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时的穆藕初

                   上海文史馆   沈祖炜

   1919年，民族企业家穆藕初44岁，风华正茂。自留洋归来，与其兄穆抒斋联手，投身实业，已历五载。他在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之路上，已是宏图初展，在当时的实业界也是声誉鹊起。值此踌躇满志之际，波澜壮阔的五四运动爆发了。作为企业家的穆藕初如何应对时局动荡？本文对他对五四运动的态度作一粗略分析，展现其民族正义感与务实作风相统一的精神世界。

                     一、遭遇“三罢”

   5月4日，北京学生为反对北洋政府签订《巴黎和约》，举行集会游行，遭到军警镇压，全国各地学生奋起响应，罢课学潮席卷各大城市。北洋政府逮捕近千学生的举动，更是激起人们的抗议浪潮。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抵制日货，维护民族权益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呼声。五四运动延烧到上海，上海各界举行罢课、罢市、罢工，形成剧烈的社会骚动。

当时的穆藕初正如火如荼地开展自己的实业活动。德大纱厂早已初具规模，厚生纱厂则于1919年3月5日举行开幕典礼，并正常开工生产。穆藕初积极参与华商纱厂联合会的工作，并被推举为植棉委员会的委员长。该年2-4月正是植棉委员会紧锣密鼓的筹组阶段，穆藕初对于改良中国棉花原料的生产，促进棉纺织工业有自己的一套完整的想法，1月份刚刚致函农商总长，就改良棉种、振兴棉产提出自己的成熟建议，因为早在留美期间他已深入研究过这些问题。1919年初，穆藕初在企业活动中大展宏图的机会正在渐渐接近。

穆藕初所关注的远远不止棉业，他与黄炎培、钱新之、叶惠钧等讨论发起组建浦东电气股份公司；参加查禁毒品活动，出席万国禁烟会成立大会；参与黄炎培发起成立中华职教社工作，等等。他还是上海总商会的常客，经常出席会董会议，参与上海商界重大事务的商议。

穆藕初创业活动刚刚开始，由于他的才华和见识，已经崭露头角，他的言行广受关注。可以说，这时的穆藕初已有民族企业家代表性人物的形象。

五四运动遽然而起，穆藕初和其他企业家一样，还在埋头于自己的商务之中。穆藕初与其他人稍有不同的是，他有文才，有见地，常在报端发表自己的见解。5月6日的《申报》上登载的是他的“试验移植美棉纺纱能力之报告”，可见他还是沉浸在振兴中国棉业的专业性思维之中。但是对于学生运动的诉求，穆藕初是十分同情和支持的。他出席上海个著名团体举办的山东青岛问题讨论会，对巴黎和会议决，不顾中国的主权，将德国在山东所享有的权益移交日本，表示强烈的不满。他联同黄炎培、朱少屏等数十人，以江苏省教育会、环球中国学生会、中国青年会、华侨联合会、上海基督教联合会等社会团体的名义，联合致函美国总统、英法首相以及三个国家的国会，敦请主持公道，抵制日本侵占我山东之举动。他在《箴国民》一文中高度肯定学生的爱国热情，强调这表现出“举国人民彻底觉悟，牺牲一切。置身家于不顾，以救国为前提。”对于示威学生集中目标，针对卖国官僚的举动，则称之为“人民与政府徒手奋斗，爱国学子群起争持”。①对学生运动表达了坚决支持的态度。然而作为企业家，在情理之中，穆藕初对于种种具体事件，会有相应的务实态度。

当时上海杨树浦日资纱厂因五四运动激发的反日情绪，已经时有罢工发生，并波及华商纱厂。5月16日《申报》上“厚生纱厂工人罢工记”的报道，让他领会到劳资纠纷可能因社会政治事件而触发。但是穆藕初希望就事论事地平息罢工风潮。所以一面致函《申报》，澄清事实，言明这是少数工人滋事，大部分职工经开导，厂内秩序“已安静如常”，并未发生“由中西探捕弹压”情事。②另一方面，他特意向华商纱厂联合会报告各厂罢工情况，希望沪上纱厂“共同解决”，并要求华商纱厂联合会能有“公决办法”。③在出席淞沪护军使卢子嘉召开的商讨应对“三罢”办法的紧急会议上，穆藕初观点鲜明地说：“开市开课，截然两事。因罢课事原因复杂，纯出一种少年爱国之心”，而“罢市事影响不免及于罢工”。他告诫“勿于抵制日货之际，自绝纱厂出货之路”。④可见他对学生的爱国抗争是赞同的，但是并不赞成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更不赞成影响民族工商业的正常经营和生产。

   6月3日上海各界举行罢课、罢市、罢工。这就是所谓“六三运动”。面对这样的情况，穆藕初从工商界的利益出发，极力呼吁各方冷静和理智。当学生罢课、商人罢市最紧张的时候，他每天晚间同聂云台、黄炎培等一起与上海学生联合会商议处置办法。当时，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南市闸北所有电厂、水厂拟继司机工会之后举行罢工，在穆藕初等的影响下，学联会出面与水厂电厂工会代表恳谈，“告以爱国固然重要，但须顾及全市市民生活的需要”。几经努力，终于说服了工会代表，于是全市水电厂工人，出于大局考虑，停止了罢工。而学联会方面也很感激这些“老成持重的爱国长者策划指导”。⑤上海的“三罢”既对北洋政府和租界当局形成巨大的压力，又做到有理、有力、有节，成为群众运动的成功范例。

                   二、抵制日货，提倡国货   

在爱国热潮中，抵制日货是大众的呼声。德大纱厂十个员工组织救国十人团，呼吁民众抵制日货，改良国货。目前，虽无资料说明穆藕初对于自己厂内员工举动的态度，但是这种举动完全符合民族资本的利益，所以可以合理推断穆藕初必然给予支持与鼓励。

穆藕初基于企业竞争的实际状况，则有更为深入的思考。5月25日他在《申报》上发文，分析中国与日本面纱业竞争处于不利地位的原因。以他掌管的德大、厚生两厂为例，所纺用于织袜之棉纱，其原料棉花都是从美国进口的。同日本比较，“日本进口棉花、出口纱线皆无税，而到中国境内，约纳百分之二之税，则以能畅行无阻。而华商进口之棉花及出口至纱线，均须完纳正税，负担重则工竞难，原料次则工竞又难”。⑥所以，不仅要拒用日货，更要改良税制，提高国货的质量，使国货能够真正在竞争中胜出。

同年6月穆藕初又撰文《永久抵制劣货之方法》，比较完整地阐述了他对于抵货运动的看法。首先，他高度肯定抵制日货的正义性。他说：“今对于日货文明抵制，万众一心，举国一致，能坚持到底去做，并非出于偶然。盖年来国人所受抑郁不平之气，向苦无从宣泄者，今以日人侵凌我国权，违背我民意，蹂躏人道，以致全国愤慨，忍无可忍，不约而同，起图自卫。其一往无前。进而不已之一种沉毅果敢之精神，实为前所未有。”⑦就在这篇文章中，穆藕初把抵制日货的方式方法分为积极和消极两种。所谓消极抵制，主要就是不用日币，拒用日本商品，让民众以用日货为耻，这实际上就是一种经济制裁的手段。所谓积极抵制，主要就是对日货凡是可以不用的就不用，能用国货替代的就用国货，促进投资，积极研究发展中国的制造业，生产出更多的工业用品。他还对如何监督、如何给国货工业以金融支持、如何宣传国货等提出了多方面的建议。可以说这是当时工商界人士的一个相当有分量的意见，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对于民族工商业在其后延续多年的国货运动是强有力的理论动员。

学生抵制日货，难免火力四射，以致伤及无辜。12月5日上海学生联合会抵制日货委员会在《申报》上载文，质疑穆藕初经营纱号与日本人交易。对此，德大纱厂于次日即在《申报》说明，穆藕初“经理德大、厚生、豫丰三厂，并办一公正花行，并未办何纱号”，所以经营纱号与日本人交易之说并非事实。当时穆藕初正在郑州视察新厂建筑工程，及至回沪以后，又慎重其事地发文《复上海学生联合会》，既是撇清事实的严正声明，也是对先前的抵货运动的一次认真反思。他认为，仅仅进行罢课、演讲、游行、发电、焚货，是不足以真正抵制日货的。唯有脚踏实地，振兴实业才是上策。他介绍了自己回国五年来为发展中国棉纺工业所作的艰辛努力，并勉励学生“除热心外，须刻苦勤奋，培养毅力，以求有用之学问，而立他日建设根基”。⑧

                     三、资助学生领袖留学

鉴于五四运动时作为企业家的种种感受，1920年5月穆藕初发表了《一年来学潮之回顾与希望：实业界对于学生之希望》，在对学生爱国热忱表示高度赞赏的同时，却指出，学生以罢课表示民意，可是当政者却藉兵力自重，学生的抗争难于真正奏效。他劝导说，“处事尚实力”，“救国之道不一，有政治、教育、实业及种种方法，并行不悖”，“青年当求学时代，顾青年最大之爱国表示尚在来日，而来日最大表示之预备，在乎专心向学，作他日献身社会之准备。”⑨

正因为有这样的认识，穆藕初对于进步青年十分关心，爱护有加，热情资助优秀学生出国留学。五四运动以后，毛泽东通过章士钊为赴欧洲勤工俭学筹款，章就找到了穆藕初，穆藕初再联络其他几家纱厂业主，共捐出一万元，交给毛泽东，其中十分之八被用作资助多人去欧洲的路费，二千元被毛泽东用来办《湘江评论》等。⑩

1920年1月，穆藕初赴京与北大校长蔡元培晤谈，决定捐资派遣北大学子赴美留学。当时议定，由蔡元培选定“在学术上、社会上有贡献有希望之青年学生”。⑾最后商定，穆藕初捐款纯粹托付蔡元培个人，并请胡适之、蒋梦麟、陶孟和三教授帮助蔡元培观察、遴选。还特别说明，“不必经过考试”。结果选派了北大毕业班的罗家伦、段锡朋、周炳琳、康白情、汪敬熙五人。无独有偶，这五人全都是学生中的活跃分子，被称为五四运动健将。罗家伦，新潮社的发起人之一，曾作为北京学生代表，参加全国学联成立大会；段锡朋，学生游行集会的组织者之一，中国学生联合会的第一任主席；周炳琳，全国学联秘书，编辑《全国学联日刊》，协助李大钊编辑《少年中国》；康白情，新潮社成员，《少年中国》编辑；汪敬熙，“新潮社”的主要成员。显然，送这五人留洋，既有穆藕初对学生领袖的赞赏之意，更蕴含穆藕初对他们“专心向学”，增长真才实学的期盼。在该年5月正式订立的《穆氏娧е鸺蛘隆分校屡撼醭信档谝淮尉枰煌蛄剑院竺磕晷琛Ｄ屡撼踝约涸裘懒辏钪粞钪栊粒敢砸患褐χ庑┭煨渌忱С桑晌业亩傲褐摹

穆藕初资助教育事例很多，既有兴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位育小学、位育中学等实体传世，又以设立奖学金、资助留学等事实闻名于学界，但是五四运动刚刚落幕，就资助学生领袖出国无疑可以说明他另一方面的良苦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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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赵靖主编《穆藕初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20页。

②《申报》，5月17日）。

③《华商纱厂联合会季刊》，第一卷第一期。

④《申报》1916年6月8日。

⑤李玉阶《上海学生响应五四爱国运动的经过》，见穆家修、柳和城、穆伟杰编著《穆藕初年谱长编》上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77-278页。

⑥《穆藕初年谱长编》上卷，第275页。

⑦《穆藕初年谱长编》上卷，第282-283页。

⑧《穆藕初年谱长编》上卷，第312-313页。

⑨《新教育》第二期，1920年5月。

⑩艾恺《吾曹不出，如苍生何——梁漱溟晚年口述》，见《穆藕初年谱长编》上卷第318页。

    ⑾北京《晨报1920年6月28日》，见《穆藕初年谱长编》上卷第319页。

    ——从穆藕初强国富民梦的成与败看创新路径                     （中国化工报社记者      童行倩）

穆藕初是我舅舅吴大榕的岳父。我写剧本《穆藕初》缘于其博大的家国情怀和超常的创新能力。然而，在初稿收笔之后，我发现穆藕初厚重的人生除了激发我们的家国情怀之外，更重要的是向我们提示了一个长期被忽略的大实话，那就是需求对接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硬道理，而营造需求对接的环境氛围，是文明进步的唯一标志。下面就三个方面谈我的想法。

    一、胸有国情找接口

穆藕初早期出国留学，就是瞄准了积贫积弱的农业大国“有农业而无农学”这个基本国情，抱着“以人工之巧补天工不足”的梦想，致力攻读农科。

在美留学期间，他不仅学业优秀，而且利用假期跑农场，做义工，亲身体验美国的创新意识形态和相关政策构建的国家创新体系。穆藕初实习的农场，其场主是欧洲人。其祖辈初到美国时，土地荒凉人口稀少。然而，美国大农制政策规定，每一欧人入境，只要报告法庭即可得一二百英亩土地。开垦荒地之初，他们的日用品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拉，后来国家铺设了横贯美国东西的铁路，各支路也相继延伸，有效推动了流通。随着农产日盛，他们的镇子由最初的农业延伸到了工业、商业。由于当地盛产的棉花丝长而且富有韧性，由此吸引了机器制造的老板到这里来开纺织厂，与棉布相关的产业又延伸出新的产业链。

穆藕初在农场参与了农户间的换工协作，从收割到打麦运输，专业分工很细，而且农户间守契约、讲诚信。科学宽松的政策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形成良性互动。他深有感触地说：“用地利、劳力、学力，发达天产，厚培国力。吾在此感受人情的熙来攘往，但觉城市以外皆乐土，不知宇宙之中有愁城。” 也就是这次实习之后，他决定到伊立诺大学改学农科。

     二、解读需求抓管理

洞察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把不同利益群体有机协调运动起来，这是科学管理的精髓也是难点，而穆藕初把这种能力发挥到了极致。

