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的雨在哪里: 11个月幼儿被抢未遂,罪犯只是五天行政拘留!我对国家法律感到深深的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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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还有疑团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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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这位家长在原帖中还披露了一些细节,称在让他们夫妻二人做完笔录之后的等待过程中,刑警时不时会来问他们类似于夫妻关系好不好、婆媳关系好不好、与其他人有无债务纠纷等问题。这位家长认为,警方的侦查方向似乎出现了问题。
但也有名为水母真探社的微信公众号对这一细节进行了解读,并在网上形成了一定的传播力。水母侦探社在文章中写到,知情人士称,“当天在商场里,抢人的老太太竟然把事主一家当做了自己的儿子、儿媳和孙子。因此,在被警方带走之后,她还在跟警方讲,是儿女不孝,不给她看孙子。这才导致了当时的刑警同志被搞糊涂了,出来问事主夫妻关系和婆媳关系。”
不过,记者调查发现,这一说法中,几处细节存在疑问。其一,当日值勤保安告诉记者,事发时只看到了事主母子二人,而没有看到孩子的父亲,孩子的父亲也在微博中称自己并不在现场。其二,据孩子父亲的微博中所述,当日上午发生抢人事件时,“误认”孙子的李某某并不在场,直到下午第二次寻找时才出现在银泰百货。李某某是否之前就“认识”孩子的父亲母亲?李某某和其他三名女子的“抢人”行为是否有预谋?目前警方和相关报道均未披露更多细节。
转:两天功夫,范冰冰凑足9亿现金,交完罚金走人了(这是从税务局出来),比违犯交规交罚款还轻松!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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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局还没有上班,还在假期里,她怎么交的钱,银行对公也没有上班,还在封账状态,难道范是拿着现金去的吗,八亿八,要开卡车送了,转发前难道不思考下吗?
10月5日,在挪威首都奥斯陆,挪威诺贝尔委员会主席贝丽特·赖斯-安德森宣读授奖声明。
新华社记者 张淑惠 摄
新华社奥斯陆10月5日电(记者梁有昶 张淑惠)挪威诺贝尔委员会5日宣布,将2018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刚果(金)妇科医生德尼·穆奎格和伊拉克人权活动人士纳迪娅·穆拉德,以表彰他们为反对在战争和武装冲突中使用性暴力而做出的努力。
挪威诺贝尔委员会主席贝丽特·赖斯-安德森在宣读该委员会的决定时说,两名获奖者通过各自不同的方式使人们对战争期间的性暴力行为有更清楚的认识,从而使犯下这些罪行的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两名获奖者在打击此类战争罪行方面做出了关键性的贡献。
现年63岁的穆奎格长期致力于帮助刚果(金)内战期间的性暴力受害者。现年25岁的穆拉德是伊拉克雅兹迪教徒,曾在2014年被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绑架为性奴隶达3个月时间,逃脱后致力于公开揭露极端组织的罪行。
浙江在线10月7日讯(浙江在线评论员 李晓鹏)一位59岁的大学女副教授,获得了今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成为今年科学八卦最热门的新闻。来自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的唐娜·斯特里克兰,成为继居里夫人与格佩特·梅耶之后,历史上第三位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女科学家。
从她的履历来看,人们遗憾地发现,她只是一名副教授,而且已经快退休了。在她自己的网站上,她只列出了6篇代表作。那篇获得诺奖的论文,她是第二作者,发表在《光学通信》杂志上。这份杂志的学术影响因子仅为1,在学术界众多刊物中根本不入流,唯一的好处就是发表快。
有人把她获得诺奖称为运气,更多的人则表示不服气,认为她只不过是沾了老师的光而已。还有的人则从中解读出高校“论文至上”的弊端,以至于影响中国获得诺奖。
这有一定的道理,反映了一定的问题,但并不是全部的问题。不是谁都是唐娜,在诺奖历史上,以副教授身份获取诺奖的在职科学家,是极为罕见的,用极为罕见的特例,来试图证明论文体系的无效,证明自己也是那个怀才不遇的高手,从逻辑来讲,是荒谬的。
科学研究需要的是独创精神,独创精神来自于自由独立的人格。而中国科学家少的不是论文,而是这种自由独立的人格。论文至上,只是中国科学家缺乏独创精神的外在表现之一而已。
所以,唐娜的故事既不能解读为运气,也不能解读为对“论文至上”的批评。唐娜之所以能够获得诺奖,根本原因在于对首发权的尊重。在那篇论文中,唐娜是第二作者。对于这项发明的评价,按照诺奖官方的说法,从此以后,激光成为了人们可以利用的工具,被广泛应用于工业和医疗领域,造福人类。所以,为了表彰这项具有跨时代意义的发明,唐娜也获得了诺奖。
虽然她的成就远远比不上她的导师穆鲁教授。但她作为发明人,同样享有发明权。所以,哪怕她之后的学术生涯乏善可陈,被人们说成是“一篇论文吃一辈子”。
诺奖的初衷,是为了表彰人类科学技术上有重大突破的进步成果,并不是对科学家的综合评价,而技术的发明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偶然性。所以,一方面会造成某些声望卓著的科学家无法获得诺奖,另一方面则会出现唐娜这样撞大运的现象。这就是诺贝尔科学奖所提倡的首发创新精神,这种精神,正是创新所需要的。
对个人首发权的尊重,是维系科学发明创新的基石。人都有自私的一面,没有谁愿意让别人或者是“集体”代替自己在科学发明上署名。尊重首发权,正是对个人首创精神的一种尊重,也是对个人权利的尊重。首发权还只是这种精神的表现之一,其背后则是一套完整的对知识产权认可与保护的法律思维。
这种精神,也是与诺贝尔本人一脉相承的。“炸药大王”诺贝尔正是依靠专利技术,成为富甲天下的发明家。没有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也就不会产生诺贝尔,更不会有诺贝尔奖。从这个角度,应该更能理解为什么诺奖会颁给一个自认为很懒、一篇论文打天下的快退休的女副教授。
当地时间2018年10月2日,瑞典斯德哥尔摩,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1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Arthur Ashkin, Gerard Mourou和Donna Strickland,以表彰他们“在激光物理领域的突破性发明”。视觉中国 图
