角田玉梅的唱腔是为一位重要演员量身定制的，难度极高，后因这位演员因身体原因不能出演，程桂兰被调入总政。消息在排练场上宣布，立刻引起轩然大波：“半路哪里杀来的程咬金？”

献礼剧目有特别的吸引力。演员如果不参加晚会，就必须在献礼剧目中有所作为。后者毫无市场压力，技术上极其精致和挑剔。

“替补”程桂兰每天坐在排练场默默记谱，剧团议论纷纷：“她行吗？”“她没演过戏，以前唱民歌的。”一次排练全员到齐，但主演没来，程桂兰上场从头唱到尾，“一个音符没错，一节没脱”。最后一个高音结束时，全体人员起立鼓掌。从此，来自地方部队的程桂兰在歌剧团站稳了脚跟。

文工团演员曾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大量基层演出积累的丰富舞台经验。著名独唱演员阎维文本来是合唱演员，就是下部队演出中摔打出来的。程桂兰在部队文工团服役四十多年，去过各地的边防哨所，从每月六元的津贴拿起，退休时是副军级。

1999年，付林写过一篇长长的报告，建议海政学习1960年代的“乌兰牧骑”，把文工团组成小分队，配备现代化设备和精干的创演力量，常年在基层巡回演出，跟战士零距离接触。此前，他曾带一个八人小组赴南沙群岛慰问演出，随走随创作，把新鲜创作的歌曲唱给战士，并录制起来送给部队，大受欢迎。

“每一支部队文工团都有自己辉煌的历史，对各时期军队建设起着不可磨灭的贡献。”程桂兰怀念年轻时候参加的战士业余演出队，“期待中央军委经过深思熟虑，能对部队文工团有一个符合国家和现代军队建设需要的合理安排。”​​​​

我卖掉北京500万的房产，在老家生活的这两年……

文/ 财四爷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财经大字报（ID：caijingdzb），系作者授权“清南”发布 ，如需转载请与作者本人联系

相信很多人都曾有和我一样的想法——把北上广深的房产卖了，拿着数百万巨款，再去三四线城市甚至是农村买个房子，做一个世外之人，潇洒、悠然地度过余生。

然而，绝大数人对此只是想想，并不敢真正付诸于行动。但，我是个例外，因为我是个有魄力的人。

1

大学毕业后，我在北京的一家国企工作多年，并有幸拿到了北京的户口。2005年，看到有朋友开始买房，于是我也鬼使神差地在北京西南三环买了一套商品房。当时房价是4000多一平米，我买了一套116平米的3居，房价高达40多万。这在当时对我来说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天文数字，因为我的工资也不过4000元。但我说过，我是个有魄力的人。

拿着家里的资助和自己多年攒下的几万块钱，首付了15万，贷款25万，10年期，就这样稀里糊涂的买下来了。

于是，5年后，我还清了房贷。10年后的2016年初，我以495万的价格把房子卖了。

至于卖房的原因，一是当时工作上的不如意；二是家里年迈的老人身体不好，需要照顾；三是老家亲戚朋友的各种劝说；而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判断，北京房价已到顶，随时可能崩盘。于是，我以惊人的魄力把它卖了，同时也辞去了北京的工作。

手握500万巨款，像打完胜仗的将军一样凯旋，回到生我养我的老家——一个十八线农村。

于是，花了30多万，迅速把自家的破房推倒，重盖了一个三层小洋楼，给父母住。自己又花了40多万，在市中心里买了一套120平米的大三居。加上装修、买车，以及“借”给亲戚朋友、父母兄弟姐妹的赞助费，手里还剩个300来万，分别存了定期、余额宝，还买了理财和保险，坐收利息。