穆藕初作为泰罗科学管理著作的第一翻译人，深谙工人在单位时间内有效动作的重要性，但他在中国化实践中发现，泰罗式管理并不完全适合国情。在德大纱厂创建之初，穆藕初试图根据在美国见到的一个人管一千个锭子的先例，将两个女工管理400个锭子的劳动量，改革为由一个女工管理。结果女工们都讲“太吃力，做不下去。”其中有女工说：“先生，你这样一搞，我们许多女工就没饭吃了！”穆藕初听了这话点头一笑说：“我明白了，关键不是你们做不来，而是怕失业是不是？”他见众人不语，于是说：“这一点，你们尽可放心。我绝不会因为你们多做了而让别的姐妹失业。失业了家里老小吃什么？我想可以这样，省下来的人工可以用扩大生产的方法来解决，但扩大生产是需要资金的，所以，我今天来跟大家商量，是不是可以在减少废花上再想想办法？我按废花减少的程度来酌加工资，藉以奖励工作的勤和慎。”女工们听了都很开心，觉得“这样蛮好的呀，做好了还可以多挣些钱回家。”可是工头又抱怨：“这些老油条，明明是偷懒不肯做，还串通一气说做不来！”而穆藕初认为：“求逸恶劳是人之常情。作为管理者就要知道工人的心思，用奖勤罚懒的制度来矫正工人的心思。把制度定合适了，工人们就会自觉的跑起来。”他认为， 管理涉及到心理学，尤其是在讲求人情的中国，一味把人当机器是不行的，要设身处地的为员工的生存发展着想，提升员工福利，从而促进工作效率，实现滚动发展。他对员工们讲：“你们今日的学习，一是谋个性之发展；二是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三是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四是为国家和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我希望你们不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劳工，而是要懂得棉花种植技术，掌握棉纺织机械知识和操作技能的技能人才，甚至可以用中国文学语言朗诵佛经里的教导。或许你们觉得我定的目标很大，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因此，他开办培训班亲自授课；亲自写条幅挂在员工宿舍，鼓励员工自学成才；发现了人才，就不惜重金送人才出国深造。尽管他培养出国的留学生学成后并没有为自己所用，但穆藕初无私通达的人格魅力成为他叱咤风云的金字令牌。他从一个棉花行的推销员一步步做强做大，无论是引进美国长绒棉、育棉种、办纱厂，还是筹资出使搞国民外交，以及兴办纱布交易所、劝工银行、位育小学等等，每个环节都能以超常的人格魅力把不同利益的相关者和各路股东吸引过来，再以高超的协调管理能力将这些群体组织起来，使之形成推动民族经济运行的血脉。

      三、战乱频发创新受阻

纵观穆藕初创新路径，我们不能不为其眼观六路的敏锐洞察力和紧扣需求的超常创新力，以及科学合理的运筹能力而折服，但同时也为他一次次磨难受阻而扼腕叹息。总体看他的创新受阻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战事不断。二是人际内耗。三是官场腐败。

首先是频繁的内战。穆藕初赴美留学五年回国时正值欧战爆发。他哥哥穆杼斋与他商议集资办厂时，曾看着待售厂房的破败景象有些犹豫，于是说：“现在毕竟是欧战时期呀，有太多的不定数。是不是先等等看？”而穆藕初则认为，欧战开始，军服军被之需必将骤增，国内纺织业乘机得以喘息发展。当时是1914年，北洋政府鼓励工商业发展的政策营造了民族工业发展的大环境，所以，穆家两位兄弟共同筹资创办的德大纱厂，历时一年就创出宝塔牌棉纱，在北京商品陈列所举办的质量评比中荣获第一。但遗憾的是，不久直奉军阀混战，此后战事接连不断。位于郑州附近的厚生纱厂旁边经常屯兵架炮，兵匪勒索如长流之水，交通受阻，原料和产品阻塞，致使企业资金周转出现危机。

二是人际内耗。继德大之后创办的厚生纱厂，由于股份合作股大者为王，致使“有势力而无思想之人强塞无用之人”，企业由此陷入人际之累，竞争选才举步维艰。面对混乱状态，穆藕初已经回天乏力了。

为助推工业实体发展，穆藕初曾就劝业银行兴建提出五点思路，一是请各地有关专业人士调查当地工业原料，以备推广工业。地无弃材，达到利用增效之目的。二是调查海关进口货物，以塞漏洞，唤利权之意识。三是调查工业及产品质量，对照进口，发展进口替代品工业。四是邀请专门人才为促进工业发展服务。五是调查毕业于中外各校的工科生及实业界有经验者，作人才流通储备。六是编辑出版《劝工月报》以沟通工业界信息。这五个思路体现的实用的服务，曾经吸引了大量游资。遗憾的是，混乱的政局使这些思路无地生根。

当年，为抵制日本纱商定价霸权，穆藕初与同仁集资兴办了华纱交易所。穆藕初生动地喻之为“人类离不开的水火，一日不可或缺。然而，不甚用之，水可溺，火可焚，其害巨大矣。”为此，穆藕初的梦想立足于四点：“一是确保信息灵通广泛，以便于平准物价。二是确保交易快，以利于辅助事业。三是坚持互利定价原则，以防止外人垄断。四是坚持信用保障，以便于流通现金。”为防水火之患，他进而指出：“交易所的弊病在于，难以管控非商的投机者，因投机而倾家荡产的亦有之。不过，我们坚守诚信，保证了绝大多数商户的利益。当然，交易所弊病治理还要更多仰仗善治国者，比如，政治清明，百业发展，至人人有职业且生计宽裕，投机侥幸之心自泯。予以众望归之吧。”穆藕初的这个梦想尚有待今人继续努力去实现。

第三个致穆藕初于死地的症结是官场的腐败。穆藕初刚正不阿，原本无心官场。但日寇入侵，促使他与上海市民一起成立了临时救济会，并作为四个代表之一，义无返顾地押送物资亲临前线。此后工商、教育、新闻各界代表成立了金融、外交、给养、救济四个组，穆藕初担任了给养组主任，并显示出超常的协调运作能力。此后抗战常态化，孔祥熙请其出山担任农促会主任委员。当时，许多纺织厂被日军炸毁，即使搬迁也一时难以投产，而军需民生都急需棉纱棉布。穆藕初深入乡间，将民间纺纱工艺改良为“七七手纺机”，并在全国各个产棉区迅速推广，缓解了棉纱燃眉之急，但也触动了既得利益者发国难财的美梦。官场内外勾结，穆藕初穷于应付，最终被蒋介石下令查办。穆藕初不久一病不起，临终前，仍对其下属殷殷嘱托，其农业立国的初衷始终不泯。

穆藕初辞世后，社会各界悲声恸地，蒋介石也追颁嘉奖令，但一代王朝覆灭的厄运已轰然而至。

剧本收笔之际我垂首沉思，如果“官员不清正、政府不清廉、政治不清明”不仅令精英人才难以“挺胸做人埋头干事”，而且导致了一个政权的瘫塌！前车之鉴如重音锤胸！我非常希望能得到张黎导演的指导完善剧本，把穆藕初厚重的人生呈现给后人，更重要的是让那些有家国情怀的志士仁人梦想成真。

穆藕初—东西方文化精髓的结合

                                      穆家修

今年是穆藕初（1876-1943）诞辰140周年。穆藕初是一百年前的“老海龟”，又是当年留美学生中的“三老”之一,称得起是 “老老海龟”了。穆藕初早年就是一位勤奋好学的爱国青年，19岁那年的甲午国耻造成了他“心中之痛苦，大有难以言语形容者”，立志为雪耻兴邦而奋进苦学，“求西学之决心于是时始。”穆藕初在留学前己有了当学徒、在花行、海关、学校学监和铁路警务长等岗位上二十年的工作经历。他34岁东渡留学，39岁学成归国后到47岁期间在办纱厂、兴教育、开银行、创华商纱布交易所等诸多方面屡创佳绩，国人曾誉之为国内四大“棉纱巨子”之一。穆藕初在商不仅言商务商，而且关心政治，乐于善举，当时凡涉及雪耻兴邦及公益方面的社会活动，甚至以往少有商人涉足的国民外交领域，也往往会有穆藕初的影子出现。青年毛泽东很早就开始注意他，毛泽东在1923年《新时代》创刊号《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中，称穆藕初是新兴商人派的代表之一。

我是穆藕初的幼子，父亲1943年病逝于重庆时我刚十岁，我对父亲的系统认识是在我退休以后才开始的。二十多年来从收集史料碎片开始到不同版本穆藕初文集、年谱的相继出版，我对父亲的认识在加深！

  这些年来有三个对穆藕初的重要评语给我的印象深刻！

  首先，是在穆藕初生前1925年出版的《中华今代名人传》-《穆藕初传》的最后结尾；“君为人和霭，交友以信，举止正大，见识宏远，中西人士无不乐于相处。噫！如君之才高德备，诚可谓中国第一人物矣。”

  其次的，是在穆藕初1943年病逝重庆时共产党元老董必武送的挽联：“才是万人英，在抗战困难中，多所发明，自出机杼；功宜百代祀，于举世混浊日，独留清白，堪作楷范。”董老认识父亲并有交往。他对穆藕初这位党外人士的盖棺论定如此之高，实属罕见！

  最近的，是《上海学》资深学者熊月之研究员《论穆藕初在近代中国的文化意义》一文的结尾：“穆藕初何许人？二十年前上海滩一位海关小职员，十年前美利坚一名普通留学生，家无父祖余荫，朝无显贵奥援，名亦不见经传，回国后不到十年，忽然跃登全中国大人物之榜，名列工商界领袖前茅。套用一句古语，呜呼！穆藕初可不谓人杰矣哉！可不谓人杰矣哉！”

根据我本人这些年来对父亲的认知，我对上述三个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权威人士对穆藕初的评语是认同的。我想进一步明白：“穆藕初！他为什么能成为穆藕初？”造就穆藕初成为“人杰”的基本和必要条件是什么？

我一直认为穆藕初的留美经历是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为此我在去年八九月间专门赴美去重踏了他的留学路程，收获良多！我认为：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东西方文明的优势互补造就了穆藕初。东方文明的“自强不息” 和“匹夫有责”的担当精神给了他干劲和原动力；西方文明的科学方法论给了他知识和强劲的执行力。两者缺一不可！穆藕初可谓是东西方文化精髓结合的一个样板！

与众不同的留学生涯

穆藕初当年形容自己是“事情样样做过，但是样样不懂。”具有強烈求知欲望的穆藕初采用的是完全开放式的学习方法，他不仅在校内学，还到校外去向社会学；不仅在课堂里向老师学，还住到美国普通人的家庭里去接触民众，学习异国他乡优秀的民俗文化。每年的寒暑假他都有计划，或是去企业做调查、或是去农㘯实习，学习美国先进的企业文化和制度建设。穆藕初在最后一年读研究生时，“英语之流利，可以不加思索随口应付，竟与操华语同。此时余宛然寄身于世外桃源，为留学期内最俯仰自得之一时期。”这不是件容易事，更不是多数留学生能做到的。这为穆藕初能深入窥测美国文化的核心内涵，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从当年穆藕初的英文信函看，其书法之流畅与熟练程度，更令人叹为观止！

抓住机会获取真经

这次我去走访了穆藕初在美留学的威斯康辛大学、伊立诺大学和塔克塞斯德州农工学院三所学校。父亲的《五十自述》近五万字，其中有五分之一是关于他的留学生涯的。这次我带上这本《自述》，边走边读。虽是重读，但触境生情，感悟就深刻多了！

威斯康辛大学校方这次找出了父亲当年亲笔填写的入学申请书，以及成绩单等，外加我这次去做报告的彩色广告页，制成纪念册送给我，至为珍贵！

威斯康辛大学是父亲留美时首读的正规大学，初入美国名牌高校，他感受良多！《自述》中的威斯康辛部分竟占了大学回忆部分的五分之四，内容都十分精彩！穆藕初就读伊立诺大学时取得学士学位、在塔克塞斯德州农工学院读研究生时得农学硕士学位。

穆藕初在学习农学专业知识的同时，得到了西方科学方法论的系统训练。这其中一部分是邏辑推理，一部分是归纳。西方科学是建立在归纳推理和实验的这两个支柱上的，这正是东方文化所缺乏的。中国有六千年的农业历史，可只有农业没有农学。穆对此深有感触，就建立我国实验农学事宜提出了很多具体建议。

大学内的各种专门学会是美国大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穆藕初对此很有兴趣，不仅参加活动，在有的学会里还兼有领导职务，是个活跃分子！参与其中得到的提高与训练更是多方面的！

这次我在伊立诺大学的档案中发现，穆藕初在留学期间还有介绍和宣传东方文化的事迹在：一，他曾在伊立诺大学的一期校刊上发表过一篇题为：《东方的罗米欧与朱丽叶》文章，向西方读者介绍了《西厢记》的故事：二，在一个伊立诺校方教堂举办的《各国的圣经》系列讲座的报道中我看到，其第一讲的题目为《中国的儒教》，报告人是穆藕初。由此，可以看出穆藕初的留学生涯是何等的活跃！正是在这种活跃的学术互动中，彼此了解才会加深，收获才更大！

  泰罗《学理管理法》一书在1911年的出版，第一次把管理上升到了科学理论的高度，科学管理才成为一门专门学问。穆藕初1913年在仔细研读这本著作时，马上明锐地看出了其重要性，称此书是“空前的创作”。 原来穆藕初早在国内工作期间就对管理的重要性有所认识，此时又看到了泰罗科学管理方法的问世之作，他如获至宝的就去费城向泰罗当面求教，并在随后把泰罗的原著翻译成中文。他在引进科学管理的同时并在自己的建厂实践中予以认真的应用。穆藕初慧眼识真经，并从此抓住不放，这帮了他一辈子大忙。

踌躇满志 艰苦创业

父亲早就认准的是实业救国之道。他回国后经调查研究，仅过了三两个月他与胞兄恕再共凑了20万两资金（1+19，藕初的1万两还是借来的），就开始行动了。他们买下了别人半拉子工程的厂房就开干，纱厂取名“德大”。他一面建厂，一面订购设备；一面招工，一面还自办夜校；同时还在德大附近创设了“穆氏植棉试试验场”，开始从事棉质改良工作；而且还在翻译泰勒科学管理原著的同时着手考虑改革旧的管理体制，制定新的厂规厂法。他在“开机前后约计半年，日间督策工作，夜间创制各种报告表格，每日操劳达十四五小时。是时年富力强，且当创造时期，不能不勤奋从事，故乐此不疲也。”德大新事新办且效率极高，投产不数月，其所出之“宝塔”纱，出品之佳，为上海各纱厂之首。第二年更在北京赛会就得列第一，于是穆藕初办理纱厂之名誉大著。之后又复创办“厚生”；“豫丰（郑州）”纱厂；“中华劝工银行”及“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 。 “厚生”在建设中购自国外的三种锭壳在运输途中遭鱼雷袭击损失近半，此飞来之横祸打乱了整个计划。他极力设法予以补救，为应付各事超负荷运作达半年之久。等到开工全厂机轴转动，穆藕初心头的大石头才落了地。回家一睡竟48小时没醒，大病了一场。医生确诊是用脑过度，需要外出静养，方能恢复。否则，一二年后就要成为废人的。父亲当时拼命工作之勇猛可见一斑。他在留学初期也曾因读书用力过猛，导致头昏眼花，胃口锐减，精神疲惫，甚至已到了深恐自己学习难以为继的程度。在他的晚年，据农本局工作人员吴麟鑫说：穆经理“他老先生工作起来的那个干劲，有时就像不要命似的，年轻人要跟上也累！”可见，穆藕初的这种精气神非一时一事之表现，而是他一辈子作风的一种常态！可敬可佩！