10月2日下午,201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揭晓。获奖者为美国科学家阿瑟·阿什金、法国科学家杰拉德·莫柔和加拿大科学家唐娜·斯特里克兰。获奖理由是3人在激光物理领域做出了开创性发明。
这三位获奖者中,除了96岁的阿什金(到目前为止年纪最大的获奖者),最受人关注的应当就是59岁的唐娜了,在她身上体现了诺贝尔奖得主的“次要人物”效应。
其一,唐娜是55年来首次有女性获得该奖项,也是诺贝尔物理奖的第三位女性获奖者。前两位是1963年的玛丽亚·戈佩特·迈耶和1903年的玛丽·居里。作为寥寥无几的女性获奖者,性别歧视似乎是一个必然提及的话题。
但是唐娜认为,即便是在诺贝尔奖领域女性获得者相当少,也不存在“弱者呵,你的名字是女人”而受到歧视的现象。她说在她的职业生涯中,“总是被当作(与男性科学家)平等对待”。这也体现在几年前美国《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认为科学家是培养出来的,无论是男女,只要加以培养,就会成为科学家,不会有男女之别或歧视女性的现象和结果,因为今天的美国女科学家的人数已经与男科学家齐平。同时也说明,只要有成果并加上运气,就有可能被认可。
在唐娜身上也体现出低职称反而拿大奖的效应。唐娜获奖时还是滑铁卢大学的副教授,她当被问及为什么一个有成就和声誉的人没有成为一位正教授时,她简单地回答,“我从来没有申请”。这一点似乎也是唐娜淡泊名利的表现,一个副教授职称就够了。如果这是其真实的内心想法,实属这个世俗世界的一抹光亮。
再联想到,获得2014年诺贝尔物理奖的“次要人物”的中村修二,一生没有上过重点大学(毕业于日本德岛大学),最高职务也只是在日本日亚化学工业株式会社担任研发部门的负责人,最高教职不过是日本爱媛大学客座教授(2006年)。但是,由于其发明了社会所需的成果——高效蓝色发光二极管,而与赤崎勇、天野浩共同获得2014年的诺贝尔物理奖。
在唐娜身上体现的“次要人物”效应还表现在,她一生似乎只有这一项拿得出手的研究成果,而且是一个偶然并且对研究者来说谁都可能做得出来的实验结果而终身获益。这个实验就是啁啾脉冲放大技术(CPA)。
唐娜的导师是莫柔,后者的另一位学生和科研助理是史蒂芬·威廉姆斯。有一天,威廉姆斯好奇地向莫柔提出一个问题:如果光纤和放大器换个顺序会是什么结果。但问完问题后,威廉姆斯就回家了。不过,回家后威廉姆斯从妻子那里得知,导师莫柔打来电话,说威廉姆斯的提问很好,启发了他。
由于威廉姆斯已经回家,莫柔就让实验室里还有一位在“加班”的女学生去做一下这个实验,这就是“啁啾脉冲放大”技术,这位女学生就是唐娜。结果做出来后,莫柔和唐娜作为指导者和实验者把这一结果发表在《光学通信》杂志上。除了这个实验和这篇文章,后来唐娜再也没有做过其他重要的研究和发现,当然她也因这项研究而当选过美国光学会主席。
所以,在他人看来,唐娜实在运气好,不仅因为“加班”撞上了大运,好过威廉姆斯,还因为这唯一的研究获得诺贝尔物理奖。并且唐娜的“次要人物”效应还体现在她和导师发表实验结果的《光学通信》杂志,这个杂志的影响因子实在太低,大约只有1.0,甚至连博士为了毕业而发表论文也可能不愿意发表在这样的杂志上。
不过呢,尽管有一系列的“次要人物”效应和现象,唐娜还是获得了诺贝尔奖。这也说明,“次要人物”效应只是一种表面现象,科学界奖励的依然是有突出贡献的研究。
责任编辑:王颖
根谁谁谁的消息,瑞典文学院5月5日表示,由于性骚扰丑闻,决定今年不颁发诺贝尔文学奖。
早前报道
最近数月,历史悠久的瑞典文学院被曝出性骚扰和泄密丑闻;由于不满学院的应对措施,先后已有六名学院院士宣布辞职,这让原本18人的文学院仅剩下10名可参与工作的成员。
据法新社报道,文学院行政总监赫德伯格(Louise Hedberg)在接受瑞典媒体采访时表示学院将于周五公布是否延期颁奖,“我们不会召开新闻发布会,但会发表一份声明”。
文学院上一次推迟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发还是1943年的二战期间,当时是因为纳粹控制了欧洲大部分地区。
瑞典文学院成立于1786年,共有18名院士负责编写瑞典语字典、关注并推广瑞典文学。1901年开始,该学院担负起评选诺贝尔文学奖的工作。
文学院的院士由秘密投票决定,最终人选需得到瑞典国王批准;学院成员为终身制,理论上无法辞职,但他们可选择不再参加学院事务。
1989年,英国籍印度作家拉什迪的《撒旦诗篇》引发了全球伊斯兰国家和穆斯林的谴责抗议,伊朗最高宗教领袖霍梅尼号召全球追杀拉什迪。
在当时的风波中,瑞典文学院拒绝介入政治、发表声明谴责针对拉什迪的处死令,引发了部分院士的不满,随后一名院士宣布不再参与学院事务。2015年,另一名院士也宣布退出学院事务,因此在今年的辞职风波前,文学院仅有16人可参与日常工作。
去年11月,18名女性出面指证法国籍摄影师阿尔诺(Jean-Claude Arnault)在1996年到2017年之间实施性骚扰和性侵。而阿尔诺的妻子正是瑞典文学院院士、作家弗罗斯滕松(Katarina Frostenson),部分性骚扰和性侵事件就发生在归瑞典文学院所有的场地上。
上周瑞典媒体还曝出,瑞典王储维多利亚公主曾于2006年在一次晚会中被阿尔诺骚扰,目击者称后者“用手触碰了维多利亚公主的臀部”,此后王室工作人员要求不能让维多利亚公主与阿尔诺“出现在同一个房间内”。瑞典王室拒绝就此事置评。
除性骚扰之外,阿尔诺还被控七次提前将诺贝尔文学奖的名单泄漏给了博彩公司;而他与妻子创办的私人俱乐部得到了瑞典文学院的资金赞助。
在一系列丑闻流出后,瑞典文学院投票决定不开除阿尔诺的妻子弗罗斯滕松;该决定遭到了部分院士反对,之后,包括文学院的第一位女院长达利乌斯(Sara Danius)和备受争议的弗罗斯滕松本人在内的六名院士相继宣布辞职。
而按照瑞典文学院规定,要增加新成员,必须经过至少12名院士的投票,但目前学院只剩下了10位能参与日常工作的院士。
为了挽救这所被丑闻缠身的古老学院,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上月宣布将更改学院自建立以来执行的规定,允许院士辞职以补充新成员。
瑞典王室发言人表示,瑞典文学院正“处于危机之中”,而国王作为学院的“最高保护者”决定采取措施,以确保学院能继续运行。
知情人士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指出,推迟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是让瑞典文学院挽回名誉的“唯一办法”;就算今年按原计划颁奖,由于文学院的一系列丑闻,很有可能“连获奖者”本人都不愿意领取该奖项。
自1901年的首届诺贝尔奖以来,文学奖共有七次暂停颁发,分别在1914年、1918年、1935年、1940年、1941年、1942年和1943年。2017年的文学奖得主为英籍日裔作家石黑一雄,2016年的得主为音乐人鲍勃·迪伦。
责任编辑:李园
近一段时间来,由于危旧房屋改造,以前承租的公房很多都面临拆迁的问题,有不少人在咨询与公房租赁有关的法律问题。根据北京市相关规定,承租公房被拆迁的,承租人可以得到一笔数额不小的补偿。这样一来,公房租赁、拆迁、拆迁补偿、继承、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纠缠在一起,产生了十分复杂的家庭纠纷,严重影响家庭和谐和社会的稳定。到底谁是公房的承租人,这是解决此类案件的关键问题。
一、公房承租人的认定与变更条件。