就这样，我梦想中的赛神仙的日子终于到来了。

2

帮老人治好病，参加各种朋友聚会、各种胡吃海塞，还去视察了一下别的国家，就这样快乐地度过了大半年的时间。这半年真的很快乐，毫无压力。

时间一晃，一年过去了。2016年底的时候，我卖出的房子已经涨到了870万，涨了近400万。

这开始让我有了些许的不爽。

伴随着心态的改变，我也开始对自己的生活多了几分厌倦。

北京的朋友圈逐渐消失了，身边的朋友虽然多了，但总感觉缺少了点什么。

我似乎融入不了这种天天打麻将、说话跟吵架一样、一下雨就满脚泥泞、一进村充满各种肥料气息的生活。

不对啊！这，根本不是我想象中的神仙生活。

去镇上最大的超市买点东西，发现无论什么都比北京贵。一瓶2L的大可乐，一般都在8-9块钱，而北京我记得也就5块多一瓶，贵的时候不过6块钱。

然而最让我无法容忍的是，贵也就算了，但买到的东西一不留神就是山寨货。比如“OO糖”、“漂柔洗发水”、“美地电风扇”，还有“旺好牛奶”。

想去上班，才发现这里根本找不到适合我的企业，甚至这里根本就没有互联网行业。

3

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一份跟互联网沾边的工作，进了公司做了几天才知道，竟然让我做网管。我一个高级架构工程师，拿着2000块钱的工资也就算了，还要做网管，还要修电脑？法克！

我们这里市区最繁华的地方，也就相当于北京的城乡结合部，甚至还不如。

想约朋友去咖啡厅坐坐，抱歉，没有！想去吃个海底捞、绿茶、呷哺呷哺？没有。就连想去吃一次垃圾食品肯德基和麦当劳，这个倒是有，只不过名字是二合一的“麦肯基”。

你可以想象，一个在北京生活了10多年的外地人，回到自己的家乡后，各种不适应的窘态吗？

就这样混混沌沌的，虽然身揣300万巨款，虽然利息都足够我们一家人的疯狂花销，然而，我却觉得自己废了。我看不到未来，我的未来也许就是这样——拿着钱，等死。

一个人的精神垮了，万事都变得不顺。

老人的病情再一次加重，治疗、抢救先后花了几十万，但还是没有抢救过来。

后事之后，我再一次以我的魄力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杀回北京。

4

北京这个城市，让无数北漂一族痛并快乐着。

三分之一的工资交给了房东，紧张的工作压得人透不过气，从地铁上小跑着的人群可以感受到这里生活节奏的快速。但是，说起在北京工作，相信大多数人的心里还是带着几份自豪的。

这里有着全国最高的工资，有着数不清的工作机会，有着最好的商业、医疗、教育资源，有着我的那一群狐朋狗友。

再次回到北京，回到了我之前住过的小区，我的眼睛有点模糊了。一切虽然都是那么熟悉，但我的家已经不属于我，我再也回不去了。

这时，与我当初相同户型的房价已经是900多万了，我要感谢317新政、感谢限购政策，要不是317，现在房价一定过千万。

然而这900万，相对于我兜里的300万来说，仍然是遥不可及。由于之前在北京有过贷款记录，现在我再购房只能算是二套，首付要60%。对，是540万，还差200多万的缺口。

我实在不想租房，而且有了之前的经历，我已认定，我的后半生一定会在北京度过。

5

于是，我七拼八凑到了350万，付了首付，在同小区又买了一套近600万的小两居，70多平米。

3个月后，我终于搬进了新家，虽然比之前小了些，但是我觉得很踏实，也很满足。

很幸运，我两年前离开的那家公司，经同事推荐，又一次收留了我。

我的工作回来了，我的朋友圈回来了，我的生活也回来了，我的呷哺呷哺、我的绿茶、我的麦当劳肯德基，我终于又恢复了两年前的生活。

现在，就连老板冲我发脾气臭骂我时的样子，我都觉得是那么的帅。

如今，我的最大梦想就是——努力工作，争取在我退休之前，把房子换回同小区116平米的三居。

 http://mp.weixin.qq.com/s/YYRHzh_gyz0s4Ryk8X3XWg

德国人究竟如何养老？

中国的老龄化社会已经提前到来，如何养老已经成为国人必须正视的问题。据报载，一些养老院床位异常紧张，甚至到了一床难求的程度，有的甚至需要等待100年才有床位。

德国是一个典型的老龄化国家，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德国已经为老龄化问题做出了充分的准备，具有应对老龄化问题的丰富经验。本文对德国人如何养老进行简单的介绍，以期对解决中国老年人养老问题提供相应的参考和借鉴。