科学管理立收奇效

什么是科学管理？穆藕初说：“不论处理什么事情，凡是有条理、有秩序的，都可以说是科学管理。”其核心内涵“即节省时间、精神、物质而已。”“凡有所利，无不力图，凡有所病，无不力除。”“实现无废才，无废材，无废时，无废力。”

穆藕初引进科学管理后，首先应用在他三个现代化纱厂管理实践上，首战告捷，后来居上，一举成名。

在人才培训方面，他在自己的纱厂、植棉场、及花行内自办夜校，亲自参与授课，这实际上是我国职业教育的萌芽。

在改良及推广植棉事业上，他自己先创设了植棉试验场，后又联合金陵大学教授和科研机构专家，由生产方提供资金支持，联合运作，从而把我国棉产改良推广的活动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开创了我囯近代史上产、学、研三结合科研攻关的先河。

抗战事发后，为了粉碎日寇对内地的经济封锁，他放下身段，亲自下乡调查，集群众智慧，发明了土洋结合的简易脚踏“七七纺纱机”。他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最大限度地把后方的农村劳力动员组织起来支持战时经济，以尽可能小的支出，在当时的困难条件下，创出了尽可能大的经济价值。这是科学管理威力的再次张扬！

1939年5月全国生产会议要在陪都重庆召开，他被委以会议秘书长的重任。为此穆藕初做了周密安排布署，为使会议能以“最少的经费，最速的时间，获得最大的效果”，还以行政院名义公布了相应规定若干条。由于会议的准备非常周到细致，会议期间讨论提案达二、三百件之多，会议开得很成功。这是穆藕初对科学管理化裁而妙用之的又一范例。

穆藕初吃透了科学管理的核心内涵，把它融化在了自己的血液中，真正做到了“引伸触类变通，化裁而妙用之，无论个人与家庭，社会与国家，种种事业，参用此项新管理法，无不立收奇效。”黄炎培在重庆追悼会上报告穆藕初生前行状时，所例举先生为人特异的第一点就是“有计划”。抓得很准！

学习西方却不崇洋眉外

穆藕初在不遗余力的学习和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文明时，头脑是很清醒很有分析力的。他不迷信洋人, 更反对全盘西化。

他很明确的告示国人：“中国事业须由中国贤有才者整理之．若外人越俎代谋．定无良果。余深愿我国之办慈善事业者。及借外力而办国事者，及早彻底觉悟也。”

穆藕初提出不适合于科学管理的人有三种：一，自大、二，崇拜外人、三，忌才。他认为，聘用外国人应当有分析，并不是每一个外国人都是值得崇拜的。盲目崇拜外人的人，看见外国人“好！好！”什么都好。这种中国人就不配讲科学管理。

“五四运动”时期，激进派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昆曲、京剧竟也在扫荡之列。此时，蔡元培就把国学大师吴梅请进北大，开昆曲课，提創学生欣赏昆曲；穆藕初则联合曲家、曲友在苏州组织成立了“昆曲传习所”，培养昆曲的接班人。两个人一南一北都在为保存昆曲这个国粹尽心出力。

  自强不息不忘初衷

   穆藕初19岁立下为雪耻兴邦，发奋苦学的志向，27岁“知淘汰之可畏，争存之必要，从自强不息中，锻炼出新吾来。”之后，穆藕初历经创业的成功与挫折，弃商从政，角色在变化但雪耻兴邦自强不息的方向依旧。

  56岁（1931年）穆藕初又手书“自强不息”以自勉。1933年《东方杂志》元旦专栏发起了两个“新年梦想”的征文。穆藕初的“梦”简而言之就是：全国上下必须实行法制。个人想继续研究一门学问…为社会服务，为大众谋幸福。1935年初穆藕初自任主编兼发行人的《交易所周刊》出版发行，该刊就国内和国际的经济热点问题刊发了不少有影响的文章。1937年末穆藕初的又一部重要译著《军火商人》出版发行。该书通过军火商人历史的与现实的活动，揭示新的世界大战威胁已迫在眉睫。穆藕初此时的视野又有了很大的拓展与深化。

   抗战事发后，他主动请缨来做农业推广工作，以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为己任。1938年5月成立的农产促进委员会由一个直属于行政院的部级机构来专门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工作，这在行政体制上是空前的。农促会实际上是做科技中介，工作很辛苦又是在为他人做嫁衣，很有实效，却少油水，别人不想干，穆藕初却干得很起劲！战时就需要这种实干的人。

紧接着，1941年穆藕初又被委任为农本局总经理，以调整后方花纱布之购销供应为任务。花纱布是战时的战略物资，十分紧缺。在前方吃紧，后方紧吃，黑市泛滥的重庆，有人就很想坐上农本局总经理这把交椅。穆藕初当时为平抑棉价作了大量工作，有人说“穆藕初自己不想发财，还不让别人发财。”他因此得罪了一些人，埋下了祸根。

在1942年12月2日召开的全国总动员会议上，穆藕初遭到了他人的诬陷，蒋介石偏听偏信会后手令将穆藕初“撤职查办”，此令见报后曾轰动一时。穆藕初自知没做错事，心态坦然！次日经农本局陈述真相并提出申诉后，当局不再“查办”，但“撤职”仍照旧。据农本局倪某云：穆先生当日回来说：“翁文灏这个人不上路，不出来说一句实话。”又说“做不做官无所谓，农产促进会有关农业推广，这个职务我要做到死。”再往后就再没听过穆藕初提及此事！这次我去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查阅了“蒋介石日记”，蒋介石对此事不仅有记载，还有反省，更有“平反”！12月5日日记中有一段：“动员会组织庞大空虚，贺贵严主持无方，对之愤怒无已，疾色历色令人难堪，是修养不足故！急切偏激，不能容忍稍耐，何以治人耶！对穆湘玥查办事，亦操之过急也！”蒋已在反省自己。到12月23日日记中有一句：“…。五，代慰穆藕初。六，…。”此意不就是等于給“平反”了吗！这“平反”来得如此之快！实属意外！穆藕初在遭此大冤之后不久，紧接着就出现如此重大的转折，穆藕初不仅没有对外宣扬，而且连自己的亲人也未被告知，这是一种怎样的心态在支配着他，发人深思！可能的解释是：穆藕初把个人的荣辱事看得很淡，不忘初衷的他还有更多的大事要做呢！

事发以后没出三个月穆藕初病了，确诊是肠癌。我母亲携家麟兄与伯华兄分别由上海途径宝鸡入川，父亲最后二个多月是在亲人的护理下度过的。癌症的治疗过程，特别还开了人工肛门，是很痛苦的！但父亲很坚强而且乐观！他人在病房，关心的还是事业和工作。想战后如何恢复棉业，想光复后在上海再办教育与昆曲小剧场等。甚至在友人去探视时还谈笑风生以诗相赠。病中还不忘教育儿子，给家麟兄讲国学和检查英语朗读水平。8月6日秘书陪英国李约瑟博士来访，李约瑟希望穆先生病愈后赴英国游历，以促进中英经济合作。穆藕初紧接着就叮嘱秘书：“我一定要到英国去。你一定要帮我忙！”情真意切！穆藕初临终留给家人的遗言：“不要灰心！”还在勉励家人要“自强不息”。

穆藕初认为：人生在世，不在索取，而在奉献！作为一名战士，穆藕初献出了他的一生，他走得很踏实很坦然！如果说有什么遗憾？作为一名战士，他没有眼见倭寇的投降，没有等到胜利时刻的来临，壮志未酬是他的唯一遗憾！

   穆藕初可贵的是他那自强不息的精气神；和以科学管理为指导的卓越执行力。他不做无谓的重复劳动，步步超越，处处创新，是东西方文明精髓的结合造就了一代“人杰”的样板, 从而给后人以无限的遐想与启发。

    生病时看片成为了一种习惯。昨儿，当昏沉了一个白天后，晚上再也不想就这么无聊睡去。打开抽屉、翻出影碟，我找出了2010年荣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电影-《谜一样的双眼》。画面由一个梦开始，有些支离破碎、有点恍惚和凄凉，但，好美。。。这不正是我喜欢的电影风格和类型吗？我知道，这一晚，可以踏实度过了。

    以下小文来自时光网，是署名祖伊-皮特的一篇影评。文章准确、客观，很符合我对影片内容的理解与感受。想要补充表明的是，就剧本而言，这并不是一部大题材电影作品，但阿根廷导演胡安·何塞·坎帕内利亚却偏偏用唯美的构图和一个个精心设计的桥段，以及耐人寻味的台词将其打造成了一部大片。

    胡安导演的做法再次证明：小事成就大事看态度，细节成就完美靠功夫。

                                                                           ---赵虹RAINBOW

《谜一样的双眼》：时间牢笼里的怕和爱

二十世纪70年代，恐怖统治下的阿根廷，司法公正和无辜生命被视若草芥。无辜女子遭奸杀，警员遭残忍报复，真凶却在政府的包庇下逍遥法外。25年来，这个案子一直是法院职员埃斯波西托心头挥之不去的阴霾，他准备再度追查。阴森的历史时期，无法释怀的情感，尘封多年的罪案，一场穿插在爱情和悬疑之间的回忆重现了生命的许多极端状态，真相却始终虚实难辨。这一切让《谜一样的双眼》成了一部看起来很复杂的电影，有些令人望而却步。 
    事实上并非如此，《谜一样的双眼》应该算是近年来难得一部“雅俗共赏”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影片剧本改编自阿根廷作家艾德瓦尔多-萨切利的小说《他们眼中的质问》，剧情厚实丰满，寓意深刻。导演胡安-何塞-坎帕内利亚借用了好莱坞悬疑片框架，将闪回叙事和艺术表达结合得恰到好处。影片对白则设计巧妙，处处暗藏深意，足够精彩。
    与原著小说对罪案和历史的着重不同，电影将故事重心放在了埃斯波西托和法官伊林“叫人无法忘记的爱情”的主题上，以埃斯波西托的小说写作对往事进行了往复回环的追忆。虽然影片的情绪始终围绕在埃斯波西托微妙的爱情左右，但笔者从中感受到的更多却是比爱情更纠缠人生的一种东西，时间。
    25年来，埃斯波西托一直对旧案耿耿于怀，不只是因为他对正义的坚持，还因为他怎么也放不下那份没有勇气开口的爱。25年前，受害人的丈夫莫拉雷斯每日执着地守在火车站寻找凶手，埃斯波西托对伊林说：“他爱的如此之深，妻子的死令他举足不前，如同被困在了时间的牢笼里。”这也正是埃斯波西托对自己情感的暗喻。退休之后，他希望用写作摆脱回忆，却迟迟无法下笔。噩梦中，他在便笺纸上写下：“TEMO(怕)”。正义的失落，死去的朋友，懦弱的爱，这一切都是埃斯波西托的“怕”，因为怕，他才苦苦纠缠于过去。
    埃斯波西托终于在偏远的小镇找到了莫拉雷斯，莫拉雷斯告诉他，他在多年前就杀死了凶手戈麦斯。埃斯波西托却发现，戈麦斯并没有死，而是遭到了比死亡更可怕的报复：空虚。莫拉雷斯深深地明白，失去爱人后的空洞人生是如何难熬。因此，他才能想到如何用时间的残酷来折磨仇人，用复仇填补余生。然而，究竟是谁囚禁了谁？莫拉雷斯对妻子的挚爱早已在遭遇横祸之时变成了无法摆脱的“怕”。他用时间来报复凶手，自己却永远被囚在了时间的牢笼。
    解开了谜团，埃斯波西托也终于明白，回忆中永远会存在些只能用想象来填补的空白，即使是“怕”，也要面对。他终于第一次到好友的墓前放了一束花，并在那张写着“TEMO(怕)”纸条上加了一个“A”，向伊林说出那句迟到了多年的话：“TEAMO（我爱你）”。 埃斯波西托用来写作的正是25年前伊林送他的那台缺少了“A”键的打字机。然而，这个字母不仅仅是爱与勇气的象征，它还有着更深层次的寓意。
    影片中剔除了原著中过多的政治惊悚情节，但却特意以电视新闻的伪纪录形式将故事嵌入了历史事件之中。受害人尸骨未寒，凶手却在电视上面带自豪地接受总统的褒扬。这不仅仅是对黑白颠倒的反讽，更是某种程度上对历史的写实。
    对于一个伤痕累累的国家来说，时间的牢笼就是那些多年来无法抚平的历史伤口。三十多年前，阿根廷发生了被称作“肮脏战争”的军人政变，无数不同政见者及无辜群众惨遭暗杀、绑架和囚禁，军人政府在执政期间屠杀了三万多人。这段血色历史在阿根廷人民心中留下了难以抚平的伤痛。直到近些年，阿根廷政府才开始渐渐正视这段历史，审理和判决相关罪犯，对受难人民进行哀悼。 
    不正该如此吗？面对不堪回首的过去，逃避和掩盖只能让伤害更深。个人如此，国家亦然。或许，转向温和的结尾让《谜一样的双眼》没能摆脱俗套。但我们不能不感谢导演留下的这点希望。因为，不管个人还是国家——尤其是某些对历史伤痕刻意掩盖的国家，同过去和解都是最好的选择。

                                                               图/网络 文/祖伊-皮特

内蒙古访民被发怒截访者捅死 其子接力上访

2015-03-22 23:32

来源：长江商报 评论 0

发自内蒙古赤峰

被逼急的截访者，被杀死的上访者，宝贵的生命在信访拉锯战中陨落。

35岁的孙伟东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接了父亲的“班”，这令他很无奈，时刻盼望着能够解脱出来，过上正常的生活。他现在是一名上访者，在他成为上访者之前，他的父亲孙国发也是一位上访者，不同的是，他的父亲是为了他的姐姐，而他是为了他的父亲。

在这一场上访接力中，接力棒是孙国发的命——因为扬言上访，他惨死在截访者刘景富的刀下。刘景富也因此失去自由。2012年12月3日凌晨，截访者刘景富之所以行凶，就是被上访者孙国发逼“疯”了。

这是一起有关信访和截访之间角力的典型案件，故事发生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十三敖包镇解放村。长江商报记者来到案发地，了解事情始末。