对这个问题的不同解决将直接导致不同的利益分配格局。关于公房承租人的确定大致分三种情况:第一,原承租人仍然健在不发生承租人变更,在这种情况下承租人当然还是原承租人。第二,承租人依法变更,变更后的承租人为新的公房承租人。 第三,原来的承租人可能去世多年,公房由其共同生活的部分家庭成员继续居住并交纳房租,按规定早就应当办理变更手续,但是因为没有拆迁补偿的问题,大家都没有异议,一直到现在仍然没有办理变更。问题主要出第三种情形中。由于拆迁补偿涉及较大的利益分割,家庭成员之间在变更承租人的问题上出现了不同的意见。符合公房承租人条件的当事人向政府公房管理部门或直管公房经营管理单位申请变更,政府公房管理部门或直管公房经营管理单位以其他家庭成员存在异议为由不予变更,所以就一直拖着,到底谁是承租人的问题至今悬而未决。
变更申请人需要具备什么样的基本条件呢?原北京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关于对城市公有房屋承租人变更有关问题答复的函》(京国土房管法字[2001]167号)提到: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城市公有房屋管理的若干规定》(京政发〔1987〕109号)第12条第5项规定:“承租者外迁或死亡,原同住者要求继续承租的,须经出租单位同意,并新订租赁合同”。作为代国家行使公房所有权职能的房屋管理部门,是直管公房的出租人。自市政府109号文件发布实施后,我局也先后发布了一系列规范性文件,对公房租赁管理做了规定。主要有:《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关于启用〈公有住宅租赁合同〉的通知》(市房经管字〔1991〕503号 )、《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关于启用〈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的通知》(京房管字〔199 5〕第172号)以及《北京市房屋土地管理局关于启用新的〈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的通知》(市房地房字〔1997〕第946号)。上述规范性文件明确了:
一)“外迁”和“死亡”是租赁关系变更的前提条件,即无论“外迁”和“死亡”都有可能产生变更房屋承租人的情形。
二)“外迁”是指房屋承租人另有正式住房后,不再继续在原房居住。外迁后其户口是否也一并转移,应符合户籍管理的有关规定。
三)如因原承租人外迁而由符合条件的共居人承租其住房时,根据有关规定,应由有关当事人提出书面申请,出租方同意后方可变更。
因此申请变更为公房承租人的须满足以下基本条件:原承租人死亡或外迁;与原承租人为同一户籍;是原承租人的家庭成员;与原承租人共同居住二年以上;没有其他住房。另外,满足条件的当事人还须写出书面申请,经出租人同意并办理变更登记后方能成为合法的公房承租人。
二、对公房承租人的变更行为不服的司法救济。
根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因直管公房租赁引发纠纷的受理问题的意见》(2003年11月27日 京高法发[2003]350号)规定因直管公房租赁引发的各种纠纷,既有民事法律性质的争议,也有行政法律性质的争议,应区别对待。对于直管公房承租人与政府公房管理部门或直管公房经营管理单位在履行直管公房租赁合同过程中,因违反合同规定的房屋保护、维修、房屋租金交纳、承租人变更等权利义务发生的纠纷,作为民事案件处理。对于直管公房承租人死亡后,承租人的共同居住人对政府公房管理部门或直管公房经营管理单位依职权变更直管公房承租人提起的诉讼作为行政诉讼处理。
在公房承租人变更的问题上,不可避免地涉及直管公房租赁关系的法律性质和直管公房管理部门在直管公房租赁关系中的法律地位的问题。实际上,直管公房租赁关系是一种公法色彩很浓的特殊的关系,这种租赁关系不同于一般的民事租赁关系。在直管公房租赁关系中,承租人的资格、租赁的期限、租金的标准、出租人的权限、出租方与承租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都由政府有关部门统一规定,出租人和承租人的意思自治的范围被压缩到极小。以直管公房租赁关系中的出租人如房管所为例,当事人向房管所申请变更,房管所经审查符合公房承租人条件的就应当予以变更。房管所不可以象一般民事租赁关系中的出租人那样以自己的自由意思作出接受或拒绝的表示。被侵权的其他家庭成员可以请求政府公房管理部门或直管公房经营管理单位撤销原来的变更,作出新的变更。政府公房管理部门或直管公房经营管理单位拒绝变更的,当事人可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依法予以撤销。
北京市关于直管公房承租人变更的最新规定——京建发[2017]206号
关智慧律师
2016年4月11日,我在博客上发表了《司法判决中直管公房承租人变更的条件、依据、公房管理机关的职责及其与法院的关系》一文,通过搜集分析北京市关于直管公房承租人变更的判决书,从中发现北京市的法官在审理直管公房承租人变更案件中对承租人资格的认定标准,即:
“原承租人死亡后,申请人如果想继续承租该公有住宅应同时具备四个条件:1、在原承租人死亡时与原承租人同一户籍;2、在原承租人去世前与原承租人在诉争公有住宅处共同并连续居住两年以上;3、无其他住房;4、其他家庭成员无异议,且有资格提出异议的家庭成员也应当符合前述三个条件。”
这是人民法院根据《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第七条的规定总结出来的关于确定新承租人资格的判断标准,并不是北京市的公房管理机关在正式发布的规范性文件中明确规定的标准,所以,在现实生活中,直管公房的管理单位往往并不理会法院列出的1、2、3、4,在办理承租人变更时通常要求原承租人的所有近亲属或所有户口在公房中的人都要到现场签字确认同意将承租人变更为某人。而这一条要求几乎是不可能满足的,所以许多公房承租人变更的事情就只好卡在那里。
现在,北京市的公房管理机关终于发布了正式的文件,确认了法院提出的确定新承租人资格的判断标准。这就是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于今年6月2日颁发的关于直管公房承租人变更管理的最新规定,京建发[2017]206号文。今天,有一位朋友向我提供了这份文件的复印件。我把其中最核心的内容摘录如下:
“一、我市直管公房变更承租人必须符合以下条件:原承租人迁出本市或死亡,与原承租人同一户籍并共同居住两年以上且无其他住房的家庭成员愿意继续履行合同,符合承租条件的其他家庭成员无异议的,可按原承租面积继续承租。
二、直管公房承租人变更过程中,严禁办理直管公房分户手续,严禁新的承租人为两人(含两人)以上共同承租。
……
六、本通知自下发之日起执行,之前规定与本通知不符的,以本通知为准。”
这就是北京市关于直管公房承租人变更的最新规定。
案件情况:上海市黄浦区同福里街坊地块南京西路某处房屋(以下简称“系争房屋”)于2013年10月被征收,系争房屋为公房,承租人在房屋征收前已经死亡,但未办理承租人变更登记。该房屋内有应某、张某、宋某三个人的户口,应某系已故承租人的大女儿的女儿,张某系已故承租人的小女儿的女儿,宋某系张某的儿子。3人均多年未在系争房屋内居住,系争房屋多年处于出租状态。应某为系争房屋的户主,房屋征收部门上海市黄浦第二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在与应某协商未果的情况下,转而与张某协商并签订《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共取得包括房屋价值补偿款(包括评估价格、套型面积补贴、价格补贴)、装饰装修补偿、签约奖励费、搬迁奖励费、权证建筑面积补贴、搬迁费、家用设施补贴、速签奖励费、计息补贴、风貌保护区补贴、搭建面积补贴、签约比例奖、集中签约奖、临时安置补助费等合计金额200多万元(含3套房屋及现金补偿)。因应某与张某就房屋征收补偿款如何分配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故应某一纸诉状将张某、宋某起诉至法院,要求分得相应的房屋征收补偿款。
