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卫东先生。

张卫东，满洲正白旗霍罗氏后裔，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教育家，北京史地民俗学家，国家一级演员。代表剧目《草诏》《搜山打车》《写本》《祭姬》《骂贼》等，曾获“首届全国昆剧青年汇演优秀表演奖”“首届全国昆剧节汇演个人表演奖”“全国第三届少数民族艺术节优秀表演奖”等。1989年起，在全国各院校讲授、普及昆曲，著有《赏花有时 度曲有道：张卫东论昆曲》（正编、续编），《昆曲艺术课教程》等。另出版有光碟《张卫东演唱说戏牡丹亭》《昆曲在北京》等。

“中国古代的传统文人，读书不足写诗，写诗不足填词，填词不足度曲，度曲就是写昆腔曲牌子的唱词。”在近日举行的“精读堂”活动中，昆曲名家张卫东先生用书会雅集的方式作“古典文学与昆曲”的主题讲座，梳理古典文学与戏曲写作的发展脉络。在张卫东看来，昆曲是典型的文人艺术，其直接来源是唐宋诗词，所依据的基础是宋元南北曲，内核是儒家思想。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最终沉淀在昆曲上，曲中有经、曲中有诗、曲中有词。“昆曲不是戏，而是儒家礼乐文明的延续。”他说。

戏曲界内鲜有不识张卫东者。他自幼向吴鸿迈、周铨庵、樊伯炎等先生学习古文诵念、琴曲、昆曲等，被文博大家朱家溍收为入室弟子，多年来一直表演、研究、普及昆曲。张卫东还是贵阳首个昆曲社——“见一曲社”的导师。

昆曲不是戏，是中国古典文学演变的结果

张卫东说，中国古典文学创作随着文字发展和音韵流动不断发展，由此形成了不同的文体。他引用王国维先生《宋元戏曲考》的提法：“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这句话为中国数千年的古典文学创作梳理了一份简约的目录。

中国古典文学的源头，不仅注重文字本身，且注重文字之外的音韵，最后还能以歌舞的形式呈现出来。简言之，中国古来的文学创作风格，是可看可听可读可歌唱的立体学问。“正所谓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张卫东首先以“音韵”为线梳理文体的流变。《诗经》年代，劳动人民在生活中会产生情感表达的动能，用随意的曲调和粗鄙的语言哼唱出来。采诗官将民间的调子、音乐形式继承下来，套上精致、雅训的文辞，再经过文人的不断雅化、精化，形成一种美丽的歌唱，这就是“诗”。时间流转到唐代，更是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音韵知识，而这些古典音乐的灵根多数在于唐诗的流传。等到唐诗不能满足文学创作者的愉悦时，便会发展出新的歌唱词调，且比唐诗更加靓丽多彩，这便是宋词的曲牌。曲牌原本都是生活中的小调小曲，因为音乐节奏较好，所以被文人们拿来用，用一些雅训的词来填充，再由一些歌唱者们演唱，如此流传下来。

我们知道，后人是无法再唱唐诗的，而宋词中的大部分则可以唱出来。“为何唐诗音乐消失了，而宋词的曲调还保留了一些？”张卫东解释，原因在于唐诗的歌唱是“徒唱式”，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理解歌唱，每首诗都唱得不一样；而宋词是倚声填词，属于“准格式”歌唱，这种歌唱传留下来始称之为“有准谱”，后称之为“词谱”。

宋之前的五代时期正是中国语言大变革时期，到了宋初才渐趋稳定，如此词调又发展并形成南曲，这就是南曲音乐文化中最重要的一个文学创作题材——南戏戏文。南戏戏文写的多是爱情故事、家长里短，得到的自然是晚唐“花间派”之衣钵，既是在浅文学的基础上发展，也有更深层次的变化，戏剧矛盾冲突还没那么激烈。南宋迁都临安，经济基础在全世界首屈一指，因此，艺术创作风格多偏向安逸，南戏的戏文里政治矛盾冲突平淡，大部分都是爱情以及忠孝主题。但是，北方的金元诸宫调以及院本、杂剧就不同了，特别是元代的创作，社会最底层的文人需要借此抒发自己的不平。元杂剧的特点是利用口语白话，创作出曲词像诗词一样的意境。白朴的《唐明皇也梦梧桐雨》、关汉卿的《关大王独赴单刀会》，以及根据《莺莺塔》发展而来的王实甫元杂剧《西厢记》等。这时期的文人们写元杂剧被歌女歌唱，而后就能有社会影响，这种创作矛盾冲突突出，大多写历史故事或爱情故事，因为立意很集中，又是口语化的唱词，使得广大观众们喜闻乐见。

