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败坏共生体的古文经学『儒教』的终极诞生
究竟有没有所谓的『儒教』？从宗教意义上来，宗教是来生主义的，儒家不讲来生，在宗教意义上当然不是宗教。但在氛围上，『儒教』还是诞生了。
虽则不是讲来生一如宗教，但是，在隐含背后的意义在比类上而言。它确乎存在于古代经学的一个大块区域下，那就是两汉历三国、六朝到隋唐的古文经学界，就是在一种『儒教』的氛围下的学术区块。
在老庄及佛教兴盛的三国、六朝，『儒教』被拘陷在一个学术窄笼里。因为，那个时代本就儒学衰微。到了唐代，五经正义的确立，经学是取士的要则，但不是安身立命，文可以不载道，世俗已变，文人以经书进身，但不必以经书为安身立命之终身职志。故唐代经学不可谓盛。到了五代战乱，而到宋代经学面目一变，理学之起；明代又继而心学之出。以下驯至于近世儒学一变而为考据，二变而为经世，又返乎如汉今文学之派。而惟一可以看到『儒教』之起者，就源于两汉之古文经学之起。
为一清眉目，洗涤思虑，诸君请想一想。如基督教、天主教之圣经，有《雅歌》之篇，《雅歌》本为古以色列的所罗门王的情歌集，而到了宗教信徒手上，必解经为人民对上帝之爱，或上帝对人民的疼爱，而取代了此《雅歌》本为所罗门王咏情妇之作；吾人可以比对一下，明明《诗经‧关雎》是一篇高等贵族的情诗，但古文经学的所谓《毛诗》，就一定要像教徒对于《圣经‧雅歌》释高等贵族的王族的君王所罗门王的情诗释为上帝对人民之间之爱一样，要释为文王德化之下后妃之德感化南国之民，《毛诗》此古文经学诗经派的要把文王或周公予以宗教教主化的目的，是不言可喻的。『儒教』的诞生，就是古文经学派所造成的一种氛围。
但看一看当时今文学派的释《诗经‧关雎》，如鲁诗、齐诗、韩诗三派，都是把此诗的来龙去脉解释那是在西周康王时的作品，因为贵族诗人看到有一天，周康王因为迷于美色而不早朝了，于是写此讽喻之诗，要教诫君主要爱美色有道，不要沉迷。三家诗今文学派释诗规规矩矩，讲其来历，及现实上是什么目的而写的。三家诗是活在当下现实社会上来解读此诗的。而古文经学的《毛诗》派是朝立下宗教教主周文王及周公为目的，而把诗篇朝圣经化去涂脂抹粉，歪曲史实，而向把周文王及周公迷信化及封建化为目的。其诠释《诗经》的目的，是把《诗经》当成西方宗教的《圣经》来供奉、崇拜，不得有异议。
但事实上，《诗经》之作，是西周封建天下到东周初期封建制度解体中的几百年间之作，由上至天子或国君公卿，下至高中下级贵族所作（按，西周到东周初的诗经时代，只有贵族能受教，平民无受教权，都是文盲，不能写作诗篇）。因着有所感而兴，故成就了这些诗篇。不是先有一个周文王或周公的德化在心，于是受了德化后，或为了伸张文王及周公之德风之下，写出的诗篇。而古文经学家是不允许他们解读的文王及周公德化的『儒教』思维受到质疑。必须用更多的伪言，更多的不实包装去加工包装。于是乎，所谓信奉『儒教』的古文经学家要创造更多的伪说来欺骗世人，以证成所谓古文经真是真命天子之传承。
此所以郑玄要骗世人说，《毛诗》序是子夏作。序是子夏作，那么，《毛诗》岂不就应是《子夏诗》了。因为，如果序是子夏写好，再经几百年后，有毛公其人，根据子夏的序，再写出《毛诗》岂不天方夜谭。此所以像郑玄这些骗徒，他们讲出的话，只要不是智障，详加分析，必可以揭其伪的。