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是两个方面:
1、张某在1994年享受过拆迁安置,在本案中是否能再次享受征收补偿利益。
原告代理人调取了1994年张某作为被安置对象,享受过拆迁安置的证据。该证据证明,在1994年张某的父母与徐汇区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签订《房屋拆迁安置协议》,应安置人口为张某父母及张某3人。其中张某作为独生子女照顾居住面积4平方米。安置了徐汇区丰谷路的房屋一套及部分现金。原告代理人认为根据相关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张某在本市已经享受过拆迁安置,依法不能再次在本案中享受房屋征收利益。被告代理人认为张某享受拆迁安置是在2003年之前,黄浦区一般的操作实践是2003年之前享受过拆迁安置的不影响二次拆迁。
2、房屋征收补偿款如何分配。
原告代理人认为本次房屋征收是按照面积计算,即“数砖头”的方式,不享受居住困难户托底保障,不能按照人口数量分配,结合张某享受过拆迁安置,房屋征收补偿款应当由原告与两被告均分。被告代理人认为应当按照人口数量均分。
法院判决:黄浦区人民法院判决原、被告对于系争房屋的征收补偿款享有均等权利。
律师点评:从本案我们可以看出黄浦区人民法院在审理分割房屋征收补偿款案件中,涉及承租人在房屋征收前已经死亡,但未办理承租人变更登记,以及在一方当事人已经享受过拆迁安置,能否再次享受房屋征收利益等问题上的判决思路。当然,基于个案的情况不同,如房屋征收时是否享受托底保障及哪些人作为托底保障对象,当事人是否实际居住,是否可以被认定为同住人,当事人曾经享受拆迁安置的时间和补偿金额的多少等因素都会对案件的结果产生影响。
2018年5月15日上午,最高院召开征收拆迁典型案例新闻通气会,发布了多个典型案例,涉及到征收拆迁过程中的多个方面的问题,主要包括了安置人口确定、违约责任认定、补偿范围大小等行政执法的实体问题,还包括了强拆主体推定、评估报告审查、利害关系认定等程序问题。
目录及速读
1. 王风俊诉北京市房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拆迁补偿安置行政裁决案
律师速读:在征收决定公布之后,征收部门一般会通知公安机关冻结该区域户籍的迁入,之后迁入的人员不属于被安置人员。但是,符合法规规定的户口迁入,例如婚姻、出生、回国、军人退伍转业、经批准由外省市投靠直系亲属、刑满释放和解除劳动教养等情况下迁入的人员,应当被列为被安置人员。
2. 孙德兴诉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案
律师速读:在征收过程中,评估机构的评估报告直接关系到被征收人的合法利益。对于依法确定的评估机构依法进行的评估勘察活动,被征收人应当予以配合,否则将要承担不利后果。
3. 王江超等3人诉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紧急避险决定案
律师速读:近年来,某些地区发生了危房坍塌事故。这一情况被部分地方政府利用,在征收工作的推进遇到梗阻时,征收部门不通过合法合规的方式来推进,反而希望通过危房拆除、城管选择性执法等非正常途径来达到征迁的目的。
4. 陆继尧诉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政府济川街道办事处强制拆除案
律师速读:被征收人在房屋被有关部门强制拆除的情况下,往往难以在强拆发生后收集证据,而责任机关往往会试图推卸责任,不承认自己实施了强拆行为。在此情况下,法院有权依据已存的相关证据来推定责任机关。(可参考本所六安案例)。
5. 吉林省永吉县龙达物资经销处诉吉林省永吉县人民政府征收补偿案
律师速读:征收补偿决定如依据了违反法定程序作出的、不符合法定格式要求的评估报告,该征收补偿决定应当被判决撤销。法院在审理补偿决定案件中,需对评估报告的合法性进行审查。
6. 焦吉顺诉河南省新乡市卫滨区人民政府行政征收管理案
律师速读:起诉征收决定的当事人应当与被诉征收决定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无利害关系的当事人提起的诉请,将被法院驳回。
7. 王艳影诉辽宁省沈阳市浑南现代商贸区管理委员会履行补偿职责案
律师速读: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签订了安置补偿协议,就应当遵守协议的约定。如果征收部门未履行协议,被征收人可以依法起诉要求征收部门切实履行协议约定的义务,且按照最新的规定承担违约责任。
后附案例节选:
一、王风俊诉北京市房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拆迁补偿安置行政裁决案
(一)基本案情
2010年,北京市房山区因轨道交通房山线东羊庄站项目建设需要对部分集体土地实施征收拆迁,王风俊所居住的房屋被列入拆迁范围。该户院宅在册人口共7人,包括王风俊的儿媳和孙女。因第三人房山区土储分中心与王风俊未能达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第三人遂向北京市房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以下简称房山区住建委)申请裁决。2014年3月6日,房山区住建委作出被诉行政裁决,以王风俊儿媳、孙女的户籍迁入时间均在拆迁户口冻结统计之后、不符合此次拆迁补偿和回迁安置方案中确认安置人口的规定为由,将王风俊户的在册人口认定为5人。王风俊不服诉至法院,请求撤销相应的行政裁决。
(二)裁判结果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王风俊儿媳与孙女的户籍迁入时间均在拆迁户口冻结统计之后,被诉的行政裁决对在册人口为5人的认定并无不当,故判决驳回王风俊的诉讼请求。王风俊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依据《北京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一款第三项有关“用地单位取得征地或者占地批准文件后,可以向区、县国土房管局申请在用地范围内暂停办理入户、分户,但因婚姻、出生、回国、军人退伍转业、经批准由外省市投靠直系亲属、刑满释放和解除劳动教养等原因必须入户、分户的除外”的规定,王风俊儿媳因婚姻原因入户,其孙女因出生原因入户,不属于上述条款中规定的暂停办理入户和分户的范围,不属于因擅自办理入户而在拆迁时不予认定的范围。据此,被诉的行政裁决将王风俊户的在册人口认定为5人,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二审法院判决撤销一审判决及被诉的行政裁决,并责令房山区住建委重新作出处理。