一、德国养老院像宾馆

一个大约20平米的房间，里面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台电视、一个壁橱和一个卫生间，简直是典型的饭店单间配置。但床头安装的特殊扶手和紧急呼叫设备，说明这里不是普通的饭店，而是一个特别的场所。

这是德国的老年公寓，也称养老院。

在德国上学的时候，一天，好友艾瑞克问我，能否陪他去看爷爷。正好没事，我就爽快答应了。

周末，艾瑞克开车带我来到养老院。这栋老年公寓共有五层，尽管有电梯，但楼层如何住人却很有讲究：完全不能自理的老人住零层（中国的一楼），腿脚不太灵便的住一层，依此类推，身体没有任何问题、生活能完全自理的住最高层。每层楼的进口处均设有一个类似宾馆前台的护士台，共两名护士，她们24小时在这里值班。如果按三班倒计算，每层楼应该有六名护士，则整层楼共有护士30名。德国养老院一般不大，床位在80-150个之间。这家老年公寓共有100个床位，属中等规模。

艾瑞克的爷爷住在第四层（按中国的说法是五楼）。此时，老人家正在看电视。艾瑞克先是礼貌地表示问候，然后把椅子搬过来，面对面和爷爷聊天。老人似乎面无表情，没有通常中国人想象的那样，见到亲人应有的喜悦，似乎是在接待普通的客人。不喜不悲，出乎意料的淡定。

大约四十分钟后，我们就辞别老人，离开养老院。在回去的路上，艾瑞克告诉我，他大约每月过来看爷爷一次，忙的时候两个月才来一回。

二、德国养老院多如牛毛

德国养老院提供三餐饮食，每个楼层均设有餐厅兼咖啡室。生活能够自理的老人到餐厅来用餐，不能自理的由护士送到房间。如果老人愿意，护士也可以用推车把老人推到餐厅用餐。此外，养老院还有各种娱乐设施，如健身房、图书馆等。尽管德国有专门的护理保险法（Pflegeversicherungsrecht）来规定老年护理机构应具备的基础条件，但不同的养老机构还会根据自身情况添置其他不同的娱乐设施，但需要由老年人交纳额外的费用。

养老院在德国很多，共有一万二千多家。这是一个什么概念？8200万人口的德国，居然有如此之多的养老院。德国之所以开设那么多的养老机构，主要原因在于，德国是欧洲目前最“老”的国家，也是全世界老龄化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 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23%，近1900万，仅65岁以上老年人就已经达1600万。估计到2050年，德国一半以上人口将超过50岁，1／3人口超过60岁。“老年人如何养老”已成为德国社会关注的焦点，也是德国现在和将来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

德国养老机构多种多样，包括托老所、老年公寓、临终关怀医院等，其中以老年公寓为主。在所有的养老机构中，54％为慈善组织或地方社会组织（主要是教会）所办，36％为私人养老院，公立养老院仅占10%。私人养老院收费最高，主要对象是富人。一般而言，私立养老院的设施更为先进、齐全，娱乐项目更丰富，护理水平更高。公立养老院收费最低，接纳的主要是低收入阶层，因此，只具备基本的设施、提供最低标准的服务。而慈善组织的养老院价格居于两者之间，其设备和服务处于中等水平。由于公立养老院床位有限，而且入住的条件有严格限制，所以多数人只好退而求其次，选择慈善机构或社会组织举办的养老院。无论是哪种养老机构，政府均提供相应的补助，每个床位给予16000欧元的一次性财政补贴。

三、养老院如何收费？

每个养老机构收取的费用是不同的，其中差别特别大。公立养老院每月收费在2000欧元左右，社会组织举办的养老院收费在3000-4000欧元之间，而私立养老院没有统一的收费范围，主要根据设施条件和服务水平来确定收费标准，同时也参考入住者的身体情况。一般而言，生活能完全自理的，缴纳的费用在4000欧元左右。稍微不能自理，费用略有增加。如果完全不能自理，则费用将达6000欧元，甚至上万欧元。私立养老机构实行分级缴费的原因是，需要对老人进行不同时间、不同程度或个性化的护理。