A

父子俩的上访接力

孙伟东肢体不健全，属二等残疾，生活勉强自理。在没有成为上访者之前，他在辽宁沈阳的妹妹家做点零工，每月有一千多的收入。现在他想回家，但家里连房子都没有。孙国发的遗体还躺在殡仪馆里，他不敢去看，因为殡仪馆的保管费他还一直拖欠着。为了上访，借了十几万的外债，现在也不知道如何偿还。

孙国发的遗体被发现是在2013年4月13日，被发现时身上有40多处刀伤，两天后，法医在为孙国发的尸体进行鉴定时，孙伟东和他的叔叔孙国树以及姐夫杨国生都在场。他们听现场的法医说，刀伤是由两把刀子造成的，且至少应该为两个人所为。此后侦查一直没有结果，于是孙伟东步上父亲的后尘，2013年7月，他觉得公安局的刑侦大队一直在推诿不办事，就去上访。侦查结束旁听法院审判时，孙伟东听见公诉机关在陈述法医鉴定的结果时提到，孙国发身体上的刀伤为一把刀所为，凶手就是村主任刘景富。这和孙伟东他们在法医鉴定时听到的结果又有出入，于是，孙伟东又接着上访。

刑事判决结束后，孙家人又上诉申请民事赔偿，被法院裁定驳回，由此，孙伟东的上访理由又多了一个。

孙伟东接力父亲上访，这并不是孙国发所希望的结果，在此前16年的上访过程中，他从不让自己的儿女参与，所有的材料基本都是自己在本子上写出来，字迹歪歪扭扭，有很多错别字。上访的遭遇也基本不和孙伟东说，他很心疼这个身有残疾的儿子，在他以往的上访材料中多次提及，因为自己上访让孙伟东工作无着，很少能够照顾儿子，妻子也因此抑郁而终。

孙伟东说，自从他的母亲死后，孙国发几乎成了职业上访者。他的目的很简单，为大女儿孙东云讨个公道。1995年6月孙东云在生产时被送到巴林左旗旗医院，生产时医院直接给孙东云做了结扎手术。出院后孙东云在婆家受到冷遇，离婚后致精神出现异常。孙国发觉得，医院不能在未征得家属同意的情况下给孙东云做结扎手术。如果没有这些事情，孙东云不会离婚，也不会精神崩溃。为此，孙国发一纸诉状将巴林左旗旗医院告上法庭。

B

被“逼疯”的截访人

解放村分为上下两村，同住上村的刘景富和孙国发关系一直很好。2009年，刘景富当选村主任后，他们的关系依旧很好，但已经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孙国发还是上访者，是巴林左旗以及十三敖包镇的重点盯防对象。

按照判决书中刘景富的供述：他负责孙国发的稳控工作有四年了。2012年12月2日，十三敖包镇镇政府的副书记许强给他打电话，让他到赤峰接上访人员莫永江和张凤云夫妇。因为孙国发和莫永江关系很好，他就将孙国发拉上想让孙帮助他把莫永江夫妇劝回来。

莫永江和孙国发一样，也是老上访户，他的女儿五个月时被姐姐强行抱走送人，后来派出所又给他的女儿出了一个户口，这导致莫永江一直未能如愿将女儿接回身边。

为此他已经上访了18年，因为同病相怜，莫永江和孙国发很谈得来。据莫永江回忆，2012年12月2日，他和妻子到达赤峰后，接到了孙国发的电话，孙在电话中表示要和莫永江一起上访。孙国发劝莫永江和他们回去，被莫永江拒绝，只同意自己的妻子张凤云和他们一起走。孙国发临行前告诉莫永江在赤峰等他两天，他们一起去北京。

莫永江在赤峰等了孙国发两天。他给孙国发打电话，孙的电话已经停机，莫永江又给孙国发的手机充了20元的话费，孙的电话关机。后来孙国发的弟弟孙国树找到莫永江，莫永江此时才知道孙国发失踪了。

根据判决书，刘景富、孙国发和张凤云到林东镇后，刘景富打车让张凤云回到解放村，他和孙国发到“天骄把肉城”与另外几人喝酒。晚上10点多钟他和孙国发开车走了，在路上，孙国发吐到了刘景富的车上。凌晨5点钟左右，孙国发醒了，刘景富埋怨孙国发吐到他车里了，二人就此争吵起来。后来孙国发说第二天要去找莫永江一同上访，这彻底激怒了刘景富。

根据刘景富的供述以及他妻子的证言，因为孙国发要上访刘景富整天跟着他，连自己父亲病了都没时间照顾，而回家照顾父亲的几天也要把孙国发带回自己家去住。听到孙国发扬言再去上访，刘景富越想越生气，就去办公室拿了一把水果刀，在孙国发腹部捅过一刀之后便失去理智。孙国发死亡后，刘景富将尸体藏匿。而后，面对孙家人上门询问孙国发的去向时，刘景富的答复是：“政府给孙国发租了一个楼房，好吃好喝地供着呢。”孙伟东介绍说，他们去镇政府要人也得到了同样的答复。

这一谎言直到2013年4月25日孙国发的尸体被找到，刘景富案发。

C

截访和信访的拉锯战

孙伟东不厌其烦地一次次诉说着他经历的或者他从别处听来的有关父亲的上访遭遇。而长江商报记者也从孙伟东带来的一堆凌乱的材料里发现了孙国发曾经被拘留的通知书以及入住赤峰市安定医院的病例。

据2011年4月的一份病例显示，孙国发被赤峰市安定医院诊断为高血压和偏执性精神障碍。陪同人员是曹国生，并做了病情陈述。按照孙伟东的说法，孙国发是因为上访被政府强行送进了精神病院，且不止一次。

在入院记录中的“重要精神症状描述或问答实录”中，透露出孙国发的不情愿：“让自己住精神病医院觉得很无奈，表示配合住院”。曹国生是巴林左旗政法委法学会秘书长，主要工作是协助负责涉法涉诉信访工作和执法督察工作。他在电话中否认了将孙国发关进精神病院的事情，也否认自己曾经陪同孙国发去赤峰市安定医院。他告诉长江商报：“是孙国发自己觉得自己有病了，想去医院检查检查，镇政府才有人带他去精神病院检查。”

但此说法也被十三敖包镇党委书记许强否认了，他告诉长江商报：“镇政府从来没有人带孙国发去精神病院。”同时被曹国生和许强否认的还有刘景富的身份问题。在判决书中，刘景富自称是政府的“维稳人员”，其妻子也证实此事。就是因为这一特殊身份，才导致和上访者孙国发之间的冲突。

曹国生告诉长江商报记者：“只是有时候镇政府委托刘景富看看孙国发是否在村里，不在村里要及时向党委政府报告，因为同村，孙国发出去上访，他去接一下比较方便。”而对于孙国发曾经被关养老院一事，曹国生的解释是：“只是找个地方给孙国发做解释工作，陪孙国发聊聊天，做好疏导工作，让孙国发住养老院只是一种教育方式，属于临时帮教。”

曹国生介绍说：“孙国发持续不断地上访的确给当地政府带来很大的压力，我们不仅要照顾孙国发的日常生活，还要带他去看病。这些年，我们对待孙国发像对待家人一样，有时带他吃顿饺子，到哪个信访干部家或者是政法干部家说没吃的了，那都没得说。吃的用的，谁跟谁出。对待孙国发的问题上我们问心无愧，我相信刘景富也问心无愧，在孙国发身上没少费心，花钱。”

“上访户的生活如果都这么好，那大家都去上访好了。谁家没遇到过不顺心的事儿，不是万不得已，谁愿意走这条路呢？”孙伟东激动地告诉长江商报记者。

现实的问题摆在眼前，孙伟东还要继续生活。但巨大的生活压力却让他无以为继。在2014年3月26日的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中，有关民事赔偿部分的判决金额是23526元。孙家人认为赔偿金额太低，随后提起上诉。2014年7月8日，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我父亲的尸体还未火化，两万多的丧葬费也远远不能解决问题。我奶奶已经82岁了，虽然住在叔叔家，但我爸同样也有赡养义务。我真的要在我爸这条路上走下去吗？”孙伟东问记者。

我父亲的尸体还未火化，两万多的丧葬费也远远不能解决问题。我奶奶已经82岁了，虽然住在叔叔家，但我爸同样也有赡养义务。我真的要在我爸这条路上走下去吗？——孙伟东

地方政府有哪些常用截访手段

黑监狱：据南方都市报此前报道，北京安元鼎保安公司在北京设立多处“黑监狱”，与地方政府签协议并收取佣金，关押、押送一些上访者少则收取数千、多则收取数万元的劳务费，并在看押、押送期间多次殴打上访者。

劳教：据媒体此前报道，时任江西万载县委书记陈晓平曾口曝雷语：“我们县委书记不拆迁，你们知识分子吃什么？”陈晓平还称，“今后凡是到北京非正常上访的，第一次训诫谈话并罚款；第二次拘留；第三次劳教。并且在集中整治活动中，对早有劣迹、确定了犯罪事实的少数违法分子要及时抓捕归案，强力震慑，以儆效尤。”

精神病院：中国青年报报道，从1997年开始，河南漯河农民徐林东和残疾人邻居张桂枝从当地乡镇政府逐级上访到北京。2003年10月，大刘乡政府从北京把徐林东抓回漯河，并将他送进了驻马店市精神病院。徐林东称，被关6年多，被捆绑50次，被电击55次，两度逃跑，几度自杀。2010年4月底，“徐林东事件”被媒体曝光，伪造了徐林东入住精神病院所需有关证明的几位政府工作人员被免职。最终，徐林东也走出他住了六年半的精神病院。（腾讯新闻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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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居住的小区，来了一只流浪猫。

是一只小小的狸花，刚成年的样子，毛色闪亮，似乎刚被抛弃。他见到人很亲，会追着你蹭你的腿，拦在你的前面故意挡你的路，主动躺在地上，露出肚皮表示臣服和友好，并不完全是为了讨吃的，因为就算你不理他走开，他也会追在你身后很远，直到看到你不回头的背影，绝望地放弃。我想，他很想被人收留，很想回到有铲屎官有房子住的生活中去，那是他熟悉的生活，然而，却再也回不去了。并没有人领养他。

过了几个月，我又遇见他。可以看出，他的流浪生活不怎么美好，毛色暗淡很多，乱蓬蓬，有点脏。但是，看到我，他仿佛还认得，会主动走过来，但是却不敢靠前。我当时并没带什么吃的东西，就越过他，朝大门口走去，可是，他并不想放弃这个机会，像从前一样，他跑过来蹭我的腿，却不像从前一样亮肚皮给我看，而是快速弹跳开，似乎在提防，可是我并没有做出什么可怕动作啊！我心里有些不安。见他又凑过来，一副想靠近又不太敢的样子，我明白了，他一定是在流浪的生活中被人伤害过，欺负过，他不确定我会不会伤害他。

我蹲下身，用手摸他的头，表示我的友好，他很开心地用头顶我的手，可是接下来，却张开嘴咬了我一口。

我从来不知道猫会咬人，看着微微渗出血迹的手，愤怒的血液涌上头。狸花跳着跑开了，看来他知道做错事。而我比他更加无助，慌乱打开手机地图，寻找疾控中心的地址，虽然伤并不严重，但恐惧主导了一切。

五次注射狂犬疫苗，五次高烧，我对狸花的愤怒在高烧中慢慢消退，他咬我可能只是自保式条件反射，一定不清楚这一口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靠近流浪猫，就算是投食，也都是小心翼翼，绝对不敢用手摸他们，虽然很多猫咪看起来温顺可爱，可是，我再也不敢冒险。生活还在继续，我还在遇到各种流浪猫，然而，却永远地失去了接触流浪猫的勇气。

时光在流逝，生活在继续，各种各样的人和事迎面而来，他们中的一些，和这只狸花一样，轻而易举地伤害了我，不是在我的手上，而是在我的心上，留下一道道愈合后难看的伤疤，不敢回首，不敢碰触，成了生活的常态。一路走来，我的勇气被蚕食，正在变成另一个狸花，遇到想走近的人和事，我变得像狸花一样慌乱，不知道是该友好相待，还是狠狠地咬上一口保证安全。慌乱中挥起的大棒，以为能保护自己，可是却打痛了自己，也打痛了对方。

流浪让狸花失去我，生活让我失去了几乎整个人类世界。最近喜欢上ED sheeran 的歌，音乐歌词之美妙另论，ED展示给世界的是一个完整的，没有受过伤害的心灵，美好，简单，炫目，勇敢，无畏。然而，我不相信他在生活中没有受过伤害，只好奇他是如何治愈自己，保持心灵的完整，就像没受过伤害一样，这是一种能力。

人生在世，猫生在世，伤害不可避免，有多少人和狸花一样，对这个世界分辨不清，不小心伤害到别人，有多少人和我一样，添了一只被猫咬过的手，从此不敢碰触生活。有人说只有孩童敢拥抱世界，不幸的是，没有人能留在孩童时期，to be or not to be，是就此防备生活，还是伸出被猫咬过的手，以求不枉此生？

在拿出勇气之前，我这只被猫咬过的手需要治疗，不同的人治疗自己的方式不同，有人用糊涂，有人用遗忘，有人用偏见，有人用时间，而我是最顽固的那种，用什么药都不起效。我只能冒险了，冒着再次被咬的危险，朝着再次被咬的恐惧迎面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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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家朱复痛斥对昆曲胡乱“创新”是一种造罪