二、孙德兴诉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案
(一)基本案情
2015年2月10日,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普陀区政府)作出普政房征决(2015)1号房屋征收决定,对包括孙德兴在内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及附属物进行征收。在完成公告房屋征收决定、选择评估机构、送达征收评估分户报告等法定程序之后,孙德兴未在签约期限内达成补偿协议、未在规定期限内选择征收补偿方式,且因孙德兴的原因,评估机构无法入户调查,完成被征收房屋的装饰装修及附属物的价值评估工作。2015年5月19日,普陀区政府作出被诉房屋征收补偿决定,并向其送达。该补偿决定明确了被征收房屋补偿费、搬迁费、临时安置费等数额,决定被征收房屋的装饰装修及附属物经入户按实评估后,按规定予以补偿及其他事项。孙德兴不服,提起诉讼,请求撤销被诉房屋征收补偿决定。
(二)裁判结果
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本案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根据被征收房屋所有权证所载内容并结合前期调查的现场勘察结果,认定被征收房屋的性质、用途、面积、位置、建筑结构、建筑年代等,并据此作出涉案房屋的征收评估分户报告,确定了评估价值(不包括装修、附属设施及未经产权登记的建筑物)。因孙德兴的原因导致无法入户调查,评估被征收房屋的装饰装修及附属物的价值,故被诉房屋征收补偿决定载明对于被征收房屋的装饰装修及附属物经入户按实评估后按规定予以补偿。此符合《浙江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并未损害孙德兴的合法权益,遂判决驳回了孙德兴的诉讼请求。孙德兴提起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王江超等3人诉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紧急避险决定案
(一)基本案情
2010年,吉林省人民政府作出批复,同意对向阳村集体土地实施征收,王江超等3人所有的房屋被列入征收范围。后王江超等3人与征收部门就房屋补偿安置问题未达成一致意见,2013年11月19日,长春市国土资源管理局作出责令交出土地决定。2015年4月7日,经当地街道办事处报告,吉林省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作出鉴定,认定涉案房屋属于“D级危险”房屋。同年4月23日,长春市九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九台区住建局)对涉案房屋作出紧急避险决定。在催告、限期拆除未果的情况下,九台区住建局于2015年4月28日对涉案房屋实施了强制拆除行为。王江超等3人对上述紧急避险决定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判决确认该紧急避险决定无效、责令被告在原地重建房屋等。
(二)裁判结果
长春市九台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本案紧急避险决定所涉的房屋建筑位于农用地专用项目的房屋征收范围内,应按照征收补偿程序进行征收。九台区住建局作出紧急避险决定,对涉案房屋予以拆除的行为违反法定程序,属于程序违法。一审判决撤销被诉的紧急避险决定,但同时驳回王江超等3人要求原地重建的诉讼请求。王江超等人不服,提起上诉。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涉案房屋应当由征收部门进行补偿后,按照征收程序予以拆除。根据《城市危险房屋管理规定》相关要求,提出危房鉴定的申请主体应当是房屋所有人和使用人,而本案系当地街道办事处申请,主体不适格;九台区住建局将紧急避险决定直接贴于无人居住的房屋外墙,送达方式违法;该局在征收部门未予补偿的情况下,对涉案房屋作出被诉的紧急避险决定,不符合正当程序,应予撤销。但王江超等3人要求对其被拆除的房屋原地重建的主张,不符合该区域的整体规划。二审法院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四、陆继尧诉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政府济川街道办事处强制拆除案
(一)基本案情
陆继尧在取得江苏省泰兴市泰兴镇(现济川街道)南郊村张堡二组138平方米的集体土地使用权并领取相关权证后,除了在该地块上出资建房外,还在房屋北侧未领取权证的空地上栽种树木,建设附着物。2015年12月9日上午,陆继尧后院内的树木被人铲除,道路、墩柱及围栏被人破坏,拆除物被运离现场。当时有济川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街道办)的工作人员在场。此外,作为陆继尧持有权证地块上房屋的动迁主体,街道办曾多次与其商谈房屋的动迁情况,其间也涉及房屋后院的搬迁事宜。陆继尧认为,在无任何法律文书为依据、未征得其同意的情况下,街道办将后院拆除搬离的行为违法,故以街道办为被告诉至法院,请求判决确认拆除后院的行为违法,并恢复原状。
(二)裁判结果
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涉案附着物被拆除时,街道办有工作人员在场,尽管其辩称系因受托征收项目在附近,并未实际参与拆除活动,但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经查,陆继尧房屋及地上附着物位于街道办的行政辖区内,街道办在强拆当天日间对有主的地上附着物采取了有组织的拆除运离,且街道办亦实际经历了该次拆除活动。作为陆继尧所建房屋的动迁主体,街道办具有推进动迁工作,拆除非属动迁范围之涉案附着物的动因,故从常理来看,街道办称系单纯目击而非参与的理由难以成立。据此,在未有其他主体宣告实施拆除或承担责任的情况下,可以推定街道办系该次拆除行为的实施主体。一审法院遂认定街道办为被告,确认其拆除陆继尧房屋北侧地上附着物的行为违法。一审判决后,原、被告双方均未提起上诉。
五、吉林省永吉县龙达物资经销处诉吉林省永吉县人民政府征收补偿案
(一)基本案情
2015年4月8日,吉林省永吉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永吉县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决定对相关的棚户区实施改造,同日发布永政告字(2015)1号《房屋征收公告》并张贴于拆迁范围内的公告栏。永吉县龙达物资经销处(以下简称经销处)所在地段处于征收范围。2015年4月27日至29日,永吉县房屋征收经办中心作出选定评估机构的实施方案,并于4月30日召开选定大会,确定改造项目的评估机构。2015年9月15日,永吉县政府依据评估结果作出永政房征补(2015)3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经销处认为,该征收补偿决定存在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评估机构的选定程序和适用依据不合法,评估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等诸多问题,故以永吉县政府为被告诉至法院,请求判决撤销上述房屋征收补偿决定。