今年11月，我到德国旅游，拜访一对中德结合的家庭。周末，这对夫妻带我去养老院看男方的奶奶，并告诉我，他的奶奶如果在家，退休金已经足够生活。而进了养老院，每月的费用首先由养老金支付，这是第一级义务。养老院每月的费用为4000欧元左右。一般来说，普通民众的养老金不足以支付这笔昂贵的费用，除非曾经在大企业上过班，缴纳的保险较多，养老金才有可能涵盖。一般民众的养老金在1000-3000欧元之间，有的还更少。养老金不足以支付养老费用怎么办？这才开始了第二级义务：个人义务，即个人用存款弥补不足，存款花光了就要变卖有价证券、汽车、房产，直到房产花完了才进入第三级义务：子女义务，子女必须平摊养老金之外的养老费用。在德国，尽管父母有责任抚养子女，但子女却不优先承担养老义务。原因何在？关于孩子的抚养无论法律还是道义上都有着约束，但是赡养老人几乎没有。父母把孩子供上学一直到参加工作前，都要支付每月的孩子养育金。孩子工作后，没有义务养家，父母靠自己工作养活自己。德国人认为，父母把孩子生下来，这是他们的主动选择，因此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而子女生下来是被动的，不是他们的自我选择，所以不必优选承担父母的养老责任，除非父母的养老金、储蓄和各种财产已经被完全花光，这就是德国“养小不养老”的传统。

如果没有子女或子女没有足够的收入怎么办？国家就只好承担子女义务。在德国，国家是子女，不是父母。在没有子女的家庭，国家就必须承担起子女的责任，发放各种养老补贴。补贴标准根据老人的身体状况分为三级：护理级别1：每月1023 欧元、护理级别2：每月1279 欧元、护理级别3：每月1550 欧元。

事实上，国家的救济比起子女而言，更为靠谱，因为子女的收入不见得比国家的收入更稳定。正因为国家成为比子女更为强大的靠山，所以德国人并不寄希望于孩子。由于有了这样的环境，少生甚至不生孩子的观念就成为了多数人的共识。

四、其他的养老方式

根据法律规定，德国人67岁退休。由于德国生活费用不高，而养老金相对丰厚，因此退休后的老年人较为富足。到了这个时候，没有工作压力，也不需要承担抚养儿女的责任，日子过得比较滋润、放松。一般到了75岁，德国人才开始选择如何养老的问题。事实上，去养老院安度余生的老人只占75岁以上人口的33%，约有120万人。多数人还是选择居家养老，也就是老年人自己在家中居住，靠养老金和存款度日，他们依旧居住在自己原有的居所内，依托周边的养老机构，养老机构提供上门护理服务，并提供日间护理中心和短期托老服务。

这些老人以独居为主。德国老年人之所以选择独居，一方面是不想打扰子女的生活，另一方面是没有法律规定子女负有赡养义务。但不能由此认为，德国人的家庭关系淡漠，子女完全不顾老人。其实，老人独自居住，对德国人而言不过是一种常见的生活方式而已。我一位好友住在多特蒙德，几次想到中国来旅游，但始终无法成行。他告诉我，岳母已经88岁，住在离他们20公里之外的另外一个小镇。他们需要经常回去看看，如果发生了紧急事情，可以马上赶过去处理。

不管是青年还是老年，德国人都有固定的诊所和医生。由于医患关系相对固定，所以医生对患者的情况非常了解，能及时、准确地给患者治疗，而不需要再进行一系列麻烦的检测。对于老年人，诊所里的医生会随时主动提出诊疗建议，如果需要还可以推荐到大的医院治疗。

德国护理费用非常昂贵，例如全天候护理服务，每月需要大约1万欧元，只有约50万老人请得起保姆到家服务。因此，独居的老人家里一般都安装有紧急呼叫设备，直通救护中心或医院。因此，一旦老年人身体不舒服或突然生病，只要按一下呼叫设备，救护车10-15分钟即可赶到，随后才由医院或救护中心通知家属。由于每个人都有医疗保险，所以子女赶到医院并不是为了帮老人交费。

另外一种形式是“社区养老”。这种养老方式则居于居家养老和养老院养老之间。老年人搬离原有老旧住所，入住社区内居家服务公寓中，公寓整体采用无障碍化设计，另附加许多老人服务硬件设施，如电子信号器等，相比原有的住所更适宜老人养老，并且也提供相应的上门护理服务。社区养老的其好处是，老人生活在原有的社区之内，不脱离社区的人际关系，而且还可以在社区内组织老年人之间的互助。如今，这样的社区养老形式越来越受到老年人的认可和欢迎。