但多少后来的学人，能揭而不用脑，只用信仰，先信仰郑玄是伟人，一如西方宗教里的耶稣，那么他的一言一行，全部圣徒化。他说《毛诗序》是子夏所作。日后，二千年迄今的『郑』教狂的经学术士一律传播此一宗教信仰，说《毛诗序》是子夏所作。……吾人举此古文经学的伪经《毛诗》（按，《毛诗》其实是西汉成帝年间徐敖伪造的，此吾人已有专文考辨），来比对一下基督及天主教的对于《雅歌》的附会和古文经学家如徐敖及郑玄之流对《毛诗》的附会，即知古文经学家把现实社会改良目的的儒家，塑造成一个封建思维的宗教临界取向的『儒教』，立周文王及周公为上帝，希图五经《圣经》化，创造出『儒教』，虚立许多不实的圣徒传承，包括《汉书‧儒林传》里的古文尚书、毛诗、左传等被当成古文经的伪传承谱系，及古文经学家解经的不实训诂及名物之解析。
从西汉到东汉，古文经学家们一直在设法创建『儒教』。在西汉，他们的企图是完全失败的。『儒教』狂们先拱出一个河间献王，河间献王好儒，此《史记》明言，但亦只如此而已。而古文经学家又造出了所谓河间献王献雅乐，或献古文经，或献与毛生共着的《乐记》这些实无其事的诳语，此吾人已有专文揭发了。二是刘歆伪造鲁共公坏孔子壁得到《古文尚书》《逸礼》事。三是成帝年间，在朝有平当其人，助外间古文经学伪党如张霸及徐晔等人献伪《古文尚书》百篇及古文经学先驱王禹伪造的河间献王雅乐。在外间此伪党由徐敖伪造《毛诗》、王璜伪造《费氏易》；四是到王莽掌权的平帝元始年间，刘歆成立班子为王莽量身订做，将中秘所藏的古文《周官》全面改作成《周礼》一书。
不过，刘歆虽贵为王莽国师，但是，他想立的古文尚书、逸礼及左传在王莽时代还是不得立，因为王莽能掌权就是要靠儒生拥戴，而当时的所谓儒生，全都是后人所称的今文学派，王莽乃政治上的务实派，早先看到刘歆为争立古学灰头土脸，他以巩固政权为尚，犯不着跟着国师刘歆一头热，去冒大不韪。此所以即如王莽时代古文尚书、逸礼、左传都在王莽最后有决定权之下而不得立，而更不要谈《毛诗》了。因为刘歆其人其先为楚元王，楚元王家学就是鲁诗一派的（《汉书》所伪称的楚元王诗），在《七略》里直接就挖苦《毛诗》是『自谓』（自说自话）子夏所传，对《毛诗》深有敌意。连向王莽建议一下都不可能。故东汉中期的古文经学护伪者班固于《汉书》时谎称古文尚书、逸礼、左传、毛诗皆立于王莽当政的平帝时，都是欺后世俗儒的欺世之言。
东汉初年，那些原先依附于王莽的古文经学家们，于王莽灭亡后，力量集结，他们比刘歆其实看得更远，而作伪力度更大。刘歆好古文，所以要立古文经的古文尚书、逸礼及左传，但不屑于非古文的毛诗（按，连《汉书‧艺文志》里毛诗都没有古文经在列）。但就因为古文尚书及逸礼只存于中秘，不立于学官，于是王莽灭亡时的京城大乱，古文尚书及逸礼没有讲学大夫或博士及弟子传承之下，就亡了。左传、毛诗因为本非朝廷所独有，王莽灭亡也不受影响。于是，王莽灭亡时，古文经学界的杜林就把当时的今文尚书拿来，依《尔雅》把古字代今字，伪造了漆书古文尚书，由友人卫宏作训旨及《古文尚书序》；又再伪造了《毛诗》古文经版本，也由卫宏写成了《毛诗序》；杜林亦伪造了《古文孝经》，以友人卫宏校的名义骗世而出。其他如《古论语》《古费氏易》亦是出自杜林之手，此吾人已有专文考之了。
像是许慎《说文》就不审这些所谓西汉未见的古文伪经的可疑，一概当成宝而收在《说文》里。而班彪和古文经学的尹敏为密友，而其子班固又与尹敏为同事，班彪班固《汉书》里的大量不实的学术伪史见于《汉书‧艺文志》《汉书‧儒林传》里，就是班固蓄意为造古文娙学伪史以伸张『儒教』，故汉末卢植曾上奏表彰班固是古文的功臣，究其实，班固又非经学名家，其惟一大有功于古文经学『儒教』的，就是完全塑造了一个虚无的古文经学『儒教』伪圣徒谱系，及张大于西汉实无影响力的古文经学辉煌伪史，功在古文经学『儒教』，于是乎，害惨了后世学界，大抄《汉书》谈今古文经学者，鲜不受其欺骗，而沦为散播不实言论的伪『儒教』的车手。