(二)裁判结果
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诉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依据的评估报告从形式要件看,分别存在没有评估师签字,未附带设备、资产明细或者说明,未标注或者释明被征收人申请复核评估的权利等不符合法定要求的形式问题;从实体内容看,在对被征收的附属物评估和资产、设备评估上均存在评估漏项的问题。上述评估报告明显缺乏客观性、公正性,不能作为被诉房屋征收补偿决定的合法依据。遂判决撤销被诉房屋征收补偿决定,责令永吉县政府60日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永吉县政府不服提起上诉,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以与一审相同的理由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六、焦吉顺诉河南省新乡市卫滨区人民政府行政征收管理案
(一)基本案情
2014年6月27日,河南省新乡市卫滨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卫滨区政府)作出卫政(2014)41号《关于调整京广铁路与中同街交汇处西北区域征收范围的决定》(以下简称《调整征收范围决定》),将房屋征收范围调整为京广铁路以西、卫河以南、中同大街以北(不包含中同大街166号住宅房)、立新巷以东。焦吉顺系中同大街166号住宅房的所有权人。焦吉顺认为卫滨区政府作出《调整征收范围决定》不应将其所有的房屋排除在外,且《调整征收范围决定》作出后未及时公告,对原房屋征收范围不产生调整的效力,请求人民法院判决撤销《调整征收范围决定》。
(二)裁判结果
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卫滨区政府作出的《调整征收范围决定》不涉及焦吉顺所有的房屋,对其财产权益不产生实际影响,焦吉顺与被诉行政行为之间没有利害关系,遂裁定驳回了焦吉顺的起诉。焦吉顺提起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七、王艳影诉辽宁省沈阳市浑南现代商贸区管理委员会履行补偿职责案
(一)基本案情
2011年12月5日,王艳影与辽宁省沈阳市东陵区(浑南新区)第二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房屋征收办)签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协议,选择实物安置的方式进行拆迁补偿,并约定房屋征收办于2014年3月15日前交付安置房屋,由王艳影自行解决过渡用房,临时安置补助费每月996.3元。然而,房屋征收办一直未履行交付安置房屋的约定义务。2016年5月5日,王艳影与房屋征收办重新签订相关协议,选择货币方式进行拆迁补偿。其实际收到补偿款316829元,并按每月996.3元的标准领取了至2016年5月的临时安置补助费。其后因政府发文调整征收职责,相关职责下发到各个功能区管理委员会负责。王艳影认为按照《沈阳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第三十六条有关超期未回迁的双倍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的规定,沈阳市浑南现代商贸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浑南商贸区管委会)未履行足额支付其超期未回迁安置补助费的职责,遂以该管委会为被告诉至法院,请求判决被告支付其自2014年1月1日起至2016年5月止的超期未回迁安置补助费47822.4元(以每月1992.6元为标准)。
(二)裁判结果
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王艳影以实物安置方式签订的回迁安置协议已变更为以货币补偿方式进行拆迁补偿。合同变更后,以实物安置方式为标的的回迁安置协议已终止,遂判决驳回王艳影的诉讼请求。王艳影不服,提起上诉。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本案焦点问题在于浑南商贸区管委会是否应当双倍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由于2016年5月王艳影与房屋征收办重新签订货币补偿协议时,双方关于是否双倍给付过渡期安置费问题正在民事诉讼过程中,未就该问题进行约定。根据《沈阳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2015年2月实施)第三十六条第三项有关“超期未回迁的,按照双倍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选择货币补偿的,一次性支付4个月临时安置补助费”的规定,浑南商贸区管委会应当双倍支付王艳影2015年2月至2016年5月期间的临时安置补助费。虑及王艳影已经按照一倍标准领取了临时安置补助费,二审法院遂撤销一审判决,判令浑南商贸区管委会以每月996.3元为标准,支付王艳影2015年2月至2016年5月期间的另一倍的临时安置补助费15940.8元。
9月18日,沪上贴出“京昆传奇”《铁冠图》,以串折连缀的方式登场,奚中路领衔《对刀步战》,柯军领衔《别母乱箭》,蔡正仁领衔《撞钟分宫》,史依弘领衔《贞娥刺虎》,一经开票便售出大半,自然是因为几位角儿同台不易。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或许还有,《铁冠图》在1949年之后就几乎再也没有以串折的方式上演过了。当经年不演的剧目突然现身沪上,海报上的广告语不吝惜以“天地宝藏,绝版再现”的词汇为其造势,多少有点旧时沪上梨园界以海报先声夺人的做派。这其中,也寄托着今人对清末乃至民国梨园界的无限想象。
王朝落幕之际的哀伤穿透时空
昆曲《铁冠图》距今最近的热演的确在民国。据记载,民国15年(1926年),上海的徐园贴出了《铁冠图》的全本串演,《探山》《营哄》《捉闯》《借饷》《对刀》《步战》《拜恳》《别母乱箭》《撞钟》《分宫》《守门》《杀监》《刺虎》等14折,由今天被称为昆曲火种的“传”字辈上演,汪传钤、周传瑛的《对刀》《步战》,汪传钤、郑传鉴的《别母乱箭》,顾传玠的《撞钟分宫》,张传芳的《刺虎》,皆为之后他们的代表戏码。
那是一个昆曲“传”字辈的全盛时代,昆曲虽然式微,但依旧有相当的影响力;那也是一个京剧伶人尊奉以昆曲打底学戏的皮黄鼎盛之年,因此许多京剧名角都演过《铁冠图》。谭鑫培、尚和玉、杨小楼、余叔岩、陈德霖、梅兰芳、程砚秋……这些京剧名伶对昆曲《铁冠图》的学习、搬演,不仅让昆戏以另一种方式存活在京剧之中,而且产生了如《对刀》《步战》《别母》《乱箭》《刺虎》这样的“京昆”戏码。
文化学者吴小如曾经说:“所谓‘京昆’,是指徽班进京后,花部乱弹取雅部而代之,到了道咸年间,京剧由形成而进入内廷,在京剧戏班里由京剧演员演出的昆曲剧目……他们演出的这些剧目,跟南方的仙霓社和北方的高阳班都不一样,风格迥异,情调全殊。”最为关键的是,这些剧目保留着整套昆曲曲牌。而其实京剧对昆曲的“拿来”,或者说昆曲在京剧中的渗透是可以上溯到京剧孕育形成之际的。