为了解决养老院床位不足的问题，政府鼓励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因此，政府根据老人的身体状况提供三级补贴：护理级别1：每月 450 欧元、护理级别2：每月1100 欧元、护理级别3：每月1550 欧元。与养老院养老不同，只要是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均有补贴，而养老院养老只有在个人和子女资金告罄的情况下，政府才提供补助。

(《羊城晚报》专稿)

长按以下二维码并识别：

​

德国人养老为何不靠子女？

前些日子参加一个关于人口问题的研讨会，一位65岁的老先生听完前面三个人反对计划生育的发言，气得双手发抖，表示强烈反对。他认为，如果不搞计划生育，资源耗尽，国家就完了。

我是前面三位发言者之一。我当时的观点很简单，归纳起来主要为：我是个自由主义者，从情感上说，我反对计划生育，因为人的生育权是天赋人权之一，国家无权干预。但从理智上讲，中国得适当控制人口，否则资源与人口不太匹配。

问题是，如何控制人口？不能用简单粗暴的方法，把人的生殖器给关闭掉，还是要以引导为主。怎么引导呢？首先要解决人的后顾之忧，让养儿防老的观念没有市场。我举了德国的例子：由于德国有良好的社会保险体系，人们并不担心退休之后的生存问题，所以没有必要生很多孩子来为今后的养老做准备。而中国生育最旺盛的地区是农村，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除了传统的落后观念外，老无所养是关键。农民60岁后，每月只能领取50元，据说最近涨到了75元。大家都清楚，75元根本不起任何作用，最多能买到5斤猪肉。其次，政府的不作为就是最好的作为。众所周知，中国生育高峰在上个世纪60年代，原因是60年代初发生大饥荒、大面积饿死人后的生育自然反弹。再加上政府鼓励生育（英雄母亲），人口猛然膨胀起来。到了70年代末，面对暴涨的人口，经济难以支撑，国家不得不实行最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

遗憾的是，闸门关得太紧了，以至于中国老龄化社会提前到来，此外，男女比例失衡，导致中国出现严重的人口结构问题，于是，2015年放开二胎的政策出台了，可惜已经错过了时机，这样的补救措施无法改变人口结构现状。换言之，即使现在很多人开始生第二胎孩子，起码要过30年后人口结构才趋于合理。30多年的计划生育，需要付出30多年后才能让人口结构回归合理的代价，这就是政府过度作为的结果。因此，我认为，政府不作为就是最好的人口政策。

进一步分析，为何说政府不作为就是最好的人口政策呢？这就是，只要政府不干预，人口的增长会遵循一定的规律：经济发展、民众的生活水平提高之后，生孩子的意愿会逐渐降低，德国、瑞士、日本就是最好的例子，这些国家的人口已经负增长。如果美国不是每年引进大量的移民，可能也同样会出现人口负增长的问题。

经济的发展不一定会带来人口的减少，只有经济发展惠及个人、民众的生活水平得到实实在在的提高之后，人口增长的下行才有可能。为何生活水平提高之后，人口反而会负增长呢？这就是观念的改变。当生活水平达到一定高度之后，人们才意识到个体存在的意义，也只有后顾之忧免除之后才能享受生活，如果孩子太多，反而是一种负担。今年11月，我到德国旅游，和一对中德结合的夫妻聊天。知道他们只有一个女孩后，我问他们，是否还有再生的打算？夫妻俩听后直摇头：“不要，不要，孩子多了会影响生活质量。”“凭我们现在的工资可以去旅游、休闲，一旦再有孩子，肯定会不能保持现在这样生活水准了。”我问：“政府不是每月给每个孩子187欧元的补助金吗？”夫妇俩回答：“孩子的生活费没有问题，可是不也要给孩子买衣服、买零食吗？再说，照看孩子耗费的精力很大，失去了悠闲自在的生活”。