所以谓古文经学家们都是败坏学术之徒，不是指他们虚立伪周文王及周公的理想德化国，而是指他们为了达到让人们信以为真的目的，而不择手段，造出大量伪承谱系及伪圣徒出来。不过，如此一来，可以就如同汉末卢植的对班固的颂赞，要不是班固写伪史，虚造西汉微弱的古文经学失败史转而为古文经学辉煌史，那么古文经学真还没有什么搞头。
而吾人再看，古文经学界在王莽当政下，一事无成，而到东汉初，原投在刘歆及王莽门下的古文经学家又生龙活虎起来，他们一是造出伪的古文经来，把不是古文的《毛诗》《费氏易》《孝经》《论语》《周官》本文之外的《周礼》其余文字，镀成古文经，先拿出古文的凭据出来，再对这些古文经又是序又是训，这些东汉古文经学界的团伙，都是在东汉，有的如杜林还在王莽时十分风云的，他们包括了杜林、卫宏、郑兴、贾徽、尹敏、班彪及第二代的如郑兴之子的郑众、贾徽之子的贾逵、班毝之子的班固都是此一伪造团伙分子。而后来继之者，则是人品不佳的马融及实多虚枉的郑玄。
到了魏世则有皇亲国戚的王肃。王肃之伪，如伪造《孔子家语》及或尚书孔安国传等等，申马、贾而斗郑玄，自是门户内风暴。不过，在此儒家衰微，释老转兴的三国及六朝时代，伪说及伪传承谱又大兴，今文学已倒，而古文经学于此衰微时代代兴，但为了抗衡时兴的释老，更加把『儒教』无限上纲了，而伪史造的更凶，此所以像是《毛诗》还出现了两套子夏到毛公的传承谱系，都是出现在中原以外的东吴，一是徐整的，二是陆玑的《毛诗》伪传承谱系。这些醉心于『儒教』（古文经学）的儒者们，对抗释老，就是拿出更多的伪证据，以申明古文经学是古老传承的中原宗教，不必释老来搅局。
只不过，中原大地，于此年代，杀伐不断，释老更兴于乱世，儒教不颢。『儒教』门面摖得再光，底掏的再深，还是敌不了佛教、道教或道家的入人心。『儒教』的企图，西汉没有实现，王莽时代没有实现，东汉作足功夫，郑玄谎话说尽，三国王肃再开谎，徐整、陆玑添伪，但战乱让伪漆书古文尚书都失了去，新伪本又出于江左。倒是北方伪《周礼》出头天，开出一片气象，此古文经学于入中原的胡人反而学了去，当做汉化的先鞭，在政治上去妆点门面去了。『儒教』至此，还是渡如今文学的现实面去了。
总结来看，古文经学家起于西汉，其发展史就是一部学术伪史制造史，及『儒教』的制造企图，对人心而言是败坏有余，光明面不足。其有益于后世的，训诂名物方面后人有赞之者，但许许多多的对于训诂名物的解释，只可用臆解评之。有的明显看出其中之不足，有大量的解释，亦只能姑妄听之。往往，从地下文物的挖掘出来，反而可以在训诂名物的解释上有帮助。像郑玄三礼之学，就是一塌糊涂，其以《周礼》为周代之礼，以《王制》为商代之礼，就已十分错误。《周礼》当然不是郑玄立基上的周公致太平之书，于是其释周代礼的训诂名物用《周礼》去证明为周制，就十分可笑。而再以汉初《王制》的释礼当成商代之礼，更是指鹿为马，令人摇头不置，如此的三礼之学，岂不可以以混账一言蔽之了。言之凿凿，而尽是水中泡影。只是因为先秦史籍多数湮灭，不得已用之者其慎之，应再三斟酌而不能直抄。
『儒教』有此企图而于中国学术史上终还是无响。（刘有恒，2017.12.2作于台北）