昆曲《铁冠图》被京剧名伶“拿来”搬演更使得该戏在清末民国长期盛演不衰。曾经那么火爆的《铁冠图》,在1949年之后因为某些原因成了冷戏。但是当我们把《铁冠图》放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历史格局下来揣测这位佚名的作者时,他对一个王朝落幕之际的哀伤表达却令人动容:英雄忠义却难挽狂澜的悲壮;山河破碎时不同个体的大义大节;社稷轰然倒塌时刻皇帝的孤独、迷惑、无所依托。
这是明清易代之际一个文人的悲情表达,却因为关注历史困境下的个体心灵而可以穿透时空,感动今人。
京昆两个周遇吉,前英勇后悲壮
《铁冠图》作为京昆界共赏的剧目,更重要的意义当然是在“场上”。且不说之前提到的民国14折,单这次的《对刀步战》《别母乱箭》《撞钟分宫》《刺虎》几出就囊括了老生戏、武生戏、官生戏、旦角戏,丰富的行当使得不同折子的观赏点不同,魅力也不同,让观众可以一个晚上尽情领略京与昆的不同韵味。
奚中路的《对刀步战》可谓一个开场大赏。这出戏无论在京剧界还是在昆曲界能者极少,而奚中路的《对刀步战》宗京剧武生尚(和玉)派。奚中路饰演的周遇吉是长靠老生应工,陈麟饰演的李洪基是长靠武生应工,两个人物虽都扎大靠,却各有不同,一个老成稳重,一个年少英姿。而李洪基那套极尽繁复的起霸,将其即将出征前的状态表现得颇具仪式美。
《对刀》
摄影:倪培瑜
二人阵前的三个回合开打无疑是《对刀步战》的最大看点,对枪酣畅淋漓、比刀咄咄逼人,刀枪把子每一次触碰皆严丝合缝。第三个回合二人以鞭步战,动作更是配合得干脆利落,凌厉生风。而周遇吉最后的那套趟马表演,从观马、上马、惊马、制马到策马扬鞭的虚拟身段动作更是叹为观止。
《对刀》
摄影:倪培瑜
有了《对刀步战》这个英勇善战、沉稳大气的周遇吉,《别母乱箭》的这个周遇吉才真正丰满起来。如果说,前一个周遇吉还在让观众为这个英雄的稳、狠、猛而折服,那么后一个周遇吉则让观众看到了一个英雄“人”的本色。奚中路与柯军,二人各为京、昆两界的武生翘楚,他们的同台竞技让我们看到了京剧和昆曲的巨大差异。京剧的武戏一般开打则不唱,在演员的功架上更为注重;而昆曲的表演讲究边舞边唱,要求演员唱做兼擅。
《乱箭》
摄影:倪培瑜
从体验人物内心出发,唱出人物的情感,再由情感给出外部的表情、身段和技艺,是昆曲塑造人物的方法。柯军的这个周遇吉,有歌有舞有念白有武打,最终传情达意。作为人子的周遇吉,通过母亲这一角色情感层层递进,拜母、瞒母、劝母、逼母、别母,内心技巧和外部技巧同步推进,英雄的两难和无奈对应着演员腿上的跪、手上的剑、背躬的腰、乃至于眼睛,通过手眼身法步让这个周遇吉的内心立起来。
《别母》
摄影:倪培瑜
而遭遇全家自尽的周遇吉不容停当就得继续上阵杀敌,内心的情感复杂而悲痛,《乱箭》中开打、枪花、各种翻身又极尽武戏特点。最具浓烈悲情的是,《乱箭》的周遇吉,通过开打与眼神的配合、以及搓步、180度转体僵尸、翻身僵尸等技艺,将身中乱箭而目盲后的周遇吉跌跌撞撞、四处乱打、临死最后一搏的壮烈表现得令人泪目。
《乱箭》
摄影:倪培瑜
“蔡皇”的《撞钟分宫》:“空王冠”的最佳例证
一个周遇吉,前后两出,如此迥异,或许也是《铁冠图》清末民初“每贴客必满”的一个原因吧!然而,我想《铁冠图》的魅力还不仅仅止步于此,一部戏被艺人从案头之作转为场上之作,让“一部剧的不同部分在不同的行当中流传”(戏剧理论家傅谨语),或许才是这部戏不断失而复传,冷而又热、终究没被彻底遗失的真正原因,这里凝结的是不同年代伶人的智慧和创造。
《撞钟分宫》这出戏一定是熟稔场上的伶人将它赋予生命力的,因为,这两折戏并未在传奇案头本中发现关目,留下的最初记载就是在清末民初的《昆曲粹存》这样的演出曲谱中,但是至今它已成为《铁冠图》演出中最熠熠生辉的一折。它说明一个道理,对于戏曲来说,只有以“场上”为出发点的创作才是最经得住时间考验的。
蔡正仁的《撞钟分宫》无疑是当晚的燃情点。当今数一的大官生,当笛子一响起,那支【桂枝香】从“蔡皇”口中唱出的时候,一个心力交瘁、励精图治也枉然的崇祯皇帝站在了我们面前。他勾起了我们对个体在绝境下的悲悯之情,而这份悲悯与国、与家相互绞缠在一起的时候,这个皇帝是至尊与渺小的集合体,他诠释着拥有权柄却最无力的悲凉,他是“空心王冠”的最佳例证。这个末世皇帝,当最后喊出那一句“苍天哪,恨只恨三百载皇图一旦抛”的绝响时,无疑将皇帝之孤独、之荣辱的落差表现得痛彻心扉。
《撞钟分宫》 摄影:倪培瑜
穿透人心的大哀伤绝不是《撞钟分宫》的唯一“筹码”,作为一出曾经盛演不衰的昆曲折子,该戏中所展现出的情景交融、舞台时空的自由流传都归于演员的“身上”,让我们窥得昆曲表演之大美。《撞钟》一折,吃了闭门羹之后的崇祯,与太监王承恩相携,边唱边做,载歌载舞,唱出了阴云密布的心情,唱出了风雪夜踉踉跄跄的艰难,也唱出了二人趱行、登楼的行动,可谓景、情、人系于一身。
昆曲表演艺术乃戏曲表演之大成,而昆曲表演之细腻或许是对戏曲有一定了解的观众才能体察更深。深夜企望敲钟召唤文武百官的崇祯,三次催促王承恩敲钟,三次希望落空, “蔡皇”的手法、眼法、身法、表情的变化,把凄风苦雨中等待的崇祯帝一点点送到了绝望的顶峰。而《分宫》围绕一支【园林好】展开,帝、后、女儿、太子四人合唱、独唱交相进行,通过每位演员的身段、唱念、调度的丰富表现,密织出了一副帝王家生离死别的图景。情感是戏曲表演的魂,昆曲的伟大在于“空舞台”上却能够形成密不透风、浓得化不开的情感场。
《撞钟分宫》 摄影:倪培瑜
浓烈的《撞钟分宫》之后是《贞娥刺虎》,行当又流转到了旦角。昆曲中的贞娥是刺杀旦,以阴阳变脸的技巧为最大的特色,而由昆入京经陈德霖、梅兰芳搬演之后,作为“京昆”戏码的《刺虎》面目却是大不同的。杀人对贞娥来说并非信手拈来,而更多是因为“蒙国母娘娘善待”而决心为君报仇,与其说她此举是国仇之下的忠义,不如说更多是出于家恨,这恐怕就是这出《刺虎》最关键的心理支撑点。所以,我们看到史依弘饰演的贞娥是更细腻而非脸谱化的人。
《刺虎》
摄影:言布
一上场,她虽身着凤冠红蟒扮作公主,其真实的身份却是宫女;她虽是洞房的新娘,但实际又是暗藏匕首的刺客。这是一出有极富戏剧性,也极有现代感的戏,难怪梅兰芳将其拿到美国演也极轰动,关键在于这个贞娥有着丰富的心理和明确的戏剧动机。史依弘的《刺虎》前半场极大地借助表情、眼神、打背躬等手段变现贞娥的强颜欢笑、假意逢迎和暗藏杀机的复杂心理。待换上青褶子腰包、散发之后,可以说此时的贞娥也卸下了伪装,她准备孤注一掷“刺虎”了,此场突出的是一个“怕”和“狠”。
柔弱女子面对“一只虎”待真正交锋之时自然力不从心,但又必须完成刺杀。所以瞬间胆怯、迟疑和抓住机会之后的狠、恨,则是通过外部的抖袖、手法、步法表现出来。可以说,这一个贞娥是丰满的,又是节制的。
《刺虎》
摄影:倪培瑜
实际上,观赏《铁冠图》不啻于在观赏一个京、昆发展互动的标本。清初,它以昆曲入世,在《缀白裘》这样的昆折流行本中还有《别母》《乱箭》《刺虎》等数折可见,随着“花雅之争”京剧的最终胜出,昆曲的一些剧目以另一种方式存在于京剧中,形成“京昆”,比如这次的《对刀步战》《刺虎》。而同时,由于昆曲一度的几近断裂,今天我们看到的昆曲《别母乱箭》《撞钟分宫》其实又在挖掘搬演中借鉴、吸收了京剧的诸多成分。这种互流和互哺最让人感动。
文/张之薇
这里有两个主要原因:
第一,客观原因。
拆迁年度报告的第二部分,是公布中国征收拆迁十大典型案例与评析。今年的典型案例中有超过一半是血案即拆迁引起的流血伤亡案件。这类案件的发布需要证据十分充分,情况确实才行。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由于国内的媒体这两年受到了一定的限制,致使信息源较少。过去的拆迁,只要发生了暴力冲突,或者是引起影响比较大的情况,媒体都能及时的跟踪的报道。像新京报、京华时报、南都、华夏时报、中青、北青等等都能及时公开报道。我在撰写报告时就可以援引媒体的公开报道。