这就是观念的改变。人为自己而活，不是为了下一代。至于赡养上一代，那是最后一级义务。德国赡养老人实行三级义务制，那么什么是三级义务呢？

这对夫妻带我去养老院看男方的奶奶，并告诉我，他的奶奶如果在家，退休金已经足够生活。如果进了养老院，养老院每月的费用首先由养老金支付，这是第一级义务。养老院每月的费用为4000欧元左右，一般而言，普通民众的养老金不足以支付这笔昂贵的费用，除非曾经在大企业上过班，缴纳的保险较多，养老金才有可能涵盖。一般民众的养老金在1000-3000欧元之间，有的还更少。不够怎么办？这才开始了第二级义务：个人义务，即个人用存款弥补不足，存款花光了就要变卖有价证券、汽车、房产，直到房产花完了才进入第三级义务：子女义务，子女必须平摊养老金之外的养老费用。 如果没有子女怎么办？国家就只好承担子女义务。在德国，国家是子女，不是父母。在没有子女的家庭，国家就必须承担起子女的责任，发放各种养老救济金。事实上，国家的救济比起子女而言，更为靠谱，因为子女的收入不见得比国家的收入更稳定。

正因为国家成为比子女更为强大的靠山，所以德国人并不寄希望于孩子。由于有了这样的环境，少生甚至不生孩子的观念就成为了多数人的共识，因此德国从未提倡过计划生育政策，更不会把人拖进医院打胎。

前文提到的老先生反驳我：德国不实行计划生育，是因为这个国家富裕，国家可以支付庞大的养老费用。看他年纪太大，身体不好，因此没好意思当面反驳。其实，我很想告诉他：德国二战结束后，尽管一片废墟，但社会保险和救济体系一直没有中断过，难道当时的德国比现在的中国还富有？如果贪官没有那么多骇人听闻的收入，中国的老百姓该有多富裕？如果再减少点对外援助，什么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免费养老都有了。

长按以下二维码并识别：

​

德国是如何疏解大城市功能的？

全世界各国，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大都存在人口分布严重失衡的问题，从而出现都市人口过量“超载”、乡村人口则过于稀少的现象。可以说，各个国家除了首都或经济中心区域算是“城市”，其他地方都是乡下。以几个主要的工业化国家为例：

美国：纽约市人口2068万，占全国3.2亿人口的6.46%。

俄罗斯：莫斯科一个城市人口就有1150万，占全国1.44亿人的7.98%.

法国：巴黎都会区人口超过1200万人（巴黎市区人口228万），占全法国6400万人的19.15%

英国：伦敦都会区人口超过1500万人，占全英国6300万人的23.79%，可以说相当集中。

东亚的日本和韩国更夸张：日本首都东京3775万人，占全国1.25亿人口的30%；而韩国首都首尔人口2357万人，居然占全国5106万人口的46%。

在发达国家中，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德国。德国人口8200万，是欧洲人口最多的国家，而其最大城市-首都柏林人口仅仅352万，占全国人口的4.2%。其他“大城市”人口更少，依次为汉堡178万，慕尼黑145万，科隆106万，法兰克福73万，斯图加特62万，杜塞尔多夫61万，多特蒙德58.6万，埃森58.2万，莱比锡56万（数据来源：德国联邦统计局）。

从以上人口数据可以看出，德国超过百万人口城市仅有4个，多数人生活在10-50万左右的中小城市里。由于没有特大型城市，德国人口分布相对较为均匀，使德国给人的感觉不过于拥挤，城乡差别并不是那么泾渭分明。

德国人口分布之所以如此均匀，不是行政命令或强制驱赶造成的，首先是资源分散的结果。众所周知，德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联邦与州之间有各自权限的明确划分，税收也分得很清楚：哪些是联邦税，哪些是州税，哪些是联邦与州共享的。联邦与州之间税收分配尽量做到合理，从而避免资金的过于集中，不会出现“跑部钱进”的怪异现象。由于税收合理安排，各州财政收入有一定的保证，因而很大程度上可以做到“取之于当地居民，用之于当地居民”，于是各州、各市都有自己不错的大学、中小学、医院、博物馆、旅游景点、度假休闲场所和其他文体设施，民众没有必要集中到某个特定地地方去求学、就医或休假旅游。既然哪儿都差不多，干嘛非要去一个城市居住、生活呢？