发信站: 北大未名站 (2010年10月14日20:26:35)
本文刊于【读品】101辑
采访人：陈华，北京电影学院
2008年3月7日下午

     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我们北京昆曲研习社唱过《牡丹亭?游园惊梦》、《紫钗记?折柳阳关》、《南柯记?瑶台》、《邯郸记?扫花》，临川四梦四个折子，可惜现在唱不了了，现在的《扫花》，欧阳启名能唱何仙姑，可是吕洞宾没人了。当初是樊书培唱吕洞宾，那是真向俞振飞学过呀，大冠生那段北白念的实在棒，可惜现在没人了。北昆也不会，谁也不会。
     霸县，现在叫霸州了吧，邱惠亭去世于1987年。做《戏曲志》、《戏曲音乐集成》那会我去访问过，还在邱惠亭家住了一宿。当时编《戏曲志》的时候还编写了20本《河北戏曲资料汇编》，当时发了一些，等编辑完了《戏曲志》，任务完了，编辑组也解散了，这些书认为没用了，整个一屋子的《汇编》都拉造纸厂当废纸卖了。现在再想去买也买不到了。
    没当烂纸卖之前，我给台湾大学的洪惟助找了一部，给写《昆剧发展史》的刘致中找了一部，我自己也不见得全。这个资料特别珍贵，不过要甄别，错字，真实的、不真实的都收到里面了。全信也不行。这里面重点是第六辑，整个是昆弋专号，第六辑出的时候胡忌去美国了，没在国内，他没有。当时我就送了张允和一本。日后过了十多年，胡忌住到张老师家，在书架上见这本书一翻，大惊，喊：“二姐，这书一定得给我！这书一定得给我！”胡忌懂，知道能从这里抠出好些东西来。
    你们个人去霸州乡间没什么用呀，你去聊聊，人家倒是很受鼓舞的，可是你既没后台，又没力量，让人家空欢喜一趟，还盼着你回去有什么信呢，可是也等不来信，很失落。所以我就不敢再去了，去了人家那么热情，摆上一桌子饭招待你吃喝，逢人就说这是北京来的朱先生……可是你什么也替他们做不了呀！人家还指望着你呢，你能怎么办？
     上回侯满意和侯占山八八年到北京来过一趟，找过我，说在本村想成立一个昆曲学校，办个昆曲班，申请中央支持。那天晚上正好北昆在北大有场演出，我带他们先看戏去。看完戏我问他们，你们来了写材料了么？他们说没写。我琢磨他们要见中央首长肯定得弄个材料呀，要不谁听他们空口说，不能没个东西。我就让他们把情况仔细地说一遍，连夜写材料，一式三份。给他们自己一份，我带上一份，第二天上文化部找俞林，当时他是文化部艺术局的局长，北大念书时候是业余曲社出来的，特别支持昆曲。等他们开会休息的时候，赶紧把材料递交上去，并且简单说了一下情况。后来我就不知道了，如果有回信俞林应该直接联系他们吧。
     后来他们确实是办了一个昆曲班，教了点学生，在苏州的《昆曲通讯》上登过消息，后来也就消散了。
     王疙瘩还有人能演能唱？王庄子衰退得比较早，能唱两段就不错了。原来能唱，年轻的都出去做买卖，跑到外头不务农了，进城打工也攒不起来了……邱双民都死了？那真是完了，去年有报纸报导过他。现在真是，没人关心这个，谁在乎呀。
     戏曲频道播过一个专题片，《昆曲在北方》还采访过侯占山呢，那是事先安排好的，记者迎面跟一个老乡说：“会唱昆曲么？”侯占山扮演的老乡说，会呀，两手泥站着就唱，那是事先安排的。现在农村里你问八个都不会。
     北方昆曲剧院成立时候，这拨人没跟着上北昆，要不也算是个专业演员。没来，这样就在家务农了。有的北昆也没全要。侯长治、侯新英、侯广有，这和他们是一拨，唱武丑的王卷死了。侯少奎比他们晚，北京市长大的。后来还考美术学院。和他们不是一起的。
      国家给北昆定的昆曲遗产传人是杨凤一，这就完蛋了，杨凤一的昆曲究竟会几出？演过几出？糟蹋了多少出？搞邪魔歪道多少出？咱们查查摆出来！你亲手扼杀了多少出？！你也配当这个“传人”！
     北昆不是在传承，而是在不断地扼杀，非常严重。你怎么办？愣是把老的给废了，重新启动新的，录了像，电视老放，告诉大家说这就是昆曲！完蛋了，《百花记》不是完了么。一个新编的《百花公主》就把老的毁了。侯长治他们两口子生气也没辙，人家掌权，而且上边文化干部个个都走得通，你有什么办法？
     胜芳县有个滩里，那是陶小庭去世的地方。和霸县是一回事。张卫东老去那边。京南东路这是一支，深州、武邑、饶阳、安平、祁州、博野、蠡县，深武饶安祁博蠡……还有个霸宝文大固应东（霸州、小宝地、文安、火城、固安、应县、东安），这是一条线，中间是白洋淀、保定，连着河西村都算上，安新中心，往北有雄县，西面有安国、平山，深县，可能现在也没人了，吴新雷90年代后期去过，还有些老人跟他合着照过相。那是前十年了，曲社的王纪英上过王庄子，见过邱双民。我是87年左右去过的，后来我也没去，也没条件，也知道那里不行了，人都死完了……他们那些东西是北方昆弋最末梢的余波了。他们没了，北方昆弋也就彻底没了。
    现在研究这个，恐怕得主要看文献资料了。去年还有人找侯长治录音、访谈呢，访谈完了也就扔了，一个女生很有兴趣，弄这个弄那个，弄完了结果去美国结婚定居了……再也没人弄了。
    这些戏现在哪找去？北昆成立以后，好几百出根本就没动过，就白白扔了。根本没有传承下来。建院的时候统计过，北昆老人们身上一共有六百六十出，可是那个也不全，还有好多戏都根本没写上，“反动封建”的不敢写。这些是他们的剧目。可是，演了百分之五没有？这都难说。
     这里面白云生有私心，自己整理出的好些东西，哗啦都写上去，其实没准三十年代就演过一回，演过两遍，也没什么寿命的。霞笺记几十出，伏虎韬哗啦一大片，当时跟韩世昌也没唱过几遍。这个表也有水分。可能侯玉山当时都不在场，就这么几个人一捏，攒出来的。
     一直到1979北昆剧院恢复之后，还犯这毛病，把有些戏愣往传统里塞。庆祝辛亥革命70周年的时候，1981年，北昆排了一出戏，叫《共和之剑》！蔡锷和小凤仙的故事，丛兆桓演蔡锷，洪雪飞演小凤仙，在军区总医院礼堂演，纪念日那天招待发票演了一场，然后说还要连演三天，结果头天上午剧院打电话来了：“您还连演三天？这总共才卖了两张票。你们赶紧再组织点人……”丛兆桓于是去医院开了个病假条，剧团贴：“因主要演员患病，三天停演。请观众退票”这两张票退了就完事了，打这起这戏就收了。你说这戏有寿命么？
    但是编辑《中国戏曲志》北昆卷的时候，有一度丛兆桓当组长，讨论昆曲入卷的剧目，你组长要是说入哪个，其他人还好意思说不入么？快讨论到这了，还差三戏，我躲出去了，上厕所咱不言语。结果我回来一看，他和时弢吵起来了，面红耳赤，时弢说什么戏你也往里搁！丛兆桓拎着脸盆就出去了，时弢出去还指着他骂……
     到了前几年的时候，全国政协出版了一个昆剧经典剧目曲谱大成，出了一大部，解放后全国所有昆剧团的新编戏全都放里面，成为了昆剧正统剧目。北昆这个高兴：我们真得感谢你们呀，我们当时排那个戏撂下没演，心里老是不服这口气，你们把他们都归了正了，都当经典了，太好了！我们支持你们…………
     这些什么呀！王守泰说得好，《十五贯》之后，一出成功的都没有！那都不叫昆曲。结果全国政协全给归了正了，说这玩意是经典剧目，都是什么东西！
    《共和之剑》收在里面啦，剧本曲谱化妆剧照，全有，这会如愿以偿了！这都什么玩意，政协有俩钱不弄点正经东西，你把这些玩意花钱给出了，多蹩脚！咱们也没法管，不知道真懂假懂。现在也是残灯破庙了。北昆现在的剧目还在不断地失传。当权的无关痛痒，掌握命脉的无关痛痒。你们都没了才好呢，我活得挺好！你们都没了，我越活越好。侯长治想弄全本《安天会》，全本《宁武关》，根本找不到人演，那天王好花脸得唱多少唱，那么大的唱现在没人唱得下来。
     北昆最缺花脸，到现在还得让周万江顶着唱去。人家心脏都搭了桥了，安了支架了。没有人呀，年轻的全跑了。
    艺术研究院录过高腔，你查的目录里有这个东西。傅雪漪也用过。文化革命前，杨荫浏录过，文化革命后傅雪漪也录过些东西。找侯建亭、马祥麟录过几次。艺术研究院的东西拿出来很难，能有个目录也就不错了。最可惜的，傅雪漪找侯建亭录《女中杰》，杨六郎出关遥祭，那高腔，结果侯建亭日子多了，有两句词忘了。知道怎么唱，但是没词，那就先这么空着。傅雪漪回去就找资料，查词。找了好久终于把这词找到了。傅雪漪拿着这个词一推门，说侯老我给你送这个词来了……死了。侯建亭死了。
     那两句词就搁那了，再也没录上。
     那是七七、七八、七九年的时候，抢救都已经时乎不待了。这已经没法抢救了。
    七六年地震，七二六地震完了，十一月还晃了一下，有比较大的震感。大伙回屋里住了，结果又跑到地震棚里了。那阵子韩世昌在龙潭湖那边住，家里准备了个棚，又住到棚里了。就是个地窖窝棚，那个时候我去看过他，他有个蝈蝈罐，里面养了两个蝈蝈，他说： “我就听这个解解闷吧。”突然又说：“前两天马彦祥找我来着，跟我扫听着，说咱们北方的高腔现在要是再恢复还来得及么？我说这个高腔我小时候倒是学过，不过会的不多，玉山也会，祥麟晚，学的没多少。不过高腔得有这个鼓啊，没鼓不成，建亭还在，我们几个人凑合凑合也许还行。马彦祥听我这么一说，说回去研究研究，过两天还上我这来！” 
    马彦祥是以前北京文化局副局长，说完了俩礼拜之后，韩世昌心脏病，死了。再过俩月，侯建亭，死了。再过三年，马彦祥，死了。还怎么继承？都死绝了。
    那是我最后听韩世昌说的话，那真是眼里充满了希望，那么大人物，文化局长来了，追到地震棚里问北方高腔这个事情，真想弄弄，死了。真是时乎不待……
    陶小庭也会不少。文革前北昆解散的时候他算退职，给了一笔钱，没工作了。连公费医疗都没有，算“退职”，他就稀里糊涂地同意了。文革结束北昆恢复成立，他又找过来了，可是北昆说你和我们这一点关系都没有。你算是退职。当时82年办学员班，学员班缺一个看宿舍、管钥匙、打扫卫生的，你想来就干这个吧。就这样，陶小庭以工友的名义进的北昆，算临时工。可是陶小亭在这教了不少东西，陶小庭一肚子的戏，聪明的孩子，像张卫东、周万江，都追着陶小庭学。学了不少。可是剧院给陶小庭定的是，你来了就许你看着摊打扫卫生，不许你演戏。别问为什么，为什么说不出来，就是不许你演！最孙子最讨厌，你说说这叫什么事。
     北京艺术研究所给侯玉山录像，一出是《通天犀?座山》，一出是《西川图?三闯》，张飞负荆，还有一出是《南西厢?惠明下书》。其中《惠明下书》侯玉山演的惠明和老和尚有对口戏，必须配合得非常紧密，结果演戏的时候演员和侯玉山配合不上，不跟劲，再来一遍，还是不行。侯玉山非常生气，说：“我刚上来劲儿结果就被你耽误下去了，这个老和尚必须得小庭不成，要不演不了！急死我了！”。
     没辙了，只能让陶小庭上，《通天犀》小亭扮程老学，《三闯》小亭扮关公，根本就没对过戏，两个人一配合，严丝合缝。录像的任务很顺利地解决了。但是北昆就是不许小庭演出，多少营业戏都没有小庭的事。
等学员班快毕业的时候，北京昆曲研习社好心，邀请陶小庭演一场《训子》。不抢侯少奎的《刀会》，我们唱《训子》。那次是研习社的专场，陶小庭的《训子》安排在大轴子上。都唱完了，北大教授齐良骥，研究希腊罗马文学的那个，出来就跟我嚷，多好的戏!多好的人！怎么不让他唱？我说，你跟我们说也没用，研习社能让他唱多少回？你去找北昆说去吧！
    北昆听说陶小庭在外面唱戏，恼了。解除合同，让他第二天就走人。这都什么事？你知道遗产在谁身上么！愣让走人了。多可恨，这些人都是历史的罪人，写北昆史动不动就辉煌的五十年？这都是你们造的罪，将来都要写上去！你们毁了多少东西，都是谁毁的，都得追出来！干什么了？
    庆祝北昆五十年轰轰烈烈的，弄完了，有人在院里面贴小字报，说你们对北昆老艺人太不尊重了，北昆老人还没死绝呢，你们连通知都不通知。没我们有你们么？你们什么时候来的？
   小庭被北昆赶走，后来就回了胜芳滩里老家。张卫东追到小庭家去学，有时候在单位请两天假，去廊坊胜芳。因为这个事情小庭心里窝了一口气，中风不能说话了。张卫东去看他，他指着自己就是说不出来，这下也完了，一肚子东西就没了。
    唉，都让他们给毁了……北昆把残存的这点力量也消灭殆尽。你说这叫干什么？87年在戒台寺办过一次传承，请侯玉山、马祥麟、王鹏云等老人过去传几出戏。侯玉山给说了一出《千金记?别姬》，回来之后在北昆剧院响排了一次，响排的时候还是原来样子，可是这时候有人站出来，说：“这戏哪成，咱们得改”，稀里哗啦地就给改了！
    等正式演出的时候，侯玉山一看，全不是那么回事了，结果给气病了，住进了友谊医院。我去看他，对他说：“您别生气，他们爱怎么改就让他们改去，纸笔千年会说话。您把您的这出戏的特点体会细节怎么弄都记录下来，咱们整理一篇文章，甭管怎么改，正根是在您这呢”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登在《戏曲艺术》上。
     庆祝侯玉山寿辰的研讨会上，我念了这个稿子，侯广有做身段。随念着随做。等文章念完了，朱家溍说，太感动人了，听了这篇文章就像好像看了这出戏，太过瘾了。北昆的领导就敢改！后来俞林总结这次传承，重点批评了改编的《别姬》，说你们改得太不像样子了，这是一种非常不对的态度。
     这不完事了么，可是后来写《戏曲志》，有一条是《千金记?别姬》的表演特点，结果竟然给了那个千金记的改编，让他写这个条目。是谁就不说了，那个人后来厚着脸皮还去找侯玉山，问侯老：“您给我说说这个《别姬》的特点是什么？”侯玉山勃然大怒：“你都改完了，特点你不知道？现在才来问我？改时候怎不问！”多可恨，这个人根本就不知道什么特点，竟然敢自己改。就这些人，把北昆全毁了。
     北昆建院五十周年的时候，开国际研讨会请我去我不去。去了说什么好？捧你的话说不出嘴来，说骂也没用。咱们不理，辉煌壮丽你们自己爱怎么捧怎么捧去吧。
    北昆要弄《西厢记》？没准就从李日华那儿拿两出糊弄人，常干这个事。比如王城保那个《曲谱》，关汉卿《窦娥冤》。《斩娥》，前面还有关汉卿简介。翻开一看，连词带谱，都是《金锁记》的《斩娥》。简直是招摇撞骗。欺负中国人没水平，这么干行么？还是北昆经典剧目的曲谱，卖一百三十圆一本！