在2017年这方面就受到了一定限制,主流媒体纸面媒体报道困难,网络新媒体报道像澎湃新闻等等也受到了一定限制,大部分拆迁血案没有持续的报道,甚至一开始就被封锁。比如2017年4月13日上海发生因拆迁违引起的枪击案,一死三伤且伤者被警方控制。除了警方的最早发布的那点信息之外,之后就再没有媒体公开报道。我们是由于我们律师事务所朱孝顶等律师接受伤者家属的委托担任伤者的辩护人之后,我们才知道这个案子的准确信息。再后来由于某种原因,当事人解除了对外地律师的委托,改为委托上海本地律师,再次实现该案消息的封锁。十分遗憾的是上海本地律师接受委托保持静默,之后没有消息提供出来,这已经是2018年的三月份的事情了。我们必须关注这个情况,希望有更一步的结果出来写进报告公布。正因为如此,拖了不少时间。
又比如郑州的曹春生案件发生时间是2017年的九月,当年底就已经起诉到法院了。但是从曹春生被抓后到起诉,媒体上对该案也没有任何消息。只是检察院在他的网站上公布了一下起诉的消息。我们想既然起诉了就等开庭吧,但是开庭的消息也没有见诸于媒体报道。好在是北京有两位律师作为曹春生的辩护人参加了庭审,我们才了解到案件的一些情况并予以核实。这个案子需要核实的是曹春生为什么会采取那么激烈的行动伤害拆迁办的人?通过庭审,核实了确实是因拆迁矛盾引发的血案这个基本事实,所以我们才能把它写到报告当中。而这个开庭的时候已经是2018年的四月份了。
第二,主观情况。
我在撰写这个报告的过程当中,从2017年十一月份开始准备,到今年春节长假结束,已经完成了框架和大部分文字,但我没有办法杀青,以完成这个报告予以发布。主要原因在于我的心理上有一个巨大的障碍。
2017年我总结中国拆迁的特点是三句话:拆迁的动力更旺;暴力手段更剧;被拆迁人维权更难。尤其是十大典型案例候选名单出来时,我的心里感觉十分不好,似乎看不到我们国家依法治国的阳光照耀到拆迁领域的一点希望。作为学者需要冷静的分析情况,我不能把这种悲观情绪,把这么一个充滿绝望的报告提供给社会。担心可能带来误读,引起社会更多人的绝望。就在这犹豫当中,五月份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2017年的拆迁典型案例共八个。在这些典型案例,虽然量不大,激烈程度和我们在报告中提起的十大典型案例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但是我从中看到了希望。八个典型案例中,有半数以上是原告胜诉,也就是政府败诉。
过去长期以来到目前为止,最高法院日常发布的那些裁判案例,基本上都是原告败诉,不是驳回原告的起诉或者是再审申请就是最终判决原告败诉政府胜诉。这种情况显然不符合当前拆迁领域矛盾的真实的情况。我一直讲一个观点,中国拆迁领域的矛盾这么激烈,主要的责任在有关政府,而不是在被征收人被拆迁人。而最高法院的判例,如果一如既往的宣传原告败诉,政府胜诉,第一不符合实际情况,第二是给社会带来一种误导,民众会认为民告官难而且完全没有希望。当五月份最高法院这个八个典型案例正式的发布之后,我感到了一种希望,所以我把这八个典型案例写入“期望2018年”,也就是拆迁年度报告的第三部分所分析的,能给民众与希望,希望依法维权成为主流,推动中国法制进程,构建法治的和谐社会。
6月1日,我把这个报告在自媒体上发布后,得到了很多媒体朋友的关注。虽然也出现了一些封杀比如说删帖的情况。但总体上讲这个报告还是突破封杀,让社会看到了关注到了在时下的中国,拆迁问题是社会矛盾的主要源头之一。我们无法不去看不去听拆迁领域的问题,也无法当聋子瞎子哑巴。
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承担起社会责任,我们有义务把一个民主的法治的和谐的社会留给我们的后代。这是我写这个报告的初衷和希望。按照往年的惯例,中国拆迁年度报告的发布是需要开一个新闻发布会来把这个报告隆重的推向社会。考虑到今年的特殊情况,而且是六月初是特殊的时期,不宜搞大型活动,所以我犹豫再三还是决定先用我的自媒体把它发出来能够引起大家关注,防止胎死腹中的悲剧。
《2017中国拆迁年度报告》后,有的媒体转发了,但被封杀了。对此,我深深地表示遗憾。同时,深深地感谢朋友们的支持,希望朋友们继续关注中国拆迁这个社会矛盾的热点问题。
好幾個星期以來,有兩頭雄獅一直在殺害牛隻和山羊。肯亞奧斯旺地區的馬賽族牧人已經受夠了。
「我們知道怎麼殺獅子。」一位年輕的馬賽族戰士義憤填膺地告訴肯亞野生生物服務署,他指的不只是他和族人手上的矛,還包括毒藥對於這些牧人。獅子是對他們生計的威脅,而非野生生物服務署極力保護的國家象徵,而毒藥現在成為了他們偏好的武器。
在肯亞及非洲各地,毒藥被用以殺死小動物做為食物(我們還不清楚這對人類健康的衝擊)、盜獵大象和犀牛以取走象牙及犀角,或是拿來獲取動物身體部位以製作傳統藥物。另一種難解的毒殺來自人類與野生動物的衝突例如,獅子或鬣狗殺害牲口,或是大象破壞財產而這種毒殺通常牽涉到農藥,因為農藥便宜容易取得,而且致命。
「毒殺是個大問題。」蓋古亞承認。而且這個問題還沒有解決辦法。無論何時何地都可能有人因報復動物而下毒,但是證據通常只是口耳相傳,而且幾乎都不夠充分。儘管如此,幾乎每一位監測肯亞野生動物的人生物學者、KWS的工作人員以及保育團體都同意下毒事件可能會繼續變多,因為人和野生動物間的衝突不斷增加。
肯亞的保護區四面楚歌,包括南方所有的一級保護區和國家公園:馬賽馬拉、安博塞利、西察沃、東察沃。快速的建設開發從高速公路、鐵路、電廠、電線到重工業、高科技中心以及擴張的城市正在侵蝕保護區。肯亞人口已讓當地資源供不應求,預計2050年將接近倍增為超過8000萬人,這也讓野地逐漸變為農場,阻斷了動物的行動。
因此,和國家公園相鄰的那些土地愈來愈不適合野生動物居住。大象和其他大型動物需要這些地區才能在不同國家公園之間遷徙、進行季節性播遷以尋覓食物和飲水,以及生育下一代,對這些動物來說,人類侵占土地的後果是災難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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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亞已經走到了十字路口。「我們已經不再將我們的國家當作野生動物的避風港來保護。」湯塞特說,他指的是肯亞加速的經濟成長。「我們想成為非洲的杜拜。」
獅子是肯亞的招牌野生動物,但數量卻從50年前估計的2萬頭,減少到如今整個國家只剩不到2000頭,而且已從原來90%的分布範圍中消失。每一次刻意的毒殺都將肯亞往非洲野生動物攝影師彼得.比爾德著名的用語「野生動物的終結」更推進一步。
世界各地的人類都有使用毒藥獵取獵物、殺害敵人的漫長歷史。東非的箭毒樹含有一種化合物,可以讓大型哺乳動物心跳停止,已經被廣泛使用了好幾個世紀。近來,用番木鼈鹼防治「有害生物」已成例行公事,就連知名保育家喬治.亞當遜也用它來解決被他視為麻煩的鬣狗。
但是最致命的轉變是為農業所發展出的合成毒物,即殺蟲劑和除草劑。這把雙面刃仍然在危害非洲許多地區,以及許多其他國家。從1980年代起,當非洲各地的人口開始呈爆炸性成長,對土地和糧食的競爭急遽上升時,地主和牧民發現農藥也可以用來殺死掠食動物(獅子、花豹、野狗、胡狼)、食腐動物(鬣狗、禿鷲),和破壞作物的動物(大象和某些鳥類)。
從某個時間點開始,人類也用這些致命的化合物盜獵鴨子和其他水禽,當作食物出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