其次是合理规划的结果。德国多数人居住在5-10万人的小城市里，而这样的城市与5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一般不超过一个小时的车程，而村镇与中小城市一般也不超过半个小时车程的距离。如此分布的好处是，小城市的人可以到村镇居住，而村镇的人也很方便到城里办事。尽管德国村镇的基础设施和城市没有大的区别，但毕竟地方小，很多文化设施跟不上。由于村镇与城市相距不是很远，村镇居民不费多大功夫就可以到城里参加各种活动，例如听一场演唱会、看一场足球之类的。同样，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等城市与小城市的距离也不是特别遥远，大城市居民与中小城市居民之间的往来并不困难。

十万至二十万人这样规模的城市，实质上是一种“城乡生态融合体”。城乡融合的意思很明白，而如何理解生态呢？德文的Ökologie（生态）并没有停留在我们理解的环保或自然环境的层面上，而更多意思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资源、资源与资源之间的交融互通、共生共享的系统。 “城乡生态融合体”的存在，成为大中城市与乡村沟通的桥梁、相互融合的载体。虽然大城市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但也存在不少缺点，比如住房和办公室价格高、租金贵、交通拥挤、空气污染、人工成本高等，而乡村正好反过来：尽管没有那么多城市病，但缺少必要的资源，如人员、资金、技术、企业等。

如何将二者的优势相结合而避免各自的短板呢？强权的方式是把人赶到乡村、逼迫企业迁出城市。尽管这种的方式从短期看来效果显著，但德国人并不这样做，原因很简单：无论是联邦政府还是州政府和市政府均没有这样的权力。如果法律不允许，政府就不能轻举妄为。

既然无法强制，政府是否还有其他办法呢？当然有。德国的做法是：其一、把铁路、高速公路和高等级公路修通，让大城市与乡镇互相联通。其二、在大城市与乡镇之间的地方构建良好的基础设施，方便民众居住。三、赋予大城市与乡镇之间的中小城市相对的优势：更便宜的土地、优惠的税收、更为便宜的人工成本。如此，形成产业的良性转移，大城市的企业自动且乐意迁往中小城市，从而把资源从大城市带出。企业来到中小城市，人口自然随之从大城市跟来，村镇居民也有机会到中小城市工作。众所周知，德国很多著名的企业，其总部并不在大城市，而是在10-20万人的小城市里，甚至在小的乡镇。

除了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在规划，更重要的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发挥作用。城市有综合性的优势，但是乡镇也有自己独特的资源，例如农产品（粮食、蔬菜、水果等）、工业原材料、低廉的劳动力等，这些是城市没有或不太具备的。反过来，乡镇也缺乏城市所有的资源和优势。如何更有效、合理地将过于分散的乡镇与集中的城市结合起来呢？市场这只手就把人和资源赶到城乡之间的某个地方，让两者间的人与人、人与资源、资源与资源对接，从而形成生态共同体，这就是德国小城市发展起来的奥秘。

市场的力量是强大的，但市场的力量还是大不过趋势。乡村是农耕文明的产物，大城市工业文明的结果。由于互联网和智能产业的出现和崛起，从根本上改变了农耕文明和工业文明原有的结构。但是，互联网与智能产业也仅仅是技术和工具，它们必须植根于相应的文明土壤里。如何才能让工业文明升级、让互联网和智能产业落地生根呢？答案是万物共通共融、共生共享的生态文明。

生态文明的源泉和动力来自创新创意，而创新创意需要合适的环境和土壤。除了政策因素之外，相应的市场驱动力、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等也是必备的条件。显然，乡村过于偏僻、分散，而传统大城市固有的城市病不见得适合个人和企业的创业创新。于是，中小城市就成为创业创新的乐土，也成为生态文明的最佳载体。

城乡生态融合体的出现，缩短了城乡之间的物理距离和贫富差距。在全球主要工业化国家中，德国贫富差距是最小的。根据2016年统计，德国基尼系数仅为0.27，排名124位。而同期美国基尼系数0.45，排名42位，日本0.37，排名75，英国0.34，排名91，法国0.32，排名100，整个欧盟基尼系数平均0.3，排名114位。

贫富差距的缩小，构建并形成了一个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幸福的社会。美好的生活和公平公正的环境，让人享有更多的自由和尊严，进而推动人的自我解放和人类文明的进步。

长按以下二维码并识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