     《游园惊梦》，柳梦梅下场之后不上杜母，让春香把杜丽娘这个梦给惊了，说这是我们北昆传统演法。不对！原来演的时候从来都有杜母，我看过不止一回了。这确实是北昆兴的，八十年代李淑君唱杜丽娘的时候，给她配的杜母合不来，所以就愣不上杜母，连后面【绵搭絮】这个曲子和杜母全都砍了。就因为李淑君闹个人意气才兴的这个。说传统演法就这样，那简直是胡说，梅兰芳演到死也得上杜母，没有不上的时候。
    你怎么信这个曲谱？胡闹呢，这个王城保倚老卖老。你们自己造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还说是传统呢！
    就说是重排的传统戏，一排就走样，不给你老老实实的排，他就总有那个要改革的劲头…
     …刚排完走了，他们就嚷嚷“这咱们得改……”老是这套。
     杨凤一的《天罡阵》，这是她起家的戏，吴祥珍的代表作。82年-83年把吴祥珍请来了，重点就是给杨凤一说《天罡阵》。“我瞅着这个小孩功夫也成，扮相也好，我看可以”，就把天罡阵传给她了，还说“哪儿教的都没这个全”。彩排的时候看着真是好，杨凤一也豁命地唱。吴祥珍也挺高兴，可是北昆转手把吴祥珍辞了，辞了之后有人说“这个得改！”到现在了，杨凤一演的还是一改再改的《天罡阵》，老的什么样她都不记得了。吴祥珍回保定就气倒了。我还去看过他，起不来了，瘫炕上了。墙上挂满了各种戏曲界颁发的奖状，所有人都承认他的贡献，可是北昆就敢对他下狠手。
     本来还想弄《青石山》，也没弄。那几年是陆放当院长，新派。有次轰轰烈烈地为吴祥珍、马祥麟、侯玉山三老祝寿，在政协，中央周扬都去了人讲话，轰轰烈烈地几百人。结果开完了会回北昆，发现贴了张布告，凡是今天去政协开会的，算旷工一天。你说这是什么事儿？公开和院里俩码事，俩月之后，打发吴祥珍回老家了。不用你。说不清楚这怎么回事，顾凤莉不是去闹么，控告他们。在北昆呆不下去了，所以才去了《红楼梦》剧组。
     指望北方昆曲剧院把昆弋这块继承下去是不大可能了。丛兆桓这个人，你说他不懂吧，他也懂，不过他有他的心思，他有他的路线，他不是跟你一码事，你说传统他全懂。但是你的心气是继承传统，他是另一个心气，时弢那次追着他后面骂他：“他到现在还想把昆曲搞成中国的新歌剧！金紫光没完成的艰巨任务他想完成！”这是说到根上了，当年北昆戏曲改革的重点任务就是把昆曲改造成中国的新歌剧。金紫光负责这个重点任务来北昆当院长，他就追随在后，金紫光带的人、培养的人到现在还在走这个路子。时弢有资格骂他们，咱们不够资格跟他们吵，记着这茬就行了。丛兆桓还要写北昆史呢，写吧，重点一章不就是那《共和之剑》么……写吧，演那一场写半本都成。
     全国昆剧院团继承传统的微乎其微，都在排新戏。中宣部方针在这呢，要改革创新！怎么办，现在喜好这个传统昆剧的耗没了算，怎么办？现在我也不关心这些了。06年昆曲节七出大戏都是改革创新的，平地起来的愣告诉我是昆曲！我没去苏州，不过我托人把这七份节目单都要来了，干嘛？不是看着它生气，这上写着，新编昆曲：《公孙子都》、《一片桃花红》……，还写着国家抢救挖掘昆曲资金重点支持剧目。自己打自己的脸，这是挖掘抢救的资金，你给了《一片桃花红》了！我把这单子留下来，这就是你的罪证！将来中宣部文化部咱们一起算帐，你们把国家拨的那点钱奖励那新剧目了，那是挖掘、抢救、继承、保存的资金！你搁这里面干什么，你用在保存继承里了么？   
     我现在就是俩字：淡出。咱们不能挽狂澜于既倒。咱们没这个能耐，只能退而独善其身，不掺合，不管了，管不了。没辙。我跟欧阳启名说了，多亏文化部抓昆曲是抓七个专业院团。全抓过去了，他没把曲社也看成是专业院团，只把曲社看成昆曲的忠实观众。没把曲社也抓过来。您主持研习社，想怎么弄就怎么弄吧，我们还是有自主余地，原来怎么唱还怎么唱，想怎么演还怎么演。他要是抓，一年两场新戏！两场改革报告，那你受罪了，你是办还是不办？缺钱去别处化点，指望文化部的专项资金那好使么人家是给新编戏的。专业院团是套在里面了，指望上面拨钱呢，只能听他的。有回演梆子有骂的，四路山西梆子一个清唱会，在北大开，结果弄了个交响乐伴奏。轰轰烈烈散了之后一个学生站前台上：你们这么搞不对，那几个老演员不应该用交响乐伴奏。体现不出来他们的特点。就得用老的伴奏！那个年轻学生当场就跟他们嚷了，拿着交响乐咣当地一来，胡闹。   
     张毓文好多戏都在肚子里，北昆剧院不安排她教，结果全教给日本人了，将来北昆没了，那只好去找日本人学了。那天散场时候邵峥溜达出来，我跟他说，你那《青石山》小生少唱了一段，赶紧去找张毓文拍下来！要不以后再找可没有了。借着机会全都拍了，学个全的！北昆不演你自己留着，艺不压身。《棋盘会》全都给改得乱七八糟，结果张毓文自己弄了一个《点将》，按照老的来，还能动弹。一共四出，全的弄不起来了，人手也不够。老的《棋盘会》非常好，八二年、八三年马祥麟还重新排过呢，现在收拾起来也可以，张毓文、周万江、王宝忠、侯宝江都在，这四个主要角色全在，就这四个人唱，轰轰烈烈地弄一个多好。
    杨凤一想唱这出，但是拉不下来脸，不跟他们学这老的！老的没有前途，老的不能得奖，老的排出来我费那么大力气不能更上一层楼。找鸣春社李万春的学生郝鸣超重写一个《棋盘会》，老的不要。重排出来，愣说这个是北方昆弋的传统剧目。那时候还想带到台湾演出。台湾派香港的古兆申先生审查剧目，坐到人民剧场看这个《棋盘会》不动声色，晚上给我打电话，问我说您看这个戏怎么样？我就把这个戏怎回事都说了，说了四十分钟。他这个新本怎么不可取怎么不好，老的怎么可取，怎么好。棋会下棋，下的是围棋，他愣弄了个象棋，支仕打炮都上来了，一盘围棋定输赢，他来个三盘象棋定输赢。都什么东西，把老的特点全抹杀了！
      第二天古先生到了北昆剧院，说你们这个戏有什么什么毛病。北昆的人一听傻了……原来古先生看过老的，真懂啊！古先生对北昆说，如果演老的，我们要，如果要演这个，我们不要。鱼目混珠，别往台湾带。北昆的人后来就打听，原来是我姓朱的使的这个坏。郝鸣超气得拍桌子大骂。可是你骂也没有用，反正人家不带这个戏了。台湾不要不要紧，北京文化局支持！张和平局长等领导们亲自看这个演出，咱们录像，在电视台放，就要这个！
      老的一边去！……中国大陆就干这个，捧假的。把真的扔了，你说你能跟谁生气？到现在电视里放的《棋盘会》就是假的，就是郝鸣超这个。老的那个完蛋了，这就是杨凤一毁戏之一。开头先把《天罡阵》毁了，又把《棋盘会》毁了，这回排《百花公主》，又把《百花记》毁了。当初《赠剑联姻》，《点将斩叭》，多好的戏，是韩世昌的代表作，她愣给重新搞过。重写的弄出这么个来，把老的整个扔掉，其实当初张毓文全会呀！她全教给前田尚香了，她都会，你看看你自己毁了多少东西！经你手毁了多少东西？你演的有几出是正经规矩的老昆曲？后来在南方唱《断桥》，顾凤莉骂，说你这不是给唱昆曲的丢死人！唉，只能发牢骚，咱们老老实实呆着完了。人家爱怎么办怎么办，勇于改革创新，开创昆曲新天地……让他们弄去吧。
     杨凤一又是十七大代表，又是北京市人大代表，又是北昆的传承人，北昆落她手里了，上海落张军手里了，江苏落到柯军手里了，这半边天就塌了，这昆曲就好不了！还有什么前途可言？这是重点的三个团呀！北昆最惨的一段，是刘宇晨之前，打曲艺团找了个说相声的郭全宝的徒弟当代理院长。惨不惨？没人管昆曲了。昆曲能没落到这个地步么？真是人死绝了。这刘宇晨也是什么都不懂。他是老人艺院长刘锦云的儿子，别人谁也不淌这浑水，他无知者无畏，就来了，干下来了。
     侯长治顾凤莉费那个力气教的戏，等演时候又变了，不信你看着。今年一月份教《思凡》，融合南北的，学生演的认真，可是场面不跟劲。“击磬摇铃、擂鼓吹螺”，演员一撞没声，你回来了“当……”一下响了。多蹩脚，你不撞有声，撞了没声，多蹩脚，我这个场面就诚心跟你搅和！你说他们这心是往哪搁的。
那年研习社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四楼礼堂开戏，下午两点彩唱，都一点多了，陈颖当社长，租的北昆的戏箱。结果北昆把戏箱运到一楼，发现都堆在一楼大厅呢。送上去可以，钱要再加一倍！马上要赶着开戏，陈颖能不答应么。还使坏，给演员勒头，勒得演员难受的都吐了……北昆这太可恨了。
     《中国戏曲志》编辑河北卷编辑得一塌糊涂，编辑部自己自以为是。您对这些资料有分辨能力么？懂得么？我一翻，没法往下看。《戏曲音乐集成》编辑的时候又炒冷饭重新放里面。吴春礼拿过来一看，发现有问题，就让我写。名字还排在人家后面。这我都不计较了。说点真话，说说实际的情况而已。他们那个编辑部，糊涂糨子一团，幸亏吴春礼挡住了，不能这么来。
    《中国昆剧大辞典》里面，杨栋写的那些条，哪条都是有错的。吴新雷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说有些条目我写不了，七零八碎有的东西我凑不起来。这可好，他找了杨栋，所有的条目这个人全能写！不就二十本么，抄。也没分辨就这么下来了。
     一些老人的东西就要失传了，比如说武戏什么的。可惜没办法，我们也继承不了，不是专业人士。作为一个剧院，得给演员们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去学习。有些戏我都没看过，像《闹昆阳》，侯永奎演的时候我还小学呢。《倒铜旗》也没看过。
    《青石山》马祥麟都有本子，传给张毓文了，前半是生旦的戏，上坟路遇，后面关公显像就是高腔了，然后是周仓捉妖了。前两年我去北昆看戏，结果一看黑板上写着《青石山》响排，我非常高兴，这老戏好久没排了，再一看指导教师：宋丹菊。京剧版的《青石山》啊，您怎么那么丢人呢，这是你们北方昆弋的看家戏，这可是昆弋的！你怎么请一个京剧的来教？还就教后面捉妖。前面宋丹菊也不会，京剧就唱过后面，前面没唱过！王老道请吕洞宾，吕洞宾上来就是高腔了，村子里的人估计还会哼哼。戴祥麒估计也会，可惜后面打不了啦，要是日本人能学估计也就排出来了。光两个女学生，武生武花脸红净都没有。 
      现在专业院团说演昆曲，你先琢磨琢磨，是不是真的。专业院团也不知道他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都是假的。所谓传统戏都是编出来的。南京金陵曲社的蒋先生在曲社《社讯》里提到了：“咱们艺术也要打假！昆曲要打假”。我赶紧跟他说，你别了，商品打假是消费者检举，国家做主，工商局做主，消费者协会配合。艺术你想打假？造假的院团，后台就是文化部！文化局领导支持造的这个假，你怎么打？不能提，造假的就是干这个的。而且支持的是文化局长。
     张和平奔人艺当院长了，好不了，就是支持杨凤一搞假戏的那个。就冲这个，好不了，人艺也完蛋了。他支持着你造假，鼓励专业院团造，造出假来他给钱。你一个业余爱好者怎么打假？没法打。
     还有一个最惨痛的例子：郭德纲的学生徐德亮，原来是北大中文系的高材生，叫徐亮。喜欢戏，喜欢京剧昆曲曲艺，还没毕业，就找到工作了，90年代末，在《戏剧电影报》当编辑。那时候已经整版地在编东西了。吴汝俊在北昆排《贵妃东渡》，他实在看不下去了，写了篇文章，《<贵妃东渡>是让昆曲安乐死》。大制作的假昆曲是让昆曲安乐死。文化局长张和平勃然大怒，要求戏剧电影报拿出同样的版面来，逼着徐亮写一个无限吹捧的文章，百分百好的，原版原位置登出来。然后把徐亮轰出报社，还通令北京各个文化单位，不许接受徐亮这个学生。
      徐亮毕业只好去一个私人广告公司打工，这么多年了最后投到郭德纲那了。说相声。文笔好，攒点新段子来的快，长处用到这了。这就是打假的好处，一生的方向都改了，你能打得了假么？我跟蒋先生说，你在南京人民医院都能让你把工作辞了，你打假！
      昆曲领域的文艺评论，文化评论没有良知了，完全就是领导意志、意识形态。那次我去戏剧电影报办事，正说话呢，杨晓雄主编，后来是作家，编鸟人的那个，临时开会说《李白》这个剧今天首演，百分之百捧！大家注意！谁敢发一页批评的那就走人吧。
     你们挺好的，作为专题研究可以接着弄一下。昆曲研习社也没有这个力量，没有人布置任务，怎么完成继承呢？当初张允和当社长的时候，有个能吹笛子的，劳动改造刚回来，一没户口二没工作，脑袋好使，能记谱子。叫关德泉。现在还活着，欧阳启名去看过他，病得不成样子了。张允和知道侯玉山八十多了，肚子里多少戏都记得一清二楚，就让他给侯玉山整理曲谱，后来出版了一本曲谱。是张允和自己掏钱给他的劳务费。找海外的弟弟妹妹要钱。79-84年整理出《侯玉山昆曲谱》，好几十出，都是关德泉记的，你说的《兴隆会》什么的，《侯玉山昆曲谱》都有。这没让北昆出一点力。
      俞平伯太太许宝驯唱过《哭宴》。昆曲火了更不好了，现在正在加速毁灭。真正传承也就是俞振飞呼吁抢救，俞琳当文化部艺术局长的时候还行。昆大班也就几十个折子，这也不敢教，那也不敢教，有一点差子都不行，怕犯错误。
    《下河南》叫《金鸡岭》，闯王下河南，胡罗锅子抢亲，耍笑戏。有媒婆，罗锅子，这些个耍笑戏一大批，好几十出，北昆更不排了。全扔，百分百扔，罪名是“低级庸俗”，都不排，全完了。《闹花园》是其中之一，全本叫《英雄台》，高怀德打擂招亲。这是招亲完之后了。全扔了，全完了，自己拿自己东西不当遗产。【昆弋耍笑戏】昆曲大辞典里有记载，我写的，不全。萧长华把这些戏好多都继承到京剧里了，唱皮黄，丰富了京剧小花脸的剧目。可是昆弋，把这些戏都扔掉了。前十年我就说了，让张卫东和侯广有排排弋阳腔《敬德钓鱼》，现成的一个唱薛仁贵，一个唱敬德，现在张卫东也不来曲社了。两个人能演，北昆现在只有张勋会打这个高腔鼓，找到他，这样就成了。研习社也是，抓不住这个力量。在北昆剧院内昆弋历史说得来的只有张卫东了，傅雪漪死了。估计傅雪漪那点资料可能都被丛兆桓弄去了，所以丛现在能研究北昆写北昆历史，傅老师也没人搭理他，晚年也很冷落，呆着，耗死了。
      活的应该赶紧抢下来，别等着再弄成死的资料就晚了。好些个当年抢下来的都已经变成了死资料了，侯玉山回忆的那些东西都是。《侯玉山昆曲谱》也变成死资料了，人都没了。
    《优孟衣冠八十年》可读性强，但是不能引用，史料性不足。我看现在最高的水平就是，要从假资料里看出有用的真东西来。真遗产全没有了，北昆说，再过二十年我们现在的东西全是真遗产了。你说这怎么办？