张卫东说，唐诗、宋词、元曲、南戏，都是中国古代文学创作史中能独立出来的学问。南戏是南宋可歌唱的舞台艺术；元曲是从金、元诸宫调发展起来的，目前昆曲里还有很多元杂剧依然活跃在舞台上。

“元代末年，昆山腔才出现名目。”张卫东说，当时文人多不愿为官，很多都隐居在江苏昆山一带，南北曲在他们手上合流为昆山腔，也就是昆曲。朱元璋定鼎南京后，效法南宋风俗教化、礼乐的治国方式，用南北曲的方式演阐道除邪、忠孝节义的故事内容。“元曲就像黑白片时代的作品，明朝的南北曲传奇好比电视连续剧，动辄三五十出，直到清初还是这个状态。”张卫东形象地说，而昆曲是在唐诗、宋词、诸宫调的基础上，把南戏的南词和北杂剧的元曲继承下来，后来形成南北曲构成的昆山腔唱法。可见昆曲不是戏，而是中国文学，特别是古典文学诗歌的一部分。

后昆曲时代，“改雅为俗”的文体变化

张卫东说，昆曲形成全国顶峰的时代是明末清初时期，小说家曹雪芹本来写南北曲传奇《石头记》，结果写不下去了，没有观众喜爱。“那时人们看舞台剧目已经达到饱和点了，前朝留下来的剧目已经形成折子戏，‘看故事而动情’的时代一去不返，‘看唱念做打’的表演技术时代到来。那怎么办？变法！”这意味着后昆曲时代的到来。于是，曹雪芹继承明末清初以来小说笔记的创作方式，用当时最时尚的浅文言和白话写《石头记》，里面还有一些昆腔和诗词点缀其中。与此同时出现的，还有蒲松龄的《聊斋志异》。

曹雪芹之后，不得不提文康的《儿女英雄传》，这部作品可谓是近代白话小说的祖先：以纯粹口语的方式演绎市井生活。“清代初中叶以来的文人走向没落，改雅为俗的文体变化也是社会必然。《儿女英雄传》就是继《红楼梦》以后进一步的改雅为俗。”张卫东认为，中国文化自唐宋以来就是一个改雅为俗的文化，也就是长衫改小褂、小褂改坎肩、坎肩改背心、背心改裤衩。“继文康《儿女英雄传》以来，最著名的就是《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儒林外史》等，这些作品用较为节俭的评书方式写出来，再用通达的语言句子完成文学创作。”

他提出要反思当下中国文学创作：写文章并不难，最难的是道。以昆曲为例，昆曲演唱的杂剧、传奇，凝聚着古典文学的内涵，有着浓浓的书卷气。楚辞、诗经、汉赋、唐诗、宋词已经衰微，而南北曲却是一门依然鲜活的文化奇观，传递着中国古老文化。我们不应该把昆曲简单看作舞台戏曲，它是儒学高雅艺术文化的一部分。旧时昆曲的传承，多以儒学为根本的读书人为主流，与一些音乐、表演者们共同维护沿袭。恰恰是因为有儒学思想支撑的这层关系，昆曲传留至今，久衰而未亡。

基于此，张卫东对“文学”进行新解：文就是“文以载道”，即文字学通了，学是要低头不断学习文章，把文章学在家里头，家庭的教育高于社会的教育；繁体字的“学”两边是习，是反复的复习，中间是一个文，也有四个叉子是爻字，爻是一卦，那个宝盖就是家，底下是儿子孝顺。唯有像忠孝一样对待学习，才能学有所得。（郑文丰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