作者　来源：《舞台上的新中国》

【破土编者按】新中国成立后，新的生产关系变革和人们新的精神需求呼唤着新戏剧。这时，广阔的社会舞台为新中国的戏剧提供了最基本的情节，人民艺术家老舍和他的代表作《龙须沟》是那个时代最瑰丽的遗产。本文回顾了老舍先生创作《龙须沟》的背景、缘起、观众的观后感受，还有这部经典之作背后的进步导演焦菊隐。《龙须沟》能成为属于劳动人民的艺术杰作、戏剧史上的经典名篇，不仅要感谢作家、导演和演员的艰苦努力，更与新社会里的新人新气象密不可分。

新社会需要新文艺

参加第一届文代会的戏剧界元老欧阳予倩深切地感受到新旧中国文艺受众的变化。他说：“以前的文艺，总是在知识分子的小圈子打转，现在已经扩展到广大的农民、士兵和工人间。领域扩大，新的读者和新的观众、听众的增多，他们要求新的内容，新的表现方法，要求更深入的生活体验，要求普及，同时也要求提高；这正是伟大的新时代赋予文艺工作者的使命。”

1949年来中国访问的苏联剧作家西蒙诺夫对台下年轻的中国戏剧工作者说：新的社会，人的性格里发现了新的东西。新的人物产生了，我们必须要表现这种新的人物，但要表现新人物，你必须自己得先是新人物，新的道德要求作家本身做新人物。但宣言礼拜六或礼拜天做新人物是靠不住的。你必须了解新社会，在新社会里工作生活，你得了解工厂的生产效率，你得知道农村的收获丰歉，你得关心到列车是否能按班次开出。这些都是摆在新艺术前面的问题，要写他你便得熟悉他，而不能幻想。新的人物正是从这中间产生的。作家和这些人物一道生活，你的灵魂才能和他们合在一起。西蒙诺夫在谈到新社会新艺术的缺失时说：“旧社会有他十分完成的典型，而在新社会却刚刚萌芽，但别看不起他，他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

老舍与《龙须沟》：人民艺术家与劳动人民的话剧

1950年元旦在华北人民文工团基础上成立的老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是集中了作家、演员、导演、音乐演奏员、乐队指挥、声乐家、作曲家、舞蹈工作者、舞台美术工作者等人民戏剧、音乐事业的专门人才，包括话剧队、歌剧队、昆曲队、管弦乐队的综合性剧院。北平接管委员会文化部部长和文教局副局长李伯钊兼任院长。1951年的“老人艺”上演了两个叫好的剧目，其中一个就是老舍的《龙须沟》。《龙须沟》是老舍先生用高度的政治热情和坚实的艺术才华结合出来的一首新中国的颂歌，是对新社会眼见为实的艺术证词。

龙须沟位于北京的南城，是条有名的臭沟。据北京市档案局馆藏档案：龙须沟一带的居民，多是零散工人、三轮车夫、贫苦市民，这里没有一条像样的街道，也没有一所像样的大瓦房，居民喝的是比自来水贵四五倍而又肮脏的井水，据说北京外城的全部人口是50万，其中40万人口的生活污水都流到曲折狭小的龙须沟里，沟水泛着古铜锈的绿色，一年有九个月臭气熏天。解放初期的1950年，对龙须沟的集中治理，使老舍看到了人民政府的切实业绩。在老舍看来，新政府的眼是看着穷苦人民的。老舍写这个戏的道理很简单，就是要歌颂为老百姓修沟的人民政府，他说：“龙须沟是北京有名的一条臭沟，沟的两岸住满了勤劳安分的人民。多少年来反动官府视人民如草芥，不管沟水多么臭、多么脏、多么有害，向来没人过问。不单如此，贪官还把人民修挖臭沟的赃款吞吃了。今春人民政府决定替人民修沟，在建设新北京的许多事项里，这是件特别值得称颂的。”

老舍把他在龙须沟实地眼见的小杂院搬上了大舞台。他要写出几个人来，“他们都与沟有关系，像沟的一些小支流，他们的言语和动作不必是一个完整故事的联系者，而是臭沟的说明者。”老舍让数着快板的程疯子和娘子搬进了《龙须沟》。老舍笔下的程疯子并不蓬头垢面，他穿着破大褂，以为靠这个尚能维持自己的体面。老舍说：“别看程疯子是个废物，可是他心地善良，情操高尚。他之成为废物是旧社会损害他的。”住在龙须沟的人物都不简单化，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性格、模样、生活、思想。用老舍的说法：“明白穷人心中的委屈才知道他说话行事的矛盾。”王大妈母女，一个进取，一个守旧；蹬三轮车的丁四，可好可坏，一阵儿明白，一阵儿糊涂；丁四嫂嘴野心善，勤苦而邋遢，这些都是被欺凌、受欺辱的底层老百姓形象。老舍曾私下说，《龙须沟》整个第一幕就是高尔基。他很自觉地给这些瞪三轮的做零活的找了个“具有领导才能的有身份的人”。泥瓦匠赵老头，这是个旧社会的反抗者、新政权的参与者和拥护者。1951年的欧阳予倩写道：“我看过《龙须沟》，以为老舍先生如果不是对旧政权的腐败统治极度地憎恨，不是对人民政府为人民的精神深深感动，他就写不出《龙须沟》。”

1951年3月18日《人民日报》刊发了几个普通工人联名写给报社编辑的信：

我们是一群印刷工人，也有几个是校对员、警卫员、通讯员和勤务员，大部分是北京人。我们都看了话剧《龙须沟》，后来还开了一个漫谈会，交换了一下意见。大家认为这是一个好戏。《龙须沟》好在哪里呢？我们觉得主要有这样三点：

一、《龙须沟》表现了城市劳动人民的生活，这对我们大部分人是十分熟悉的。戏里的角色都演得很像，仿佛不是我们的同院邻居，就是我们的亲戚朋友，有的甚至很像是我们自己。我们当中，有的就是在北京的大杂院里长大的。大杂院，“穷八家”，各人有各人的行业。解放前，大家整天奔波，还“揭不开锅”，每家人家免不了要像丁四夫妇一样吵架。我们亲眼见过地痞流氓怎样欺压人民，有的还亲身受过他们的欺侮。像勤务员戴秀清吧，她的哥哥就曾经被两个流氓找过岔子，挨过打，坐过牢，几乎弄得家破人亡。她说：“我一看见冯狗子，就恨死了。”我们当中，有的还在龙须沟那儿住过家。像勤务员王德泉吧，他在解放前，曾经在那儿当过三年织布学徒。他说：“那儿哪是人住的地方啊，一下大雨，就像黄河决了口一样，一片汪洋大水，房塌屋倒，砸死人，淹死人，西瓜皮、青菜、垃圾、杂物，冲得满街都是。水一退，炕上，窗台上，爬满了蛆。那个苦劲儿、脏劲儿，以前谁知道啊！现在，老舍先生写出来了。”

二、《龙须沟》写出了劳动人民高贵的品质。这种高贵的品质特别表现在阶级友爱上。这个小杂院里，一共住了四家，大大小小九口人，却很团结互助。遇有危难，甚至拔刀相助。就拿最落后的王大妈说吧，逃大水逃到茶馆里的时候，她抱着包袱，挽着篮子，叨念着丟在家里没有带来的烙铁。可是，当丁四家吃不上饭的时候，她赶紧送去了半盆棒子面。三、《龙须沟》写出了新旧社会的不同，和新社会怎样改造人。在旧社会，地方那么脏、那么臭，国民党政府还要收卫生捐。在新社会，人民政府“还没要钱，就不言不语地来修沟”了。在旧社会，好人吃不开，程疯子被气疯了，不能登台卖艺；在新社会，他找到了事，还在庆祝大会上说快板。在旧社会，冯狗子狗仗人势，欺人打人；在新社会，他改邪归正，积极工作。在旧社会，丁四喝酒吵架，不务正道；在新社会，他当了工人，夫妻也和美了。所有这些改变都是因为人民推翻了旧政权，建立了人民政府的原故。《龙须沟》在表现这一主题时，并不一般化，它不像有些戏一样，台上来了一个穿灰制服的干部，就算是政府属于人民了。我们从赵老头当了政府委员、刘巡长当了派出所副所长这两件事上，可以清楚地看出政权的根本改变，而这也恰好说明了人民政府是人民自己作主的政府。

我们欢迎《龙须沟》，欢迎像《龙须沟》这样的作品。我们希望这个戏在城市中劳动人民居住的地方普遍上演，更希望文艺工作者多多地写出像《龙须沟》这样的作品来。此外，我们对《龙须沟》还有几点小意见：头一幕是在解放前，第二幕是在解放后，其间还缺少明显的交代。我们建议在两幕之间，加一过场，用鞭炮声、解放歌曲等效果来表示这个改变。其次，黑旋风被捕了，政府究竟如何处理，最好也要暗示一下。因为我们恨死了这些反革命分子，十分关心他们的下落。最后二嘎子在解放前，出出进进似应挎个篮子，表示他是捡煤球的，全剧就只他一人没有事干，不像劳动人民的儿子。

黄文龙、刘敬杰、张恩铭、禹平、方开平、徐景弼、张居生、李培安、 吴润堂、胡仲康、杨春长、张恩林、戴秀清、王德泉等共三十二人

在国家报刊上发表工人群体对一个舞台剧的评论，这毕竟是开天辟地的新鲜事。因为《龙须沟》“生动地表现了市政建设为全体人民、特别是劳动人民服务的方针和对劳动人民实际生活的深刻关系，对教育广大人民和政府干部，有光辉的贡献”。1951年12月21日，北京市人民政府，根据市人民政府第八次会议的决议，授予老舍“人民艺术家”的称号。

点石成金的“新”导演焦菊隐

当时任教于北师大的焦菊隐做了《龙须沟》的导演。建立新中国的剧场艺术是留学法国专攻戏剧的焦菊隐的梦想。在具体的导演过程中，他让舞台的节奏跟上了生活的激流。

对演员，焦菊隐要求从体验生活到写创作日记。据说，演员每人两个本子，定期轮换送他审阅。焦菊隐认为只有通过这些工作，“导演才有可能完成丹钦柯所指出的三个任务：一、作为演员的一面镜子，随时都能清清楚楚地知道演员的内在创造性发展到什么程度；二、作为演员的导师，知道他们的优点和缺点，帮助他们去创造；三、作为演员、假定自己是个演员，为他的演员设身处地地考虑，熟悉每个演员可能性，就着演员们本身的条件，给他们打开创造的大路。”

扮演程疯子的于是之体验生活开始的一个阶段，就是给程疯子找历史。最后写了篇六千字的程疯子传。神秘不凡的程疯子，在他的脑子里消减了，于是之认识到程疯子并非革命的候鸟，他只是个可怜人，倘若不是北京解放，他是没有活路的。于是之在《我怎样演程疯子》一文中写道：“焦先生说‘演员体验生活时，应先普遍深入这一阶级阶层中去观察体验，不该奢望一下子找到典型。应先找类型，最后形成典型。’”焦菊隐要求龙须沟群众中的每一个人物，都力求做到能不借台词就叫观众看出他的职业，比如赶大车的、扛大个儿的、打铁的、修理自行车的，还有煤铺伙计什么的。焦菊隐特别强调演员必须在人物创造的过程中，把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所残余着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萌芽，一根根地无情地拔去。凡是足以窒息演员们创造劳动人民角色的源泉的，都经过长期地、不厌其烦地、无微不至地斗争和拔除。

1951年2月，《龙须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两周年纪念日正式演出，演出地点为北京剧场（真光电影院，现在的儿童剧院）。《龙须沟》的副导演、焦菊隐的助手金犁记录了他们在龙须沟长达两个多月的深入生活中遇到的情形，用生动的事例说明了《龙须沟》这个戏的舞台存在的现实意义。

有位耍手艺的老太太，她对戏台上要演龙须沟的事大不以为然。她说：“这解放了，可真新鲜，臭沟沿的人也值当编成大戏上台？浑身破破烂烂的有个啥排场，冲这‘行头’我也不买票！”我说，“共产党毛主席把咱们穷人看得比什么都珍贵，我们新文艺工作者就是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她从老花镜上面打量打量我，似懂非懂、似信非信地点了点头。我一边帮她捅捅小火炉，一边跟她聊天，先说我自己也是穷苦家庭出身，她可就打开了话匣子，我说我的大妹妹因为受不了包办婚姻的罪，跑到清真寺当阿訇念经去了。这倒勾惹起她老人家谈起了她那出了阁的姑娘再也不肯回龙须沟的伤心事。旁边我们的一位演员掏出本子就要记，老太太突然打住了话头，有些惶恐地直摆手。我们以为她有什么戒备或者顾虑，连忙向老人解释。谁知她神秘地对我说：“就我那点陈芝麻烂谷子的遭罪事，值不当孔夫子劳神，识文断字的人写这个？糟蹋圣人！ ”我这才明白了老太太的意思是认为穷人的苦难是不配用文字来记载的。

焦菊隐认为：“《龙须沟》这个戏，通过对于解放前沟旁人民的苦难生活的刻画，进而描写党和人民政府在市政建设方面的阶级路线。”而这个戏的最高任务是：“通过戏中每一个人物思想的改变和发展，叫观众认识到生产建设和建立未来的美好幸福的日子，每个人都要投进自己的力量，集体地完成它。”焦菊隐提出的最高任务使演员于是之认识到，他们要在这个戏里表现的，不仅仅是“新旧社会的对比”，更需要表现的是“人，人的向上精神，具体说，就是我们应当让这些龙须沟人在剧本所规定的历史时期内，在他们经历着剥削、压迫、臭沟、臭水的第一幕当中，和在他们经历着解放这个变革，经历着新社会新制度的优越性逐渐渗透到他们生活中来的后几幕戏当中，把他们自己所固有的，和经过教育后，滋长的及被发扬的好的品质表现出来。倘若表现得好，观众自会心贴心地从戏中得到考虑自己前途的启发和帮助，并能够为看清自己前途的无限乐观而兴奋，甚至还可以从这些人身上获得教育。”

焦菊隐特别强调演剧创造的集体性。对整体演出效果的把握和对生活真实的追求，全院的力量被鼓动起来一起投入了舞台创作。年轻的燕京大学毕业生英若诚参加了效果组的工作。焦菊隐在舞台创造过程中民主集中制的作风，激发了英若诚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他们认识到舞台工作不是无关紧要的东西，而是整个艺术创作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并且我们觉得导演指导我们，不是机械地告诉我们这里需要一声军号，那里需要两声打铁。他耐心地向我们解释这一场戏的气氛和内容，然后放手让我们去思索、研究。当我们把研究的结果告诉他时，他也很细致地考虑我们的企图，然后再根据全剧的要求决定取舍，好的保留下来，不好的也向我们解释不好的理由。这样收到了集思广益的结果，并且把工作和学习很紧密地结合起来。”

1951年的老舍说，假若《龙须沟》这个戏在演出时，能够有相当好的效果，那一定是由于工作人员和演员们的工作认真与努力，和焦先生点石成金的导演手法。时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院长的廖承志对《龙须沟》的导演评价很高。他认为焦菊隐导演的《龙须沟》，在思想上……对两个问题的解决起了极大作用：第一，对少数人自象牙塔里带来的“崇高的艺术修养”起了解除包袱的作用。他们迷恋着这僵尸，否认到人民中去生活和在这生活中间和人民的感情融合成一片的必要，因此这些人所能处理的，仅是“表演术”以内的问题，人物是没有思想的，没有灵魂的。第二，相当不少人一屁股坐在“十年斗争”光荣的包袱上，不再企图挣扎，不再企图感受新鲜事物，《龙须沟》对他们也起了解除包袱的作用。《龙须沟》证明，不管有多少年在工人农民中生活的经验，但如果自己在艺术创作上不进步，不学习，不继续提高一步的话，那么这些人所处理的人物将永远是粗糙的，活报里面的角色，因而人物也不会有深刻的思想性的，其结果则同样是失败的。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一样是不会有前途的。从《龙须沟》的成功，可以看出，广阔的社会舞台为新中国的戏剧提供了最基本的情节。

（本文有删节。责任编辑：胡斐）

国产老电影《龙须沟》1952【超清版】

2012-04-20 21:46:26|  分类： 人物相册和评论 |  标签： |字号大中小 订阅

王洪文被带上法庭（资料图）

　　1977年7月中旬，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邓小平重新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这样“三副一长”职务。会议还通过了《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指出：

　　“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王洪文，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春桥、叛徒江青、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的党籍，撤销‘四人帮’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在1980年，王洪文的弟妹们曾经获准前往秦城监狱，探望王洪文。

　　王洪文有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即王洪武、王洪双、王洪全、王桂兰。

　　王洪文的弟妹们，在王洪文飞黄腾达的时候，仍过着平常的生活，并没有沾大哥的光。正因为这样，在王洪文倒台之后，他们也依然过着平常的日子，没有受到牵连。

　　王洪武、王洪全在长春老家农村务农：王洪武在长春绿园区西新乡开源村，王洪全在西新乡百家屯。王桂兰在吉林市，家庭妇女。

　　王洪双在1958年参军，1962年转业到陕西省武功县飞机修配厂工作。

　　王洪文的弟妹们接到通知，赶往北京。他们在秦城监狱见到了长兄王洪文。见面的时间总共四小时──上午两小时，下午两小时。

　　这是多年以来弟妹们与王洪文唯一的一次见面。

　　王洪文叮嘱弟妹们好好劳动，好好照料母亲。

　　1980年底，“四人帮”终于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数亿中国人聚精会神，从电视荧光屏上观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四人帮”的实况。

　　对于王洪文的审判，大致如下：

　　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判王洪文概况表

　　日期 被告人 庭审主要内容

　　1980年11月20日 “四人帮” 宣读起诉书。

　　1980年11月24日 王洪文 “长沙告状”。

　　1980年12月6日 王洪文 诬陷陈毅；

　　指使鲁瑛派记者搜集诬陷党政军领导

　　干部的材料；

　　策划、指挥“上柴联司”武斗事件；

　　组织指挥上海康平路事件。

　　1980年12月13日 王洪文 组织第二武装；策动上海武装叛乱。

　　1980年12月20日 王洪文 法庭辩论。

　　1981年1月25日 “四人帮” 法庭宣判。

　　平心而论，在“四人帮”之中，认罪态度最好的要算王洪文；张春桥一言不发，瞪着三角眼，以沉默相抗；姚文元总是咬文嚼字，避重就轻，至多承认犯了“错误”，不承认犯罪；江青则“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大闹法庭，以至写下《我的一点看法》相抗；倒是王洪文问一答一，问二答二，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早已没有“造反司令”那副不可一世的神气。　

　　“被告人王洪文，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是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王洪文积极参与江青夺取最高权力的活动。

　　“1966年12月28日，王洪文参与制造了上海康平路武斗事件，打伤九十一人。1967年8月4日，王洪文组织、指挥了围攻上海柴油机厂的武斗，关押和伤残六百五十人。

　　“1976年，王洪文伙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全国制造新的动乱。王洪文指使鲁瑛派人到一些省，按照他们的意图编造诬陷重新出来工作的领导干部的材料。

　　“王洪文伙同张春桥，以上海为基地，建立由他们直接控制的‘民兵武装’，多次指示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加紧发展‘民兵武装’，策动上海武装叛乱。

　　“被告人王洪文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八条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第九十二条阴谋颠覆政府罪，第九十三条策动武装叛乱罪，第一百零一条反革命伤人罪，第一百三十八条诬告陷害罪。”

　　1980年12月20日上午，王洪文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作最后陈述（摘自《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卷》），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我认为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在起诉书中所指控我的犯罪事实，以及大量证据，都是事实。在法庭调查过程中，我已经如实作了回答。就今天这个机会，我向法庭表个态。“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参与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活动，成了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犯下了严重的罪行。经过几年来的反省和交代，特别是在公安预审和检察院的调查过程中，我逐步认识到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及我个人在这个集团里面所犯罪行的严重性。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在起诉书中以大量的事实，确凿的证据，充分说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罪行是极其严重的，给我们党和国家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真是罪行累累，罪恶滔天。我是这个集团里的一个重要成员，我的罪行是大量的，严重的，同样给党和国家造成了重大损失。特别是我犯下了参与诬陷周恩来总理、陈毅同志等中央一些领导人的严重罪行，犯下了镇压群众的严重罪行，犯下了组织帮派武装，煽动民兵武装叛乱等严重罪行。我在这里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认罪。我自己感到，由于陷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里边很深，罪行严重，完全转变立场还要有个过程。但是我有决心转变立场，改造自己。衷心地希望政府能给我一个改造自己重新作人的机会。

　　1981年1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王洪文作如下判决：“判处被告人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王洪文表示服从特别法庭的判决，并在最后陈述中申明了自己的态度。

　　关于王洪文为什么被判处无期徒刑，《国际新闻界》1996年第五期，发表伍修权撰写的长篇回忆录《回忆与怀念》中，透露了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的量刑和宣判的内情，其中涉及王洪文：

　　1980年，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就是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的公开审判。6月中央成立一个由彭真同志主持的审判工作指导委员会（也叫领导小组），作为中央对审判工作的党内指导机构。我被推选入这个领导小组。

　　审判“四人帮”和林彪反革命集团，是党和人民的一致要求。1980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特别决定，宣布成立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

　　在如何判刑的问题上，是经过不少的争论的。有人主张轻些，说将这些人养起来算了；有人主张重些，提出一定要判处死刑；也有人提出不轻不重的判法。可当时到处都是一片杀声，这对我们也是一种压力。在全体审判员会议时，大家同样认为江青、张春桥等人死有余辜，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开始都准备判决杀，但反复考虑以后还是不行，一要顾及国内外的影响；二要设想后代人怎么看，不能以一种义愤情绪来决定。

　　我们充分陈述了自己意见后，很快得到了各审判员的支持，最后又得到了中央的同意，即将江青、张春桥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别的主犯则分别判以无期或有期徒刑。王洪文还年轻，他自己就曾说过，十年以后再看分晓。对他判轻了可能还会出来起作用，他的地位也最高，罪行及影响仅次于江青和张春桥，所以将他判为无期徒刑。姚文元本来也应该重判，后来考虑到他搞的宣传活动许多都是上面指示了叫他办的，对他判重了就不大公道了，所以判了个二十年徒刑。

　　1981年1月25日上午，第一庭和第二庭的十名主犯全部押到一起，听取对他们的判决。十名被告显得十分紧张，他们也急于想知道自己将受到什么样的惩处。江青尽管平时装腔作势，这时也沉不住气了，当我念到“判处被告人江青死刑”时，还没等我念出“缓刑二年执行”，她就慌忙叫喊起来。待我宣读完对江青的判决，法警立即给她戴上手铐，这时全场破例地爆发出了一阵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由于江青企图挣扎和还想喊反动口号，头发也散乱了。我看到江青正想捣乱，立即下令道：“把死刑犯江青押下去！”当时我太兴奋了，竟少说了一句话，应该在下令前，先说由于江青违犯法庭规则、破坏法庭秩序依法将她赶下场的。当全部宣判完毕，并由江华庭长宣布将十名罪犯押下去交付执行时，全场洋溢起欢庆胜利的声浪。

　　历时两个月零七天，开庭四十二次的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的公开审判胜利结束了！根据判决后的国际舆论来看，我们做得是正确的。

　　“死缓”二年以后怎么办？当时我们也有个初步设想。于1983年1月25日，对两案主犯宣判整两年以后，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发表了一项“裁定”，宣布“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江青、张春桥，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原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并说他们在“死缓”期间“无抗拒改造恶劣情节”，其实，还应该说“也无接受改造实际表现”，但为了给他们减刑，也只能那么说。

审判席上的王洪文（资料图）

　　1981年，在王洪文被判处无期徒刑不久，他的母亲王杨氏因脑溢血在长春去世。

　　在“四人帮”之中，王洪文最为年轻，也是身体最好的一个。但是，可能由于在“四人帮”中他的阅历最浅，心理承受力也最差，所以他在狱中显得非常苦闷，长吁短叹，愁眉苦脸。沉重的心理压力，使王洪文病倒了。

　　据王洪文弟弟王洪双说，王洪文自1986年起，离开秦城监狱，住入公安部所属北京复兴医院。他与张春桥住在同一幢病房大楼里，医疗条件不错。

　　1992年8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王洪文病逝电讯，全文如下：

　　新华社北京8月4日电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王洪文因患肝病，于1992年8月3日在北京病亡。

　　王洪文五十八岁，于1981年1月经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王洪文于1986年患病后即被送医院治疗。

　　据北京八宝山殡仪馆火化工段月忠说，王洪文死后，被送往八宝山火化。为王洪文送行的有王洪文的妻子和王洪文的兄弟。段月忠回忆说：“他兄弟跟他长得真像！”

　　至此，王洪文结束了他的一生。

　　如今，王洪文的妻子和三个子女在上海过着普通市民的生活。王洪文的妻子崔根娣与王洪文的弟妹们常通信，而且还多次从上海前往东北老家看望他们。

昨儿个说了枣庄微山湖湖西斗争的故事，看的人很多，一千人了。今天再继续说说枣庄大庙的故事。

岳父是枣庄人，岳父的父亲也是枣庄人，那时穷，做什么呢？卖大饼，在哪里卖？在枣庄大庙。大庙应该很有名，位于市中心，现在是不是？不清楚。以后该去看看！

当年，枣庄最早的地下党联络点就在大庙，所以，大庙是一个很有故事的地方。

岳父的老爹没有参加地下党，就卖他的大饼，他老人家人缘很好，有些人没带钱，可以赊账，他就在大饼铺子板上划一道杠，还能记得是谁欠的账。欠多了，就画几道杠。

岳父很早就参加了地下党，他那时是枣庄煤矿工人，很累，跪着挖煤，所得无几，所以，也就很容易就接受革命道理了。

那时，岳父去大庙参加地下党秘密聚会，总要路过老爹的大饼铺，老爹大约也知道他的一些活动，也没说什么。就是递给他几个大饼，拿去给地下党同志吃。吃过大饼的老同志，解放后，有几个成为副省长，还有的是厅局长。

抗战爆发以后，按照组织上安排，岳父去微山湖湖西支队工作，一直从事工运工作，那时工运干部少，岳父二十几岁就出任过晋冀鲁豫工委书记，这是查阅山东党史资料发现的。所以，他一辈子搞工运，解放后从事工会工作。

湖西斗争很艰苦，最艰苦是在反扫荡的时候，日寇很嚣张，全面封锁，游击队只好漫山遍野地游击，很艰苦，没吃的。那时，很怀念老爹的大饼。

战争年代岳父一直没有见过老爹，一直到解放了，岳父路过枣庄，去看望父亲。没什么送的，就把自己的一件羊皮大衣送给父亲。

老爹多年没见儿子，看见儿子，非常激动，几天后，脑出血，不幸去世。

岳父没有好好照顾自己的老爹，一直很自责。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我们也只好这么去安慰他。

在去世前，岳父一直怀念父亲，怀念枣庄大庙，怀念老爹做的大饼。

真好吃！他喃喃道。

岳父的遗嘱很简单，不去八宝山，就把骨灰撒在黄河里，顺着滔滔黄河水，回到故乡，回到枣庄，去永远陪伴父母亲！

每隔几年，我们就去银川黄河大桥边上，把鲜花撒在黄河里，看着浪涛滚滚东去，朝着东方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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